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噩夢遠離孩子

寫在前面的話：　　

值此5.1汶川特大地震兩周年之際，地震孤兒卻沒有回到人們的視野！他們是一群需要幫助的孩子，他們還生活的好嗎？為此中共四川省委黨校2008級碩士研究生蘇茂林等一行，對四川省綿陽市地震孤兒的生活、心理援助狀況進行了調研。調研結果與大眾媒體報道迥然不同，這也導致許多刊物均以問題太敏感不愿刊發，費盡周折，《農民日報》在2月3號刊載了其中部分內容。各位：沒有反思的淚水只會白流，現將全文在網上登出，希望能對你了解孩子實情有幫助！　　

讓噩夢遠離孩子　　

——綿陽地震孤兒心理受援狀況調研紀實　　

蘇茂林 彭利 呂松旭 黃念兵　　

（中共四川省委黨校 四川 成都 ）　　

“地震孤兒”，這個因上天失誤造就的名字，當我們面對他們時，他們是一群“怕做噩夢”的孩子。人情的冷落加速了他們的孤獨和反叛，過分的熱情卻又扭曲了他們想要的平和心態。這種對立的情緒意味著在地震孤兒的一生中心靈的震顫和撫慰將持續很長很長一段時間。這也是我們在持續半年多的調研后最想告訴那些或“心血來潮”或“急功近利”的志愿者和心理咨詢師們的事實和結論。

一、調研緣起

對地震孤兒心理受援狀況進行調研基于這樣的事實和理由：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在社會各界的捐贈和幫助下，地震孤兒開始了“衣食無憂”的生活。可是我們想知道：物質需求無憂，那么孤兒心理是否也無患？震后初期，各路心理援助“蜂擁而入”，有時甚至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會有心理咨詢師答應”的程度。可激情過后，這些心理援助來去匆匆，有的只呆一天就悄然離開，災區甚至出現了“防火、防盜、防咨詢師”的傳言。那么我們想知道：心理援助為何出現如此困境？當曾在九州體育館被溫家寶總理接見的北川女孩劉小樺笑吟吟地對著鏡頭說：“我有3個同學在地震中死了，還有一個同學腦袋里的東西流了出來……”此時，我們不知道劉小樺的表現是走出了地震的陰影，還是對生命的漠視，我們想知道：究竟什么樣的關心和照顧才會對孤兒的心理健康成長有利？基于這樣的疑問，我們認為有必要對汶川災區孤兒的心理狀況和心理援助機制做一個詳細的調研。　　

在我校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碩士生導　師李剛副　教授的指導下我們四個碩士研究生成立了一個調研團隊。為了時效性，我們選擇了以占四川地震孤兒50.79%的綿陽地區為樣本，從2009年3月至10月進行了為期7個月的調研。在四川省民政廳和婦聯的幫助下我們先后前往綿陽、安縣、北川、雙流縣等地的與地震孤兒相關的管理部門和集中安置點。一方面獲取災區管理部門現行的心理輔導政策及實施方案；另一方面對災區群眾集中安置點進行實地取材，用訪談和問卷的方式獲取心理援助現狀的第一手材料。另外，為了對比研究孤兒“散養”和“群養”的優劣，我們對綿陽分散安置的孤兒和雙流縣綿陽孤兒“安康家園”分別隨機抽取了40名8歲至14歲的孤兒和40名平日與孤兒較熟悉的相關成人，并設計了成人版和兒童版兩種問卷進行對比研究。　　

二、疑問的產生　　

經四川省民政廳確認，因5．12汶川特大地震，全省共增地震孤兒632名，其中綿陽地區為321人。綿陽地區中有134名孤兒被送往由山東日照鋼鐵公司資助的雙流安康家園生活，其余孤兒大都在本地由親屬撫養。目前孤兒被收養的人數極少，在我們所調查的安縣僅有一例成功收養的孤兒。我們首先對處于“散養”狀態的由親屬撫養的孤兒進行了調研，為了加強信度，我們分別從孤兒和孤兒親友兩個視角了解孤兒心理及受援狀況，通過問卷分析結果如下：　　

1、在對40名孤兒親友的調查問卷（如表一）中，97％的孤兒親友認為孤兒的性格在地震后發生了變化；90％的人發現孤兒經常或偶爾要做噩夢；70％的人認為現在孤兒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　　

表一　　

2、在對孤兒的問卷（如表二）中，我們從孤兒地震之后發生變化的心情、學習、興趣、夢境、與人交往等指標中，發現有相當一部分孤兒存在心理問題或心理問題還未解決。　　

表二：　　

3、令人不解的是，在對專業心理咨詢人員的效果評價中，孤兒與其親友出現了矛盾。在對孤兒親友的問卷調查中，42.5%的受訪者認為對孩子心理輔導效果較好的是專業心理輔導人員。但在對孩子的問卷調查中發現，60%孤兒認為對自己心理幫助最大的是親朋好友，而專業心理輔導人員的效果只有2.5%的孤兒認可。這是一個令人驚訝和不解的問題。在我們看來專業的心理援助應有的重要作用在孤兒們那里卻是一種否定。經調研我們發現，通過各機構組織的專業心理輔導的專家、咨詢師、志愿者很多，僅四川共青團省委就組織了心理服務專家團隊40余支，有496名心理專家先后奔赴18個重災區參與心理服務活動，輔導個案已經3417個。但這一切行動的效果卻沒得到大多數孤兒的認可。是什么原因造成專業心理輔導的作用被孩子們給否定了呢？帶著這些疑問我們再次踏上了考察之旅。　　

三、解疑之行　　

難道是政府的心理援助政策和組織出了問題。可是我們發現，地方各級政府都很重視災區干部群眾的心理輔導工作。針對災區人民的心理狀況，四川省及時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指導性的文件。如《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地震災區干部群眾和學校師生心理服務工作的通知》（川辦發[2008]57號）、《四川省衛生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地震傷員醫療康復和心理衛生服務工作的通知》（川衛辦發[2008]140號）、《四川省衛生廳關于印發<四川省地震災后心理衛生服務工作方案>的通知》(川衛辦發[2008]305號)等等。為了保障災區心理輔導工作的組織有序，四川成立以常務副省長魏宏為組長的“地震災區干部群眾和學校師生心理服務協調小組”，負責全省心理服務的協調工作。而且，在《關于開展對口支援災區心理衛生服務工作的通知》中四川省衛生廳明確指出，要建立對口支援工作機制，認真制定工作方案，要選派政治素質好、業務水平高的心理衛生醫務人員到各受災縣開展心理衛生服務對口支援工作。同時，國務院、四川省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共青團四川省委相繼組織了多批次針對災區婦女兒童、青少年心理輔導的活動。如“兒童友好家園”、“12355災區青少年心理康復援助專家團”、“12355心靈驛站”等。　　

難道基層政府在執行政策上出了問題？于是我們把焦點放在了綿陽安縣上。通過調研我們發現，安縣政府部門也按部就班地執行了上級政策。在震后安縣相應成立了副縣長劉勝軍同志為組長的“安縣干部群眾和學校師生心理服務協調小組”負責全面協調全縣心理輔導工作。同時成立4個干部群眾和學校師生心理服務小組，負責指導各鄉鎮的心理服務工作。在各鄉鎮中心醫院和村衛生室以及縣醫院，共設了326個心理服務點，覆蓋全縣每個村及街道，工作人員都接受了縣衛生局的心理干預知識培訓，并且全天坐診。而且，安縣也開通心理輔導專線，并得到了遼寧省、四川大學和自貢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對口援助。

四、真相的浮出　　

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經過幾番調研和分析，我們發現了事情的真相和原因。　　

1、缺乏針對孤兒心理問題的特殊政策。經調研我們發現，所有的心理援助政策指向的對象泛指災區民眾。專門針對孤兒的特殊政策沒有，但他們確實又是需要長期特殊關注的少數群體。孤兒們在經歷地動山搖的恐懼和失去親人的悲痛之后，有著與災區其他群體十分不同的巨大心理傷痛和壓力。可是由于我們的疏忽，在心理援助中他們再次成了援助的“孤兒”。　　

2、各級政府相繼出臺的文件和實施計劃幾乎成一紙空文。在調查中我們發現，震后針對心理輔導工作的文件從中央到災區縣市出臺了很多，但文件的執行和落實卻未完全到位。例如要求各級政府成立的“心理援助協調小組”，文件一層一層的傳達下來，但到了基層它的功能幾乎是擺設，很難起到協調作用。一些領導只是去“視察”、“督導”一下心理輔導工作，回來寫一篇“調研”工作總結就了事，即使發現了問題因難度較大最終沒有解決。如安縣設立的心理援助站點，在鄉村大都是擺設，有塊牌子，什么設備也沒有，也沒專業心理輔導人員。一些鄉村醫生只會治療如頭痛、感冒等小病，哪能進行心理輔導，在他們眼里心理輔導就是勸說聊天而已。因此，這類問題較為復雜，涉及衛生、人事、財政諸多部門，要一個由副縣長任組長的“心理援助協調小組”徹底解決是難以做到的。　　

3、目前心理援助工作政出多門，指揮系統失靈。在地震后，心理援助工作要求衛生部門統一主導。但是在實際運行中，參與的部門和渠道十分繁雜。在災區開展心理輔導工作的，既有衛生廳、民政、婦聯、團委等政府部門組織的各自“獨立作戰”的專業隊伍，又有一些大學和非政府組織派遣的“游擊隊”志愿者。各個心理援助機構和人員進入災區活動，不登記不備案，導致多家心理輔導同時做，但每家都沒有在衛生部門統一安排下進行，導致的結果就是心理輔導多“管”齊下，而敢于負責的卻一個沒有。例如安縣在全縣建立了326個心理輔導點，但這些站點均各自為陣，只受本系統內指揮，沒有機構之間的協調，信息不能共享，很多工作如災民心理摸底調查、個人檔案的建立等都是重復勞動。結果把老百姓弄得暈頭轉向：“剛剛才參加了一個心理援助活動，咋過了一會兒又有人邀請我參加另外一個活動。第一感到‘累’，第二覺得‘煩’！”　　

4、心理輔導面存在盲點。各機構為災區組織了大量的心理援助專家、咨詢師和志愿者，但每批次的輔導團都幾乎是去了交通方便的集中安置區。雖然這樣可以在較短的時間里給予更多的人幫助，但也造成了如安縣茶坪鄉這樣的交通偏遠的小地方無人問津的現狀。我們從茶坪鄉政府、小學和醫院了解到，地震后根本就沒有專業的心理輔導人員到茶坪鄉進行心理輔導工作，只有茶坪鄉“兒童友好家園”接受過兩次志愿者的幫助。而對于茶坪的孤兒們自然就更談不上接受什么心理輔導了。　　

5、心理輔導人員資質雜亂，各懷不同的目的。一些所謂的“心理咨詢師”根本不具備心理咨詢資質。有的打著心理輔導的幌子，從事各種違法活動，例如一名來自香港的自稱是心理醫生的“志愿者”來安縣后由于證件不齊，縣衛生局不讓其活動，結果他私自進入災區煽動民眾鬧事。后經衛生局查證，他是醫生，但卻是獸醫。有的心理輔導人員來災區的目的是兜售醫療器械，而有的心理輔導人員來災區的目的就是搜集資料。在對災區民眾的調查中有32.5%的人認為這些輔導沒有回訪。在對孩子的調查中顯示那些志愿者來訪不定期的有60%，間或半年以上的有15%。這一點我們從安縣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員那里得到證實，他發現許多心理輔導都是先和災民聊聊天，然后讓災民填寫問卷就了事。他說這些人的目的一般是搜集論文資料，而不是來進行心理咨詢的。不言而喻，這種把災民當成實驗室“小白鼠”的心理輔導是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6、災區民眾對心理輔導的觀念淡薄。災區心理援助出現困境，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眾本身對心理輔導了解甚少。經調查，有50%的受訪民眾對心理輔導僅知道一點。5%的民眾不知道什么是心理援助。這次地震綿陽災區，震前幾乎沒有什么心理輔導站點，心理咨詢人員更是缺乏。地震發生后，心理輔導問題突然顯現，這對于災區農村來說簡直是稀奇事。人們對心理咨詢的陌生，自然會產生阻抗，這必然就會加大本身在援助機制方面不健全的心理輔導工作的難度。　　

五、孤兒養育模式比較　　

在為期半年多的調研過程中，我們反復思考著另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對于孤兒來講什么樣的撫養模式更有利于他們健康成長？是把孤兒集中在一起的“群養”方式更好，還是或寄養在孤兒的旁親家中或由陌生人領養這些單個“散養”方式更有利？由于孤兒領養方式的數量很少和私密性質，我們只好選擇了另外兩種方式作對比研究。我們對綿陽分散安置的孤兒和雙流縣綿陽孤兒“安康家園”，分別隨機抽取了40名8歲至14歲的孤兒進行同樣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如下：　　

1、如下表三顯示,我們可以看出集中安置的孤兒整體心理狀況比分散安置的孤兒要好得多。　　

表三：　　

2、表四表明，地震后在孩子的快樂程度、學習興趣、興趣愛好等方面的對比中，集中安置的孤兒明顯都好于分散安置的孤兒。　　

表四：　　

3、表五顯示，對心理輔導效果的評價中，安康家園的孩子也比分散安置的孩子要高。　　

表五：　　

以上三方面數據對比可以得出結論：地震孤兒集中安置，配以優良的教育環境和師資，更有利于孤兒的身心健康和成長。但集中安置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融入社會上，安康家園的孤兒表現不及分散居住的孤兒。安康家園里有25%的孩子明顯表現出不敢和外面的陌生人接觸，而分散居住的孤兒則相對較少，只有17.5%。這種問題在全國很多孤兒院中也普遍存在，一些孤兒長大后不愿意離開孤兒院進入社會，最后形成“大齡孤兒”現象。　　

六、結束語　　

調研結束了，我們的感觸很深，思緒久久不能平息，許多問題縈繞腦海。我們對孤兒的關注如何才能做到適度，既不顯得冷漠又不過分熱情；政府在災區如何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如何協調管理咨詢機構和人員、如何加強政策實效、如何細化對“散養”孤兒的特殊政策、如何優化集中“群養”環境。這些問題都是必須解決的事關孤兒心理援助的實效性和長效性的機制問題。我們希望，當這些問題得以解決的那一天，噩夢將會遠離這些“怕做噩夢”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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