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評茅于軾“仇視富人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社會”

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困的社會是永遠不得安寧的社會

也評茅于軾--“仇視富人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社會”

老漢

茅于軾說了很多的話，無非是公有制不好，私有制好，計劃經濟不好，市場經濟好，所以他最后得出結論：“仇視富人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社會。這句話年輕人不大能理解。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國人應該能夠懂得。改革以前，越窮越革命，越正確。一個人沾上一點富，立刻就倒霉。結果是中國變成了一個窮人國，絕對沒有一個富人。沒有誰有私人小汽車、有自己的住房。這樣的社會是不是沒有前途？我們要鼓勵富人，致富光榮，幫助大家致富，這才有前途。”

社會財富像一塊蛋糕，總量是不變的，一部分人蛋糕分多了，一部人必然少分，多分少分本來無需斤斤計較。但是如果少部分人分了蛋糕的極大部分，多數人只分了很少一部分，造成了前部人撐死也吃不完，后一部分人吃不飽或者根本沒有分到。在這樣的情況下，后一部分人有意見了、不滿了、甚至產生對前部分人仇恨了。這應該說是正常的，說明這個社會分配不公。怎么辦？改進分配辦法，不要讓少數人分得太多，縮小差距，起碼保證大家都能過上正常的生活。這樣做，社會上的意見、不滿、甚至仇恨就會減少，社會便會和諧，這樣的社會才是有前途的社會。不然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就會出現一個仇富的社會，這樣的社會肯定是不得安寧，沒有前途的社會。

要說仇富，算共產黨最仇富，國民黨的時候，中國財富集中在“四大家屬”、帝國主義者和地主的手里，廣大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起來革命，就是為了打倒這“三個富人”，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難道這不是仇富？因為國民黨的社會是兩極分化極其嚴重的社會，因此它不是好社會，人民才痛恨它，結果被人民推翻了。歷史所作出的結論完全和茅于軾作出的結論相反?！端疂G》中的好漢也是仇富，英國小說《羅賓漢》也是仇富、羅馬的斯巴達克斯也是仇富，他們都是劫富濟貧，凡是在一個社會里人民普遍仇富，說明這不是一個好社會，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社會。社會上出現仇富，不要從仇富者身上找問題，而是要從為什么會產生仇富的根子上找問題。

茅于軾說，“越窮越革命”，從歷史來看，他的這個觀點也不錯，窮則思變，受壓越厲害反抗越積極。毛主席還說過類似的話，有些人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汽車、有保姆，做官當老爺，不想革命了，但是工農還是要革命的，這句話的意思是，這些當官的本來是反對壓迫、剝削的革命者，現在不革命了，反過來要欺壓百姓了，要當李自成了。所以革命性強的不是富人，而一般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受壓迫、受剝削最嚴重的人。茅于軾說“結果是中國變成了一個窮人國，絕對沒有一個富人。”那時中國確實不能產生遠遠脫離人民生活水平的富人，因為工廠是全民的，大家在一起工作，按勞分配，雖有差距，但差距不大，沒有人能把工廠買下，自己當老板，讓別人為他生產，農村大家在生產隊一起勞動，記工分，土地不能買賣，所以也不可能產生地主，國民黨時期的官僚資本被沒收，民族資本家在改造，變成公私合營，除拿定息外，正在改造成為一個自食其力者，賭場、股市都沒有，投機倒把是違法的。所以正如茅于軾說當時“絕對沒有一個富人（指遠遠脫離人民生活水平的富人）”，只有共同富裕。但也不是像他說的好像中國原來是一個富國，后來“變成了一個窮人國”，這是胡說八道，騙騙改革開放后出生的青年人可以。解放后極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提高了，當然少數人的生活水平可能大大降低了，因為他們再不能靠剝削他人來生活了，這些人對毛澤東時代可能不滿，但多數人是非常高興的，像溫總理說的，活的有尊嚴，不用在富人前面低頭彎腰了，可以說是人民揚眉吐氣。
究竟一個社會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好，還是把少數人的富裕建筑在多數人的貧窮之上，把少數人的幸福建筑在多數人的痛苦之上好，不同階級有不同的見解。這一點經濟學家厲以寧和茅于軾先生有同一見解，厲以寧講得很透白，他說，“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他認為只這樣的社會才能進步，才是天經地義。那么為他們提供享受做牛當馬、流血流汗的勞動大眾會同意嗎？他們會問，“為什么讓我們辛苦，供你們享樂？”你們不是最講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嗎？我們的自由在哪里？民主在哪里？你們的博愛在哪里？他們的氣就大了，仇恨就來了。可見仇恨是你們富人和幫助富人的精英制造出來的。為什么要把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的上學權、勞動權、住房權、就醫權、養老權把它取消了？為了讓我們拼斗，供你們享樂。你不把我們當人看，還期望別人不仇視你們！你敢不敢和我們一起勞動，參加競賽、拼斗？你會說體力勞動是低等的，我搞的是腦力勞動，我懂經濟學，好吧，把你的大賭場-股市的理論讓社會來評論評論，然后再決定你該享受什么？精英們天天講著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等這類漂亮詞句，其實在他們的心里，這一些東西只屬于富人，在他們眼里窮人是不屬于“人類”的，經濟上不平等的窮人，連尊嚴都沒有，還談得上享受到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沒有經濟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

茅于軾問我們，究竟多少富人是為富不仁的？既然你不知道誰為富不仁，你怎么可以仇富？我們沒有權利來調查這些富人，可是茅于軾先生，你能告訴我們這些人的財富是不是通過誠實勞動得來的？據2009“胡潤百富榜”披露：新疆7位上榜企業家中，有5位是上市公司領軍者。尤其今年上榜富豪身家暴漲，張新的財富數字由去年的8億元超過22億元，一年增長14億，而孫廣信的財富由去年的68億增至145億元，一年增長77億，一年時間財富翻了一翻還多，這財富難道能靠誠實的勞動能得來的？如果是誠實勞動，那請介紹一下他們具體勞動的過程，錢是這樣通過勞動增長的，孫廣信平均每天收入是20多萬，一年才能賺到77億，請問中國有多少人一年能掙20多萬！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我們暫且不問其財富來源是否正當，我們只提出這樣一個問題，96%的人只分到了30%的財富，這個社會是不是一個好社會？96%的人對此可以不可以有意見？可不可以不滿？會不會引起仇恨？億元以上3220個富翁人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2006年）難道真是應了“龍生龍鳳生鳳”的天命？他們都有賺錢的特異功能？有媒體報道：2008年中國平安公司高管馬明哲的年薪是6600多萬元，而貴州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黃都鎮磚房小學教師楊賢祥的月薪是44元5角，年薪應是534元，兩間相差1萬2千多倍，馬明哲說這是他應該得的。這樣嚴重兩極分化的社會肯定不是好社會。社會上群體事件不斷，殺人事件不斷，不會和財富分配不公沒有關系吧！？

茅于軾說，45歲以上的人會理解他的話，可是我總覺得45歲以上的人多數會反對他的話。他對于改革開放前后的兩種評價是站在他的立場上得出的。立場不同結論不同是很自然的，因為改革開放是少數人得到了在毛澤東時代絕對得不到的東西，如國有企業、礦產資源、土地資源、政治地位、二奶、多棟別墅等等，大多數人失去了在毛澤東時代已經得到的東西。如勞動權、求學權、住房權、就醫權、養老權、更重要的政治上有主人公的地位。生活雖然貧苦，但他們工作都是為了自己，他們無后顧之憂，他們不像現在有那么重的精神壓力：一輩子要為上學、就業、住房、就醫、養老操心發愁，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在1億人以上。產生富人的基礎只有建立在使多數人貧困化上。這一點讓我再引用經濟學家厲以寧講話，“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現在我們看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生活是不是那樣的窮？工人的工資一般一個月幾十元，如果工人有50元工資，一家五口人生活可以過得不錯，我當時的一個鄰居就是這樣。因為除了吃、穿、學習用品、日用品以外，再不需要化很多錢，連家屬生病工廠也報銷一半醫療費，托兒所也半費。毛澤東時代注意的是全國人民的福利，他給了人民六個權：就學權、就業權、住房權、就醫權、養老權、當家作主權，現在人民被剝奪了這些權利，把這些錢給了少數人，讓少數人富了，多數人窮了。其實這些看不見的錢要比工資多得多?，F在如果工人一月拿5000工資，你肯定養活不了五口人，因為你沒有“五權”,買一個房子，住次醫院，多少年的積蓄就完了，還有兒女上學等等。毛澤東時代給人民的暗的錢要比明的錢多，茅于軾只說明的錢，不說看不見的錢。如果現在也給人民“五權”，我看國家連工資都發不出來。另外更重要的是人民當家作主，活得有尊嚴，洋人面前能挺起腰桿說話，國際地位也高，朋友遍天下，話說出去算數，從不當大國的孫子。

茅于軾說“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選擇的是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現在我們知道這是一條錯誤的路線。現在我們走的是保護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條路?！泵┯谳Y憑什么說毛澤東時代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一條錯誤的路線？誰都知道當時是我國經濟上快速發展的時代，其速度領先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蘇聯也是一樣很快成了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現在怎么樣？我國在毛澤東時代發展的數據在網上已多次有人發表，不再重復。但當時還是很窮，原因是國民黨留下的是爛攤子，國內一窮二白，國外帝國主義的封鎖，加上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戰爭、中蘇邊境戰等的國防開支，底子薄開支大，就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就憑現在的財力打得起這幾場戰爭嗎？肯定是光屁股了。當然現在我國是韜光隱晦，東海、南海、中印邊界的領土由人隨便占，用不著國防開支，只要在國內加大維穩開支就可以了。在毛澤東的時代，誰敢這樣占！老說落后挨打，那時剛解放，我國非常落后，沒有挨打，相反打敗了世界第一號軍事強國，現在國力強大了，連領土都保不住了，好樣的，打一仗看看，那就會像中國足球隊一樣馬上露餡。毛主席為了防護外敵，中國人民勒緊褲腰，進行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只有十年時間很快搞出了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能生產的兩彈一星。尖端科學與世界的差距一下拉近，同時核潛艇、航空業也快速發展，70年代末就研制成功大型客機運十，在80年代初在西藏、烏魯木齊、哈爾濱等地高難度的試飛成功。當時大型客機只有美、蘇、英三個國家能造，我們是世界第四位，領先于法國，現在我們只能用大量外匯進口法國飛機。我們的汽車業先于韓國，現在韓國反而成了向我們出口的汽車國。要知道這些都是在窮底子基礎上奮斗出來的。還有農村的水利農田建設其成績令世人稱贊，現在老本吃完，水災、旱災都來了。改革開放是靠挖老本、賣祖業吃飯。電腦的、汽車的、手機的核心技術都是國外的。國內七次有貢獻的科學家評比，全部都是毛澤東時代的，在這樣好的基礎混了30多年，一件像樣的東西都沒拿出來，有什么臉面來攻擊毛澤東時代是一條錯誤路線。
茅于軾說，“現在我們走的是保護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條路”。誰成功了？茅于軾一類的精英獲利了。他們說改革成功，其辦法就是造謠、攻擊、貶低毛澤東時代。無非是公有制是大鍋飯，效率低，計劃經濟高度集中沒有活力。本來企業是工人自己的，應該是一個大鍋飯，誰也無權讓工人下崗不吃飯，但他們為了私有化就是把它砸爛了。人民只有在公有制、計劃經濟下才能兌現他們該享受的各種權利，私有制、市場經濟能為人民兌現這些權利嗎？資本家有如此高尚的血液！茅于軾說私有化、市場經濟是一條成功的經驗，也就說充滿活力，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市場經濟是追究個人利益的，因此他只考慮個人的最大利益，要為他的資本獲得最大的效益，所以他不會為了將來人民的利益而去投資；他為了獲利要盡量降低成本，不惜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加強勞動強度，不惜以工人的生命為代價，減少安全保護措施的投入，因此礦難不斷，打破了世界紀錄，不惜破壞環境資源資源，所謂效率領先，就是說為了效益可以犧牲公平，不顧他人的利益。市場經濟必須以是私有制為前提才能實現，只有私有制才能發揮個人最大的積極性去獲得個人利益，而不惜犧牲人民、國家和集體的利益。所謂“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活力就是這樣產生的，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撈到錢就是好貓，社會的積極性空前提高，坑蒙拐騙偷、吃喝嫖賭抽、打砸搶燒殺，賣靈魂、賣肉體、賣官帽、，賣地皮、賣國企、只要能賣的的什么都賣，廣大勞動人民為了活命，沒有安全、沒有尊嚴，甚至去黑磚窯當奴隸工，有的為養活老人出賣肉體，這種積極性在計劃經濟時期是絕對不可能的，現在投機倒把成了合法，股市、彩票是最大的投機倒把市場。

還有一點對衡量一個社會先進還是落后也很重要，那就是人文指數。我來引用《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一文中的一些資料，“通常，一國社會發展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對應，但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卻是一個突出的例外。在改革前夕，中國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貧窮國家的第22位，而在人文發展中卻位居第51位，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此外，1960-1980年間，世界上從低人文發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國家不過十幾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中國取得的進步最顯著，因為中國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長期以來，中國傾力投資于人文發展。因此，盡管人均收入低，它卻位于中等人文發展指數的國家類別。中國在人文發展指數與人均GNP之間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國民收入?！敝袊斈觌m然是發展中國家，但它在發展中國家中獨樹一幟，取得了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社會進步，顯示中國經濟社會制度在促進人文社會進步上具有優越性。中國從而被一些國際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的榜樣。”改革開放后人文發展指數從51位下降到104位，下降了53位，下降一倍還多，后上升到到94位仍比改革開放前下降43位。
為什么要說人文發展指數，因為這對人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它能夠說明這個國家的國策，也就是把錢花什么地方？是不是花在人民身上？還是為少數人享受？
現在來了解一下人文發展指數的內容：人文發展指數是衡量人文發展的三個方面的平均成就的綜合性指標：1、健康長壽的生命，用出生時期望壽命來表示；2、知識，用成人識字率及大中小學綜合入學率來表示；3、體面的生活水平，用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在此基礎上用加權平均法分別計算出這三個方面的指數，然后將這三方面的指數進行簡單平均，即為人文發展指數。這個指數在0－1之間，指數越接近1，說明這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越高。用人文發展指數來對比一下兩個30年：
第一個指數是人的壽命，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條，不管精英怎么吹噓，如果人民壽命活得不長，說明社會有問題，不管精英怎么貶低，如果人民的壽命越活越長，這就是一個好社會，試想一個受饑挨餓的人民（還有成千萬死亡的社會）、一個工作沒有保障的人民、一個有病得不到醫治的人民、一個在衛生條件很差、生態環境惡劣中生活的人民、一個受社會壓力精神負擔很大的人民等等，他們能夠長壽嗎？肯定不能?，F在讓我們來看看毛澤東時代的壽命指數：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增加了33歲，遠遠高于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達到了當時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改革后，人均預期壽命增加速度大為放慢。1982-2002年的20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僅增長2.9歲，不但低于亞太地區的4.0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5.4歲、南亞的8.9歲、中東和北非的9.1歲，而且低于高收入國家的3.9歲。這是過高估計的數據，有專家認為受社會環境、生態環境惡化，醫療保障水平降低，飲食結構快感化、傳染病復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有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的實際人均壽命為61-62歲，遠比官方數據72歲要低；部分醫院的統計支持了這個觀點，許多網友也憑感覺認同這個觀點。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說，我國知識分子平均壽命58歲，比全國人均壽命約低10歲。國家體改委的調查結果顯示，近5年內，共有135人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的教授、專家逝世，平均年齡僅有53.3歲。這些都是生活、醫療條件比較好的知識分子，壽命都不到60歲，其他民眾可見一斑了，所以目前的實際人均壽命為61-62歲是可信的。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人均壽命下降了6-7歲。但是成天攻擊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政策的精英，死去的一般在90多到100歲以上，未死的也在70歲以上，這些人為改革開放拉高了一點壽命指數，等毛澤東時代的精英都去世了，壽命指數還會降低，這也是吃老本。另一個現象是現在知識分子不受迫害了，壽命反而短了，平均年齡只有58歲了。我們所熟悉的名人中，如中國十大笑星侯耀文59歲去世，創新理論標兵方永剛46歲去世，中央電視臺十佳播音員羅京48歲去世，越活躍年輕了。人要是沒有壽命，說它是“最好的社會“對他也毫無意義，人的壽命可以活得很長，再污蔑、攻擊它也是個好社會。

另一個重要指標是醫療衛生事業。1975年，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農村普及合作醫療、防治血吸蟲病、麻瘋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績給予高度評價，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范，贊譽中國只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世界人口22%的衛生保健問題。中國總體的醫療條件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21位。2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醫藥衛生總體水平被世界衛生組織排在191個國家中的144位，而衛生公平性竟排在188位，全球倒數第四。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醫療領域改革的市場化導向，政府大規模削減醫療投入。有醫療權威人士指出，發達國家用于醫藥衛生開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連在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贊比亞為5.8%，而中國只為2.7%，而且，中國政府的衛生投入在整個醫藥衛生總支出的比例逐年減少。1985年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為38.58%，1995年為17.97%，2000年以后只剩下15%。相反，讓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醫藥費的比例卻逐年增加，1985年為28.46%，1995年為46.40%，2000年以后一直接近60%。改革開放期間降低嬰兒死亡率方面，中國的進步落后于幾乎所有地區的平均水平，包括東亞/太平洋、歐洲/中亞、拉美/加勒比、中東/北非以及南亞，與中國相當的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其他健康的指標上存在類似趨勢，例如疾病和傳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發病率、高自殺率等等。

第二個指數是受教育情況。新中國建立時，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文盲國家，人口文盲率超過80%。經過不到30年時間，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礎上努力普及教育，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農村下降到34.7%。這是一個驕人的進步，因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農村文盲率分別高達34.9%和67.3%，埃及分別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遠遠高于中國的巴西分別為16.8%和46.3%。中國普及教育的成就超過其他發展中大國，走在了它們的前面?；诮▏髵叱拿さ乃俣?，人們本來期待，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家擁有更多財富，徹底掃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實并非如此。改革30年來，政府制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標屢屢以失敗告終，大學生比例提高，但農村和和貧困家庭子女入學比例逐年減少，體現了教育的極大不公。而在普及教育的腳步顯著放慢了。2005年，根據當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國6歲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達10%。這個數據印證了另一個來源提供的信息：據中國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2005年底，文盲總人數達到1.16億人，占世界文盲總數的11.3%，僅次于占世界文盲總數15.0%的印度。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教育原來取得的優勢正在大大縮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方面。改革期間，一方面是大學生入學率提高了，大學生的失業率也提高了，另一方面卻有1億多人仍處于文盲狀態，得不到基本教育。在中國，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樣習慣性地被歸結為經費不足。但歷史事實是，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發展水平更低，經費更為不足，政府卻能夠組織數次全國性大規模掃盲運動，使文盲率顯著降低。有人警告說，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可能無法實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計劃2015年實現一半文盲脫盲的目標。去年高考的學生報名人數比去前年減少，政府把減少原因歸罪于去年人口減少，則完全是欺人之談，人口如果由于計劃生育的原因也只能逐年減少，不會突然減少，其實真正的原因不好說出口，其主要原因是教育產業化導致高學費和低就業引起的，不少家長在權衡上大學的利弊之后放棄了子女報考。下面又是一個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這就是需要政府投入的普及教育方面大大落后，而可以創收的高等教育方面卻大大超前。說明了兩個時代兩種對待人民利益的不同路線。

第三個指數是體面的生活水平。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的生活還是比較艱苦的，但人民享受著五個保障，大家都過著差異不大的生活，沒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沒有過奢侈的生活的人，也沒有在垃圾桶里撿吃的人。為了人民的利益，當時政府制定了《勞動保險條例》，有效的幫助了那些生活暫時遇到困難的職工，不但解決了職工的看病難、住房難、養老難等等問題，同時，也為國家和職工的家屬，以及共和國的子孫后代積累了數萬億元的勞動保障費。毛澤東說：“工人工資一個月50元，一年600元，還有7400元上繳國家”。（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頁）。所以，勞動保險的性質和屬性，不但是老職工進行互助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同時也是為了中國的子孫后代的勞動保障進行積累。毛澤東說：“工人除提供出來的他們的必要勞動之外，剩余勞動所提供的資金，都由國家集中，這是為現在、將來的工人、農民服務的，拿出來為他們服務的?！保ㄍ?，620頁）。可是在改革中職工們用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幾萬億資金不翼而飛了。退休老職工從此失去了生活保障。30年的改革開放，從1978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在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日本用了30年，追上了美國工資，“社會主義”還不如資本主義。中國的低保，2004年中央財政負擔105億元，地方財政支出173億，還不及公款吃喝費用的1/10?，F在一部人不勞而獲（而是大獲），許多人勞而不獲，根據勞動部門的統計，2004年拖欠農民工的工資為1000億元。李毅《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分析》。這就是兩條路線兩種分配方式，人民肩上又壓上了三座大山。
茅于軾說毛澤東時代窮，但是毛澤東時代把有限的錢花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花在人民的長遠利益上。毛澤東時代沒有兩級分化，沒有高人一等的人，也沒有低人一等的人，是一個安定的社會、是一個人民互相幫助、積極上進的社會。
一個兩極分化嚴重的社會不是好社會，而且是一個不得安寧的社會。仇富就是在這種社會中產生的，這樣的社會正如茅于軾先生所說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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