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獲得中國地震局哪怕有限的支持，青海玉樹7.1級地震完全可以比較準確地預測出來。”4月27日上午，在北京北郊鳳山召開的由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委員會組織的“全國災害預測方法研討會”上，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yè)委員會顧問陳一文的一席話得到了與會50多位專家?guī)缀跻恢碌恼J可。

　　矛頭又指向了地震局。而此時的網絡上，持續(xù)半月有余的網友對地震局的指責和質疑仍未平復，遠離民眾日常生活的地震局，又一次被大眾輿論的漩渦包裹。

　　質疑地震局

　　此次地震局遭遇質疑始于4月14日。4月14日早上5時39分，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發(fā)生了4.7級的地震，2小時10分鐘后的7時49分，玉樹發(fā)生了7.1級強震。此次地震造成2000多人遇難。

　　和兩年前的汶川地震一樣，震前地震局沒有給出任何預警。

　　震后，一條消息在網絡上迅速傳播，消息稱，玉樹第一次4.7級地震發(fā)生后，青海省地震局預報部門成立應急預案，對地震的下一步趨勢進行研判和會商，正在會商期間，7.1級強震發(fā)生。

　　隨著地震傷亡人數的擴大，網民們對地震局的質疑開始升級。從其基本的職能步步深入到其財政預算的使用。

　　細心的網友找到了中國地震局2010年部門預算詳單，總額達24億元的預算支出中，用于地震預報預測的僅為270萬元，震情跟蹤1700萬元，此外，住房改革、購房補貼、住房公積金、醫(yī)療保障、行政運行費用等倒是占了不少份額。

　　這不是地震局第一次遭遇質疑。兩年前的汶川地震后，網友在傷痛、震驚之余不無疑惑，質疑、指責地震局的聲音甚囂塵上，不少網友認為是地震局玩忽職守，忽視了震前預兆，甚至懷疑地震局是為了維護社會穩(wěn)定有意不發(fā)出預報。直到今年3月，還有媒體刊發(fā)了汶川地震后，地震研究專家們的反思文章。

　　從群防群測到“不可測”

　　曾經的地震局被寄予過厚望。時至今日，老一代地震預報專家還清晰地記得周總理的囑托，“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能解決地震預報問題。”

　　新中國的地震預防工作開始于1953年。當年11月，中國科學院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下設綜合組、地質組和歷史組。主要任務是為國家計委審核重大項目提供咨詢。

　　1966年，河北邢臺地震后，周恩來總理曾先后兩次到邢臺視察，面對地震災害，周恩來明確提出開展地震預報工作，由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組成地震辦公室，并提出了“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大打人民戰(zhàn)爭”的群測群防的地震方針。這一方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地震預防的主導思想。

　　1970年，周恩來力排眾議，委托致力于地震預報工作的李四光擔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組長，從事地震預測預報研究工作。地震預報工作正式開展起來。

　　1971年8月，國家地震局正式成立，取代中央地震工作小組辦公室，作為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的辦事機構，由中國科學院代管，統一管理全國的地震工作。我國的地震預防工作逐步進入正軌。1998年，國家地震局更名為中國地震局。

　　據受訪專家介紹，地震局曾經有過不錯的成績，準確預報過20多次地震，尤其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地震局的工作思路和我國地震預報制度，逐漸發(fā)生了改變。

　　1983年機構改革時，國務院發(fā)文，批準各省、市、自治區(qū)地震局（辦）由以地方政府領導改為由國家地震局與地方政府雙重領導以國家地震局為主的管理體機。其后，國家地震局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對地震預測方法進行驗證，因為個體化的地震預測方法的不精準，幾乎所有的地震預測方法都被否定了。

　　1997年，《防震減災法》發(fā)布，地震預報制度正式被納入法律，其中明確規(guī)定，地震預報信息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發(fā)布。群測群防的政策基本停止。

　　2006年7月15日，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中原減災》報上發(fā)表《紀念唐山地震30周年，扎實推進我國的防震減災事業(yè)》署名文章稱，地震預報是一項世界性的科學難題，攻克難關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

　　陳一文認為，“正是這篇文章的發(fā)表，為地震不可測論調奠定了理論基礎，成了地震局工作日后的指導思想。”

　　幾位受訪老專家均認為：時移境遷，我國的地震預測思路偏了。

　　“地震是可測的。那么多次地震都測出來了，怎么叫‘不可測’？比如，1975年海城地震，測出來了，也報出來了，它（地震局）不敢不承認；唐山地震時汪成民創(chuàng)造的‘青龍奇跡’，聯合國授的獎，能否認嗎？還有汶川地震前，耿慶國也提前報給了地震局；汶川地震，錢復業(yè)對時間、震級都做了準確的預報，只是定不了地點，但也匯報給地震局了。”中國科學院工程質量地質力學重點實驗室客座研究員李世輝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顯得很激動。

　　地震局怎么了

　　“地震局徹底西化，思維方法發(fā)生了改變，是地震不可測的深層次問題。”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委員任振球認為，這是地震局官員認為地震不能預測的根本原因，“在中國科技領域，從科學基本觀念、地震局管理體制和制度，到地震局主要領導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已經全部西化，這非常嚴重。”

　　中國地震局預測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也認為，我國的地震預測成績是輝煌的，曾經是高于世界水平的，現在反過來，要跟國外學，這很不正常。

　　據陳一文介紹，在中國地震局體系中，西化的論調占了上風。地震局體系內形成了這樣一種狀態(tài)，“無論出現多大的地震災害，死了多少人，跟地震局都沒有關系，因為地震不可預測。他們冠冕堂皇地開個國際會議，即使出了問題，他們也沒有責任。只要繼續(xù)說地震不能預報。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他們都會這樣去做。”

　　陳一文進而透露，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與“地震預報”直接有關的所有工作，包括“地震預測”研究項目、經費支持、現有地震前兆監(jiān)測儀器的維護、更新與支持，全部被認為是以后某世紀應當給予認真考慮的，而不是當代應當給予認真考慮的工作。“而且在地震局系統內所有堅持搞地震預測的人，等于被邊緣化了。”

　　地震局的地震預警匯報流程也被一些網友認為并不科學。

　　據中國地震局一位工作人員介紹，地震局系統現在的預測流程是，由設在全國各地的地震監(jiān)測臺站，將監(jiān)測的數據統一報到省一級地震局，省一級地震局研究后，根據情況，確定不同級別，然后送國家地震局，在國家地震局臺網中心會商后，再送到地震預報預測中心，地震預報預測中心組織會商后，然后上報中央。

　　對這一逐級匯報制度，一位網友認為顯示了這樣一個問題：有關數十萬人生命的天災，還要一級一級地匯報。鄉(xiāng)級到縣級，縣到市級，市到省，省到中央，中央再開個會，地震都震完了，指示還沒能下來。在這樣的特殊情況下，我們難道不能理智地做一些行動嗎？比如疏散民眾，轉移百姓。

　　此外，根據《地震預報管理條例》，在預測到有地震異常情況后向地震局上報需要填寫《地震短臨預測卡片》，而且必須寫清地震三要素（時間、地點和震級）。但一位叫傀儡謠的地震預測愛好者網友講述了他向某省地震局要求填寫地震短臨預報卡時遭遇的困境，一位預報員對他說了這樣一段話：“現在地震預測是世界難題，要想準確預測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讓你填，你能保證一定會有地震嗎？沒地震的話損失誰來賠？況且預報卡的準確率很低，填了，政府也不一定發(fā)出預警，你還何必費這事呢？況且，如果把預報卡給你，讓你填，預測中心的主任也要承擔責任，你去找，也不會給你填。”

　　李世輝對現在的地震預測工作很是痛心：對地震局來說，必須像對待戰(zhàn)爭一樣，千方百計搜集資料，而不是像現在，人家已經把資料信息都送到手里，都不聞不問。“周總理要求給群眾打個招呼，地震局不打招呼，他們要么像鐘表一樣準確預測，要么不預報，這是對人民負責嗎？”

　　面對網友和老專家的質疑，中國地震局選擇了沉默。時代周報記者聯系到中國地震局新聞處處長馬明，對方婉拒了采訪請求，記者按要求傳真給中國地震局的采訪函，截至發(fā)稿前未得到任何回復。

　　質疑終歸只是質疑，民眾更關心的是，未來如何更好地預測地震，提前預警。

　　對此汪成民給出了答案：“這需要恢復周總理時代的群測群防制度。”

　　“地震預測處于盲人摸象階段，就是沒有一個好的領導出來，把這‘八個盲人摸的象’匯總集中。地震局只是一個單一的手段，它有不確切的一部分，民間也是一個單一的手段，我們把這些單一的手段都集中起來，這樣地震還是可以預測。如果地震局和我合作，利用地震局的監(jiān)測數據，我就可以做科學實驗出來，有地震局的支持，我敢于向任何專家挑戰(zhàn)。”自稱預測地震準確度達60%的民間地震預測愛好者楊智敏顯得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