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有矯枉必須過正的說法，為什么要過正，因為不過正則不足以矯枉，這實質是一個度的問題。因為要解決“枉”這個問題，方法是“矯”，“過正”就是在度上要過火些，比如糾正右傾的問題，方法就可以左些，過程和結果也要左些。但是這里又帶來一些問題，糾正左的問題，“過正”了，于是又出現了右的問題，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走極端、鉆牛角，實際上是不懂的辯證法對的體現。中國人好像從來就容易犯這個毛病，如孔慶東老師說的那樣，說梁羽生好，就有人認為是說金庸不好，說資本主義也有優點，就有人認為是反對社會主義，毫無辯證思想。
“矯枉”的作用，就在于“撥亂反正”、“代之以直”，但是這一過程與結果，從歷史來看，往往是以過正為代價，這一代人矯枉，下幾代人要來解決過正，以文革來看，便是這樣。
文革的動機與時代意義是無需再議的，反私批修的指導是絕對正確的。然而這里存在不存在過正的問題？客觀來看，文革是失敗了的，其失敗有些人認為是件好事，實際上從文革的動機與意義上來看，其失敗乃是中華民族的一件大不幸的事。應當說，“過正”的問題恰是其失敗的一方面原因。以下著重總結其“過正”的表現。
一、打擊面的擴大。這是“過正”的最主要表現。我主張，文革失敗，紅衛兵、造反派先不要罵人家走資派的陰險、無恥，而是要反思自身是否對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法有了一個足夠的理解，是否首先反了自己的私，批了自己的修？如果缺乏對自身的批評，那么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紅衛兵，如何有臉去造別人的反？事實是，很多人不僅不理解文革的意義，不僅沒有絲毫的反思自己，反而公報私仇，借機打擊報復，盲目造反，嚴重缺乏辯證思維，成了理論上的反私批修的對象而不自覺，于是在沒有分清朋友、敵人的情況下，盲目打擊、揪斗，結果不僅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反私批修，反而打到了許多自己的同志，讓自己的同志蒙了不白之冤，可嘆的是這樣一來，造成了一個混亂的局面，不僅沒有將走資派打到，反倒使大部分人在混亂中隱藏了起來，最后是造了人民的反，奪了人民的權，幫了走資派的忙，豈不可笑！
二、革命手段的不成熟。文化革命的進行，有其特殊性，主要應當是思想、觀念的革命。因此，文化革命展開的方式、方法必然不同于政權革命、經濟革命，而應當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在這里，“過正”主要體現在文化革命過程中手段的簡單、粗暴。以為批斗、游街、人身迫害等方式能夠一勞永逸。恰恰相反，這種形式的斗爭不僅不能實現文化革命的目的，反而授人以柄，不僅不能達到以理服人，反而使自己處于理虧的境地，從某種形式上看，正是這種簡單、粗暴的斗爭方式，又將自己內部的同志、盟友趕到了走資派那一方，是又幫了人家的忙。因為人家懂得文質彬彬、謙謙君子，懂得表里不一、兩面三刀。這就教育我們要懂得斗爭的手段、方法。
三、事物未全面暴露，操之過急。文革的理論預設，意義考量乃是人類歷史上的千古壯舉，具有為萬世開太平的胸懷氣度、思想考慮。然而，一私一修在當時條件下，暴露的并不明顯，亦不全面。況且，私者，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頑疾，人人皆知人之私而不知己之私。可以說主席當時對這些事有考慮的。文革的條件其實并不成熟，但當時黨內確實已逐漸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群體，一批修正主義的走資派，盡管其尚缺少一種自覺。因而，有計劃、有步驟的展開文化革命是可行的。但這種“過正”表現在，疾風驟雨的展開不僅不利于糾正問題，不僅不利于抓住主要敵人，反而帶來了某種混亂以及革命主體對問題認識的混亂。這就更加導致了文革偏離了預期的目標和路線，反而被一些心懷不軌者所利用。
這里簡單的從三個方面進行討論，主要的目的在于糾正一直以來對文革的錯誤認識，并希望總結經驗，因為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都必然相信，文化革命絕對沒有完結，而是在不斷的醞釀之中，因為她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類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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