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這一步棋立意深長

以本田為代表，最近罷工事件頻頻見諸媒體，透露出一種不同尋常的氣息，折射出中國政府的良苦用心。　　

從1978年開始，當執政黨將工作重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逐步引入市場機制時，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即成為顛撲不破的事實。究其原因，是多年來實行的，以“短缺”為特征的計劃經濟模式使社會壓抑了巨大的市場性需求，為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空間。整個1980年代，經濟的增長沒有疑問，風險不在經濟能否增長，而在政治，即經濟的轉型過程（市場化改革）是否可控，以及路線分歧所可能引發的黨內分裂。　　

這一關中國終于渡過，直至1990年代中期，內部需求所提供的增長空間終被填滿，此時，“經濟能否增長、如何增長”再次成為問題，中國需要尋找新的經濟引擎。從“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中，中國找到了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藥方。這條路徑與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在取向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國無須啟動新的經濟轉型，但必須在原來的路上走得更遠。也因此，致力于打破外部封鎖，爭取“融入主流國際社會”，即成為1990年代中后期的主題。直至2001年加入WTO，中國終于完成臨門一腳，為未來1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然而，中國畢竟不是“四小龍”，而是東方巨龍，其經濟規模遠非后者可比。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引起許多國家的警惕與抵制，成為21世紀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重要誘因。縱然加入了WTO，也不能使中國免于麻煩。中國的外向型經濟之路，也是不斷遭遇和抵制花樣百出的貿易壁壘之路。直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及發達國家進一步收縮貿易政策，終于使這條路幾乎走到盡頭，“如何實現經濟增長”再次成為中國社會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　　

既然向外走已經行不通，只能重新向內挖掘，這將是一次不亞于1978年的重大變革，經濟的發展方式需要經歷根本性轉型。幸運的是，30年的高增長為“二次轉型”積累了巨大物質基礎；不幸的是，這種積累主要體現在少數人身上，不能形成廣泛的市場有效需求。近30年來，多數人不但承擔了市場化改革的代價，而且在為初級外向型經濟所必須的低成本競爭力做出犧牲。不管是市場化改革還是外向型經濟，受益最大的，都是同一小撮人；付出代價的，也是同樣的大多數——有些人只吃飯不洗碗，另一些人只洗碗不吃飯，貧富分化遂一發不可收拾。　　

新的經濟增長之路，關鍵在于啟動內需，啟動內需的關鍵又在于增加多數人的收入，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成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前提，這應該是近些年對此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并不斷被提上政府議事日程的主要原因。阻力也可想而知，因此一次次被提上日程，一次次又無疾而終，政府迄今只能在財富增量的邊際上打點秋風。　　

要調整收入分配，僅靠二次分配的力度有限，必然要觸及一次分配。其實，調整收入分配有3個切入點：最關鍵的是要遏制特殊利益集團，其次規范和削減政府開支，第三才是調整一次分配。但從政府本身的立場而言，在前兩個方面它都做不到中立，啟動的難度和阻力太大；因此，最有可能率先試水的，無疑是對一次分配的調整。　　

但是，在市場條件下，政府對一次分配的影響手段有限。無論是《勞動合同法》，還是工資指導，企業都不乏規避方法。而且因為擔心影響經濟，政府投鼠忌器，也不敢出臺太剛性的手段。此時，通過增強勞動者的要價能力和談判手段，來制衡資方，影響一次分配，就成為一個可選項。　　

在今年以前，在本田以外，勞動者的普遍待遇只會更差，各種形式的反抗也只會更多，但都很難見諸媒體，更成不了氣候。此次本田罷工能夠持續多日，漸成呼應之勢，逼迫資方步步退讓，政府的態度令人尋味。此前，為了“經濟發展”，政府一直緊緊站在資方一邊，幫助資方及時解決勞資沖突。此次政府當然也沒有完全站在勞動者一方，而是采取了某種微妙的相對中立立場。用原來的“挺資”標準衡量，就是反應遲緩，態度曖昧。　　

自從1978年以來，“扶資抑勞”、“限制基層民眾的博弈能力尤其是集體行動能力”，就一直是政府行為的基本邏輯，也是其統一“改革、發展、穩定”三重目標的兩個基本落腳點。政府當前的這種態度變化，風險很大，可能同時觸動改革（市場化）、發展、穩定三個方面，這一步邁得也頗急。所以，對此無法單純用“向左轉”的意識形態角度衡量，也不能從“和諧社會”的宣示、更柔性對待社會沖突的思路等因素中得到完滿解釋。付出和承受的越多，說明其所求越大。政府似乎是希望以此作為觀察點，尋求調整一次分配，從而啟動內需，完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性解決方案。　　

留給中國轉型的時間和空間已經不多，其間的邏輯鏈條很清晰：要使經濟增長可以持續，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啟動和擴大內需；要啟動和擴大內需，就必須調整收入分配；要調整收入分配，就必須觸及一次分配；要撼動一次分配，僅靠政府發力是不行的，而必須調動和增強勞動者的力量；而調動和增強勞動者的力量，有可能損傷即時的穩定、發展和改革（市場化）。因此，對待“二次轉型”，必須有“一次轉型”時那種“聚精會神搞建設，全心全意謀發展”的全力以赴與果決，否則難有成功的希望。通過近期的一系列罷工事件，政府可從三個方面測試這個社會的體質：一，工人的集體罷工會不會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二，企業對此的承受力如何，對地方經濟的損害度如何？三，罷工過程能否做到有序、可控，尤其是將影響也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圍內？　　

本田工潮對這一切試題都提供了完滿答案：一，事件獲得圓滿解決，工人并沒有形成獨立工會（既然有波蘭團結工會的先例在前，獨立工會在今日中國就是絕對不能開放的禁區），卻組織了理性而有序的罷工，并以此為談判手段，迫使資方讓步，提高了工資待遇，調整了一次分配；二，由于罷工有序、可控、可勾通，資方的損失不大，在其可承受的范圍之內；三，政府史無前例地沒有采用任何強力彈壓手段，而是通過從旁疏導、協調、斡旋，有效平息了沖突，取得“三贏”的結局。　　

僅僅一個本田事件，可能還不足以讓政府驟下重大的決心。類似的試驗，想必還將陸續涌現。而試水的結果，必將影響其后一系列決策，甚至可能改變中國各階層的行為邏輯和力量對比，導致社會面貌再次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府的這一步棋，不但立意深遠，而且勇猛果決，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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