22/05/10
作者/來源：重慶晚報 http://news.163.com
“我們把新加坡作為領(lǐng)導干部海外培訓首選，是因為新加坡的發(fā)展經(jīng)驗對中國有特殊的借鑒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曾如是解讀，“新加坡在發(fā)展中所遇到的問題、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決辦法，正是我們現(xiàn)在遇到或?qū)⒁龅降拿埽覀儸F(xiàn)在需要用或探索將要用的辦法。”
追溯干部赴新加坡培訓初衷，合情合理，學員們的感受與表現(xiàn)又如何呢?
參考的模式
新加坡最早面向中國官員的南洋理工大學，從1992年開始開辦一周至三個月的短期培訓班，以中文授課，內(nèi)容包括經(jīng)濟管理、企業(yè)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訓的已有9200多人，分別來自中國各省及中央機關(guān)和央企。
面對中方不斷增長的需求，南大自1998年開辦了學期為一年的管理經(jīng)濟學碩士課程。2005年，南大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及各省市組織部合作開辦了公共管理碩士課程，這就是今日俗稱的“市長班”。
市長班課程的主要內(nèi)容是東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論、東亞各國的經(jīng)驗，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操作。該項目主要特點包括由新加坡政府退休官員講授課程，和參觀新加坡各企業(yè)總部的活動。一年課程的學費是兩萬元新幣，相當于10萬人民幣，至今已有300多名廳局級和處級的中國干部參加。
“中國政府為什么對新加坡非常感興趣?”市長班項目副主任和助理教授張志斌解釋，“因為在他們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國一樣，都是穩(wěn)定的執(zhí)政黨，而且新加坡經(jīng)濟繁榮，社會安定，而這正是中國政府一直夢想的。”
“當然，事實跟想象肯定是有差距的。”張志斌又說。
最突顯的差距之一，是小島和大國之間沒有太多的可比性。負責講授市長班項目公共管理概論課的何啟良也向記者證實，“學員都能體會到，新加坡的很多體系是不可能運用于全中國。”
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發(fā)展局、貪污調(diào)查局等機構(gòu)之后，很多中國官員對何啟良表示，新加坡能實行的政策，因為歷史、權(quán)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所以許多政策在中國的城鎮(zhèn)里是不可能實施的。”
何啟良稱，至今還沒有一個官員受培訓回國后，成功地在中國實行一個新加坡式管理體系。“所謂‘新加坡模式’對中國官員來說，恐怕只能起到個參考作用。”
用功好學生
雖然無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但中國官員在南大的課堂上，仍是非常積極的學生。
“如果是早上9點上課，他們8點50分就會到。”給市長班講課有五年經(jīng)驗的何啟良稱，“他們態(tài)度很認真，活躍地參與課堂討論，對教授的要求也相應地高。給他們講課時，我能感覺到他們對成功的渴望。”
市長班成員是每年由中國中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選的。何今年的學生名單上，級別最高的是湖北省鄂州市市委書記范銳平，范同時擔任了這屆市長班班長。
當年何博士第一次給市長班講課時，驚奇地發(fā)現(xiàn)來自中國內(nèi)地的官員們其實多有積累。“很多來自西方的公共管理概念，他們在中國早就聽說過，甚至已經(jīng)開始實施了。”
但來自中國的學員們對國際管理理論的理解，跟何想傳授的內(nèi)容，并不完全一致。“問題是，他們只是大概知道這些概念和技術(shù)，并不理解它們更深層、更復雜的真正含義。”
何啟良認為，這種思想上的限制，取決于中西文化和歷史上的區(qū)別。“他們熟悉的中國體制里，國家、政府和黨，都是融成一體的。講到民間社會、非政府組織等相關(guān)概念時，我也沒法找出中國的例子，來給他們解釋。”
一位參加此項目的新加坡本地學生也有類似體驗，她說：“中國官員對很多概念的理解和我的不同。比如，他們對非政府組織的理解是：一個不是政府直屬，但仍有政府官員在內(nèi)的機構(gòu)。我問他們：有政府官員在內(nèi)，有政府的直接介入，不是就不能稱‘非政府組織’嗎?但他們覺得還是可以，因為他們認為組織里還是需要有政府代表。”
圍成一圈子
項目副主任張志斌也知道這種授課困難的存在。但他更認為，中國官員在新加坡一年里的教育，并不限制于課堂上的培訓。“我們在課程上，的確比較單一注重技術(shù)方面的內(nèi)容。因為中國政府派官員來，是希望他們能學一些技術(shù)性的措施，來解決中國一些具體的問題，如城市規(guī)劃、環(huán)境管理等。”
“但是技術(shù)的背后，總是有制度和文化層面的因素。”新加坡從1965年獨立以來，一直由李光耀的行動黨執(zhí)政。但在憲法和法律上，它有完備的民主構(gòu)架。張認為，這必然會啟發(fā)中國官員們?nèi)ニ伎肌?/p>
“他們在新加坡學習和生活的一年當中，潛移默化而學到的東西，會督促他們突破技術(shù)層面，去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如：在一個法治國家里，民主架構(gòu)要如何建立?它在文化層面上、在體制層面上，應該是什么樣子?”
“這樣一來，我們既達到了中國中央政府的期望，同時也超越了它，激發(fā)官員去思考制度的作用、文化的角色。”
這或許是生長于中國內(nèi)地的張志斌對市長班和中國改革發(fā)展的理想。但土生土長于新加坡的何啟良卻觀察到，市長班學員和本地人的課外交流非常有限。“我一直鼓勵他們多出去和新加坡人交流，不要讓生活圈子這么封閉。但是他們就是喜歡圍成一圈子。”
何向記者描述，某屆的學員曾經(jīng)20個人一起去銀行辦賬戶。銀行一下子接待不過來，便特別給他們開個服務窗。“結(jié)果他們卻生氣了，說為什么對我們的服務不一樣?我常勸他們多分開來，兩三個人出去玩，會很容易認識新加坡人、被他們接受。你20個人一起出去，會把別人嚇走的。”
給未來打基礎(chǔ)
張志斌對中國的未來，以及市長班對之的貢獻，比較樂觀。“培訓的效果不是一兩天內(nèi)就能看出來的。它是為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后的未來打好的基礎(chǔ)。”張認為，“每一個在新加坡住過一年的官員，都會有所改變。”
“有些畢業(yè)官員跟我說，他們回國之后感到很痛苦。因為他們打開了雙眼，卻發(fā)現(xiàn)周圍的很多東西跟理想有一定距離。但以個人的能力，他們無法改變這些東西。這種痛苦本身就是很大的收獲。”
對于官員們在新加坡互相交流的行為，張博士更是充滿希望。“中國文化很講究同窗。好幾屆市長班現(xiàn)在都有QQ群。他們跟我說，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這個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學們最近在做什么。”
“我希望他們以后能互幫互助，如果真的做大了，當上省長或部長，能夠支持‘南大團’里的其他同學。當然我說的不是希望他們?nèi)プ鍪裁磯氖拢且驗樗麄冊诶砟钌媳容^接近，能彼此認同，或許能把他們在新加坡潛移默化而學到的，體現(xiàn)到政策去。”張志斌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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