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清荷：怎樣歷史地看待極右勢力的粉墨登場
一枝清荷
翻開歷史書，你希望去尋找什么？對清荷而言，我希望去尋找一個投影，一個過去與現在的結合點。我深信，只有抓住歷史才可能抓住現在。歷史的發展絕對不是一條直線，歷史邏輯的展開，是無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不外乎分為兩類：進步的，革命的；倒退的，反動的。歷史運動的真實軌跡也就是在這兩大類因素中間不斷地找到一個又一個平衡點。我們知道，當進步的因素不斷戰勝倒退的因素，量變不斷積累，最終必然會產生質變，這也就是革命的勝利。
人類社會毫無疑問將沿著這樣一條道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然而同樣令我堅信的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倒退和反動的因素能夠占據主導地位，使社會不斷退化，從而走向自我崩潰和毀滅。這樣一條路線，就是極右路線而推動這條路線的力量，也就是極右勢力。想要通過歷史來研究極右勢力發展演變的規律，必須了解和研究這些極右勢力政治上的代言人。那么問題就來了：歷史人物當然不是白臉曹操紅臉關公這樣的簡單，誰也不會在臉上貼出標簽，告訴你他是左派或是右派。怎么樣去分辨歷史上極右勢力的代言人？首先請不要妄自菲薄地輕視古人，尤其是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能被記恨至今的王莽，秦檜之流絕不會是什么好人。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雖極為重視通過歷史來總結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但出于歷史的局限性和現實中愚民的考慮，其中也必然包含著大量唯心主義特征。但因此就拋棄歷史規律中所必然蘊含的相對真理，將這么一筆巨大的財富棄之如敝帚，不是無產階級應有的態度。我們當然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和解讀歷史現象，找尋隱藏在規律背后的社會與階級因素。而由于某種觀點與自己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相違背，就貿然去否定客觀存在的現象和規律，這樣做恰恰是把歷史唯物主義主觀化和庸俗化。
對于古人，我們不能脫離歷史的局限性去苛求他們。雖然那個時候在老百姓心中沒有階級之類的概念，但是古代的勞動人民對于分辨誰奸誰忠，自有一套樸素而有效的法則：幫助地主豪強和貪官污吏欺壓平民者，就是奸；鋤強扶弱，保家衛國者，就是忠。那么很明顯，奸臣自然就是坐視欺壓與侵略，姑息養奸，甚至養寇自重的權臣。怎樣用階級的觀點看待這種樸素的忠奸觀？封建時代的朝堂之上，難道就是一洼死水，究竟存不存在階級斗爭與路線斗爭？對于僵化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人，當然都是不存在的：因為既然朝廷代表的只是地主階級的利益，僅僅只是鎮壓農民階級的工具，那么即使有政治斗爭，也只是統治者之間爭權奪利的狗咬狗罷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自然無法理解儒法斗爭背后深刻的階級根源，自然也對秦皇漢武、武則天等有為君王的歷史功績選擇性失明了。
凡是希望有所作為的皇帝，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代表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利益。因為在封建社會，只有這兩個階層是最關心生產，最希望國家穩定。皇帝要維護一家一姓的統治，那么在抵御外族入侵和預防國內階級矛盾激化這一點上，甚至與這兩個階層的多數人有共同的利益。而以自耕農為代表的平民，在和平時期面對地主豪強欺凌時，所依靠和幻想的對象也只有象征著“天理”的皇權。即使到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甚至在多數農民心中所期盼的，無非也是一個能夠抑制豪強的明君。對于這一點，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三日》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如此，國家權力并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
中國歷史上地主-農民這一對矛盾中，常常是地主階級占據矛盾的主要方面：農民被逼到活不下去才造反，而恰恰是地主不受約束的兼并和欺凌將農民逼到了那一步。當一個新的封建王朝建立，由于舊秩序被摧毀，新的地主豪強力量相對皇權也非常薄弱，并且在借鑒了舊王朝覆滅的教訓后會表現得比較收斂。而隨著時間推移，土地必然不斷向豪強地主集中，大地主豪強相對于統治階級中的其他階層，會具有越來越顯著的優勢。他們力量不斷壯大并出于維護其利益的需要，必然要尋求政治上的代言人。而皇帝雖然是所有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但由于有一套嚴格而獨立的接班程序，并不總能成為專屬于大地主大豪強階層的代表和庇護人。況且，天心難測，依靠地主豪強上位的皇帝未必不會哪天將矛頭對準昔日的盟友。
大地主階級要實現其政治上強勢地位，更有效的方式是全面掌握皇帝手下的行政體制即官僚集團；而要控制官僚集團為其服務，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扶植本階級的官權代理人。比如漢初的三公、唐的仆射、明的大學士、清的軍機大臣等。特殊時期，類似的職責也可能由諸侯、軍事首腦、地方軍閥兼任，如藩王、大將軍、唐的節度使、明末的督師等等。在唐宋之前，地主貴族通過直接出面擔任政府重要職位來實現其統治。最集中的體現，就是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這一制度使政府的重要職位必須經過大地主的推薦認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結果保證了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豪門同樣是政治上的世家。
懲于這個教訓，隋唐時代開始逐步確立起科舉取士的制度。這一變化是有利于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科舉制度正式確立后，大地主階級不再能簡單通過自身社會影響力直接擔任政府要職。可是，封建社會中，他們真的就甘心退出政治舞臺了么？不，它一定會找到一個適當的方式。這種方式就是一套和科舉制度并存的官場運作潛規則。
第一，無論歷朝歷代怎么倡導廉政愛民，官員的貪腐是禁不掉的。而且職位越高越重要，就越有可能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在封建時代，人們一旦獲得了大量金錢，首要的選擇自然是買田置地，從而加入大地主階級的行列；第二，在封建王朝末期，吏治日益腐敗之時，想在官僚系統獲得升遷，必然需要花費大量金錢疏通關系。而通常只有大地主豪強擁有這么雄厚的經濟實力；第三，那些政治前途被看好的官場新人，如狀元進士之類，往往成為大地主爭相籠絡的對象；第四，當官員推行的是一套反對地主豪強的路線，大地主階級必然會動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資源進行阻撓，包括朝野清議、執行時的消極怠工、形左實右的假積極等等。
這一切，在地主階級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斗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最后，當王安石的繼任者推行的是一套擁護大地主階級專政的路線，這也就意味著足以制衡皇權的官權的誕生。大地主階級必然會動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資源來支持這條路線。一時間，權傾朝野者的指鹿為馬，生辰綱，所向披靡，暢通無阻。官權代理人本人自然也是格外的權勢熏天，貪贓枉法。
一旦大地主階級徹底控制了官權，并且利用其壓倒皇權。那么就再也沒有什么合法的力量來阻止地主對農民的侵奪以及土地兼并。豪強地主們也就表現得格外荒淫無度，階級矛盾將會愈發激烈，這一矛盾也就只能通過最激進的階級斗爭即暴力革命來解決。于是一個舊的王朝要么被農民起義推翻，要么被外族入侵。然后新的王朝，新的統治階級崛起，開始一輪新的循環。這就是為什么，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一定伴隨著官權膨脹以至失去制衡。
奸臣豪強勾結所產生的破壞力，開國之君往往看得比較清楚。這是由于他們比較多的接觸人民群眾并且吸取了前朝滅亡的教訓。開國皇帝往往也有力量并且也懂得抑制地主豪強的重要性，他們也會采取措施阻止豪強對于官僚系統的滲透。如果處理好皇權與官權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打擊地方豪強勢力，這個封建王朝往往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如漢唐明，都是在建國初期有效地打擊了地主豪強，推遲了這一階級全面掌控政權的時間，從而王朝本身獲得了較長的壽命。反之，如果處理不好與豪強地主階級的關系，官權憑借著豪強地主的支持在建國之初就能壓制皇權，這樣的王朝必然是短命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晉，司馬炎在外戚集團的壓力下，讓弱智的太子最終登基，結果以外戚為首的貴族地主，在缺乏有效抑制的情況下，把驕奢淫逸發揚到極點。最終釀成“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的慘劇。明洪武廢相事實上就是統治集團內部民主化的嘗試，希望能夠通過官僚的互相制約限制官權，但結果卻是官權到了明末反而愈發集中。可見制度的革新并不足以阻止一個階級的崛起。只要維持封建的生產關系，則土地必然是愈加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擁有大量土地的這一部分人，必然會利用經濟上的優勢，最終找到政治上施加影響力的方法。
需指明的一點是，東西方豪強地主在階級性質上存在差異。在西方，早期的資產階級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封建地主，因此這個階級具有一定革命性，比如在英國早期民主革命時，貴族反對國王的戰爭也就具有革命的性質。而中國古代的地主豪強卻一般不與資產階級結合，相反卻利用土地所有權和封建特權抑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鴉片戰爭后他們第一次正式地與資產階級的結合，卻結合成“寧予友邦，勿予家奴”的買辦資產階級。因此，對這一階級不應抱有任何幻想。他們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對異族屈膝投降，是一個徹底的反動階級。而中國皇權對大地主豪強進行剝奪和抑制，能緩和階級矛盾，促進生產發展，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
為什么明知道奸臣掌權會導致亡國，但中國歷史上類似的現象卻層出不窮？古人對這個問題存在著一些非常唯心的看法，甚至認為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這一觀點，看似荒誕，其實卻包含著深刻的見解。我們的古人已經直覺地感受到，官權其實是作為一種標志或者工具而存在。官權膨脹腐化的背后，似乎存在著某種不可抗拒的天命。這種天命背后的推動力，其實也就是階級斗爭的發展和不斷激化。看待這一問題，我們必須要抓住官權腐化的社會根源：官權背后，支配他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的真正力量，也就是官權的階級基礎。權臣在中國歷史上，是官僚集團的代表，同時更是封建大地主豪強的代言人。權臣獨大，和他背后的階級因素密不可分。而一旦形成權傾朝野，他的階級本性必然驅使他繼續去加速矛盾的發展。因此，只要這一階級繼續通過土地兼并不斷壯大，甚至只要地主階級存在。他們就必然會在政治上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代言人，將階級矛盾發展到極致，從而也就必然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通過對封建社會政治格局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知道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局限性所在。中國人民的反抗精神，是舉世聞名的，眾多的農民起義不僅僅是針對貪官，而且是直接指向昏君！他們注重奪取政權，也提出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均田地”等進步的口號。但為什么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要么被殘酷地鎮壓，歸于失敗；要么淪為野心家和政治投機者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是因為，農民起義無論是反昏君還是反貪官，都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是整個地主豪強階級對土地的壟斷性占有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階級專政。我們不能苛求古人，農民階級本身是不可能超越歷史時期，自發產生出這樣的階級覺悟。因此推翻封建專制，必然需要有新的階級出來領導。在歐洲，資產階級領導了農民推翻封建專制的斗爭。而在蘇聯和中國，則是無產階級的領導完成了這一偉大的歷史過程。而不考慮階級因素，僅僅從唯生產力論的角度，自然無法解釋我國宋明時期經濟空前發展，卻無法跳出封建治亂循環的原因了。
每一個封建王朝的末期，官權膨脹腐化所體現的必然是統治者最落后最反動最黑暗的一面。不進行土地革命這樣徹底針對地主的階級斗爭，而僅僅只是奪取政權，那么改朝換代的故事必然反復上演。廣義地說，官權獨大未必是封建時代特有的產物。只要是階級社會，只要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程度，而社會中最強勢的那個階級在政府中找到了它的代言人，必然會賦予他不受約束的權力。這一權力也將像歷朝歷代反復上演的那樣，造就出權臣。而與農民起義類似，在資本主義社會，如果無產階級僅僅只是爭取所謂民主，或者尋求黨派輪流執政，而不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資本家和資產階級，那么即使能夠僥幸畢其功于一役，勝利也只能是短暫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極右勢力及其代言人還會回來的。而只有那個最革命最無私的階級真正地覺悟，只有剝奪了被私人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建立公有制經濟，讓勞動者自己掌握生產，實施專政，官權腐化作為一種歷史的必然產物才會有朝一日真正地走向它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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