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空巢是易富賢先生的一本書名，我這里用它指代那些在中國反對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最近幾年，在兩會召開時，總是有人提案要求放寬政策，準許二胎。易富賢先生屬於激進一派的，他主張不僅徹底停止計劃生育，而且應該鼓勵生育，否則中國將難逃“大國空巢”的命運。
對此我是頗為疑惑的，在中國總人口仍在持續增長的狀況下，現在就開始擔心“大國空巢”，這也太早了，也太有點危言聳聽了。在當下的中國，我認為應該繼續堅持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為什麼？因為這與我們的普通民眾，尤其是包括工人和農民工在內的勞工階層的命運息息相關，也與中國未來的經濟轉型，國家發展息息相關。
毋庸諱言，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的，但是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的問題。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模式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就是中國有龐大的人口基數，有明顯的“人口紅利”，改革開放前的人們普遍貧窮的生活水平。這一切，使中國義無反顧的接受了比較優勢理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可以充分的就業，讓更多的人從經濟增長中獲利。貧窮也使得中國人為提高生活水平能夠吃苦耐勞。這一切奠定了中國經濟騰飛的社會基礎。
可是，此一時，彼一時，曾經讓中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取好處的“比較優勢”，現在恰恰成了社會發展，廣大人民自身發展的障礙。為了維持比較優勢，勞工的收入長期低於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及通貨膨脹的速度，老百姓的收入占國家經濟的比重在下降。這樣，勞工的收入在中國經濟增長被視為奇跡的情況下，實際上不升反降，社會基尼系數甚至超過了美國。這就使得中國的消費難以提振，占經濟增長的比例太低。如此又不得不依賴出口，可出口產品仰人鼻息，利潤不停地被擠壓，這反過來又使中國的企業更加依賴壓低勞動成本的方式維持生產及利潤。這也同樣被西方國家詬病，我們曾有“輸出通縮”的“美名”，現在又要為世界經濟失衡負責。最近發生的全球經濟危機又證明，出口是不穩定的，是難以依靠的。因此，現在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是難以為繼的，所以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不斷的提及，幾乎成了社會共識。
可是，我想不通的是，如何轉變經濟結構進而擴大內需，使我國的經濟發展更多的依賴民眾消費，而不是出口和投資。我也看了一些這方面的政府和專家的論述，但是好像大部分都是強調經濟轉型和擴大內需的必要性，具體的行動方式卻面目不清。我本人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的障礙之一恰恰是不斷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人口紅利”，和“比較優勢”一樣，我認為“人口紅利”已經走向了負面。反對計劃生育的“大國空巢”論者，總是論述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喪失了人口紅利，面臨勞動力短缺及老齡化的問題。說實話，我覺得這不僅不是個問題，反而是一個經濟轉變的必要促進因素。
我為什麼說“人口紅利”是中國轉型的障礙呢？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基礎上的，這些產業利潤較低，勞工的收入難以大幅度的提高，也就談不上增加消費了，但它最大的好處是能增加就業。我們的經濟結構調整一定是向利潤更高的產業轉變，但是這麼多的人口離開勞動密集型產業，他們的就業問題如何解決呢？我們知道，利潤越高的產業，能夠就業的人口越少。印度久負盛名的信息產業，從業人員不足200萬人，這對於印度的總人口而言，微乎其微。我始終想不通的是，為了保證勞動力的普遍就業，我們根本就離不開那些低利潤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這些產業的剝削和壓迫又是所有產業中最嚴重的，管理者又總是千方百計的壓縮人力人本。這時候的“人口紅利”不就轉化成“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到處都是”。人口太多，就業就是個大問題，沒有就業的人，比那些低收入的勞工而言，更沒有消費能力。據說當年中國的“上山下行”運動，就是因為城市的青年不能充分的就業，所以讓讓他們去農村，這至少是“上山下鄉”的原因之一吧。那些“大國空巢”論者，只注意的勞動力的充足問題，卻沒有注意到就業的困難問題。這種情況下，中國如何轉型？如何安排勞動者就業及獲得較高的收入？記得以前看曹征路先生的小說《問蒼茫》，書中一家深圳企業，招收工人干活，在試用期里支付低工資，在試用期結束前辭退工人，再招收新工人。重要的是，它們這樣做并不違法。為什麼它們可以這樣做，不得不說，我們的“人口紅利”是一條重要原因。現在，我們還為我們的“人口紅利”沾沾自喜嗎？據說，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少生了4億人，那麼我們的環境危機，糧食危機會大大的推遲，社會的壓力也大大的減少。
在中國，勞工的底層生存狀態已經被大量的描述了，我這里就不多說了，過剩的勞動力使得勞工喪失了和資本家們談判議價的能力，只能接受低工資，高勞動強度。但是這種不能享受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游離于社會快速發展之外的最廣大人群，沒有希望的焦慮感總是伴隨著他們，這必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威脅社會的安定和諧。面對這些，政府除了提出我上文所說的經濟轉型，擴大內需外，還提出人不僅要活，還要活得有體面，有尊嚴。這些理念都是不錯的，我認為最基本的一點是增加普通民眾的收入，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2010年，我看到事情似乎有了希望。年初中國南方的民工荒，讓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到來了，也就是說，經過幾十年的計劃生育，中國的勞動力終於由過剩向短缺轉變，“人口紅利”終於要到頭了。“劉易斯拐點”是否真的到來，恐怕還難下定論，也許再過若干年回過頭來，我們才能做出更準確的判斷。但是只要我們堅持計劃生育政策，“劉易斯拐點”遲早會來。今年因為民工荒，南方的一些企業已經開始上調工人工資。現在，由於富士康的員工跳樓事件，富士康工人的工資也提高了。廣本工人的罷工事件，也圓滿的結束了，工人也取得了部分的勝利。而且這種罷工風潮仍在中國蔓延。在勞動力逐漸短缺的情況下，工人們可以增加自己的話語權，更好的和資本討教還價，增加自己的工資和勞動環境的改善。可以讓血汗工廠難以生存。計劃生育的好處已經顯現出來了。現在有些人擔心，那些依賴壓低勞動力成本的工廠難以生存，會倒閉和遷往海外，那麼工人就又失業了，實際上現在已經有臺資企業揚言要把工廠遷走。但這種擔心其實是毫無道理的，這些依賴壓縮勞工成本的企業本來就是我們經濟轉型要淘汰的企業，這樣的企業員工，收入又低，又無尊嚴，本來就是個人發展的障礙，倒閉或者走了才好呢？這不正促進了中國的經濟轉型嗎？反正勞動力不足，員工可以比較輕松找新的工作。因此，計劃生育工作還應該堅持，這對於將來維護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尊嚴有莫大的好處。
中國的經濟轉型可以這樣完成，一方面由於勞動力的短缺，由勞工自己和資本談判，增加自己的收入和改善自己的勞動環境，逼得那些企業不得不轉型，向更高技術，更高利潤的產業轉型，自然而然就減少了依賴廉價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數量，這是自下而上的；另一方面，政府在勞資糾紛中要改變以往的站在資方一方的情況，現在應該成為經濟學家姚洋所說的中性政府，這次在廣本的糾紛中，政府就比較中性，做的不錯。政府還要嚴格按照法律如《勞動法》，對企業進行監督，處置違法企業，同時監督最低工資的執行情況，不能一規定就不管了。政府還可以加大對產業升級的支持，淘汰血汗工廠和準血汗工廠，這是自上而下的。上下夾擊，中國的產業調整是可能度過危機，是可能成功的。這樣擴大內需才可能成功。
綜上所述，為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更和諧，生態環境得到更好的保護，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還應該繼續執行下去。太多的人口，生活是難以真正提高的，就像西方人所說的，中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方人的水平，幾個地球的資源也不夠用。西方人的說法當然是為了他們自己，但是卻也是實情，那麼，在資源有限的的情況下，如果我們的人口負增長，那麼我們的平均生活水平就能提高的更多，資源的人均占有就會更多。如果我們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有意識的減少出口——這在我看來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沒有資源讓我們既增加或者穩定出口，又同時大規模的擴大內需，那樣我們離崩潰就不遠了。減少出口，也就意味著我們不再艱苦的用自己的能源和人力為西方人打工了，我們是為我們自己更好的生活干呢！這樣，我們中國的前途還是光明的。另外，大國空巢論者反復提及的養老問題，這根本就不是問題，不過這與我今天論述的問題無關，就不多說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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