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學者提出建設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主張

八零后學者提出建設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主張　　

——訪《中國大形勢》作者高連奎　　

最近一本名為《中國大形勢》的財經時政類圖書，忽然火爆了起來，有人說，這是中國第一本以解決問題為目的學者著作，也有人說這是中國第一本系統而又透徹的全面分析中國現實問題的財經書籍，看過這本書的人評價到：這本書僅就涉及的問題和內容就足夠震撼，特別是出自一個80后，其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就遠超同齡的群體。更有讀者希望這本書能夠觸及更多人的思考，改良中國的社會，惠及更多的百姓。這到底是本什么樣的書，為什么會引起如此之多人的興趣，筆者就此采訪了本書作者高連奎?！　?/p>

我喜歡前瞻性的研究　　

問：你的書名定為《中國大形勢》。作為一名80后，為什么要寫一本如此宏大敘事的著作？駕馭這么大的選題，在知識和閱歷方面有沒有感覺吃力的時候？　　

答：其實我平時就比較喜歡研究一些歷史性，或者是具有前瞻性的課題，我平時也很少寫時評，我不是說時評不好，而是認為將時間與精力研究一些深層次的東西會更有意義?！　?/p>

其次，因為我是80后，我們這代人對社會轉型之痛感受最深，我們趕上了大學收費，趕上了大學生貶值，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結婚前父母為兒女準備好生活的一切，包含房子、生活用品、生產工具等，但是到了現在，這些對于我們的父輩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他們在兒女結婚前連一套婚房都不能為子女提供。當然這些問題都是社會轉型造成的。我們這代人對社會感受比較深，我們才能提出自己的意見，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是我本書的目的之一?！　?/p>

我書的主題看似主題宏大，實際上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現在很多學者被人批評只管提出問題，而不管解決問題，我寫本書的目的很非常明確，那就是解決問題，解決中國最緊迫、最現實問題，我在書中，講歷史是為了更好的說明現實問題，講外國的經濟敗局，是為了更好的說明中國的問題，如果就問題而談問題，往往會解決不好，而只有跳出問題看問題，往往會得到非常滿意的答案。　　

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我是從經濟學研究轉向現實經濟問題研究的，我在寫作本書時也舍棄了不少的內容，因為那些只適合發表論文，而不適合寫在書里面，從經濟學研究轉向現實經濟問題研究，不會感覺到難，反而會覺得會很容易，另外我們這代人趕上了互聯網時代，學習什么東西都非常的方便，文章敘事雖然宏大，但我所寫的都是與我閱歷有關的，有把握的我寫，沒有把握的我不寫，在知識方面也是，我學過的我寫，沒有學過的我不寫，可以保證我的不會出錯或是少出錯?！　?/p>

我這是一本中國問題專著　　

問：有人評價你的書對中國問題進行了跨學科、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你認為這是不是此書與其他經濟著作最明顯的區別？（可談談你的學習經歷）　　

答：是的，現在學科越分越細，這也導致了人們在看問題時可能越來越片面，但現實中的問題往往都是綜合性的，如果只是從某一學科的角度來進行解釋只能是盲人摸象，我讀書喜歡讀史書，比如西方經濟思想史，我讀了至少幾十遍，西方政治史我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因此在知識方面我的積累是足夠的?！　?/p>

我這本書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多個方面，當然經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認為準確的說，我這是一本中國問題專著，而非經濟學專著，這是根本上的不同。另外我用經濟學的思想來解決民生問題也是本書的特色，現在我們的經濟學者幾乎從來不談民生問題，這并不說明經濟學家就不應該關注民生，不關心民生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福利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分支，而且也出現了非常多的大師級人物。關注民生也是經濟學家不可逃避的責任。而中國學者，對民生這樣一個重要問題的忽視甚至是漠視，則是對全社會最大的虧欠。　　

中國經濟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發展，但是普通民眾“養家糊口”卻越來越不易，而這些問題都需要用經濟手段加以解決，因此要談清楚中國問題，經濟學是最重要的?！　?/p>

我與那些專家不同，我有工科背景，大學時學習的是自動化專業，自動化專業很特殊，當你學完這個專業后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工業革命的進程，另外我在備考研究生期間還系統了學習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大學畢業后長期在企業與行業商會工作，這些都為我寫作本書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比如書中關于政治與社會方面的內容則與我在政治學方面的學習有關，而關于經濟增長動力的問題，則與我的經濟學研究及我的工科學習背景有關，我書中提出的加強行業組織的行業管理職能，這與我在企業和商會的工作經歷有關系?！　?/p>

我這本書乍一看可能會覺得內容很散，但如果通讀下來，就會感覺到內容相互聯系，渾然一體?！　?/p>

我是好的民族主義　　

問：你在書中指出，“中華文明影響西方文明是歷史的主流，而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反影響則是歷史的回流”，是不是有點民族主義傾向？（之前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爭論的《中國不高興》等書，受到的批評也主要源于此）　　

我不認為這是民族主義傾向，因為我書中談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世界學術界得到認可的研究結論，國外的教科書上也是這樣寫，只是這些研究散見于各個學科，而我只是首次將他們系統起來而已，我不能算是提出者，只能算是個集大成者。　　

啟蒙運動的思想來源是中國的儒家和中國的社會制度， 經濟史家總是把斯密看作是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但是斯密的背后是魁奈，而魁奈的背后是中國，西方經濟學中的自由放任也是老子無為一詞的翻譯，西方的文官制度來自中國更是毫無爭議，西方人從來毫不諱言這些事情，我們為什么又遮遮掩掩，羞于承認呢?！　?/p>

我們總喜歡將中國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寫《貨殖列傳》歌頌祖國經濟繁榮景象的時候，西方的古羅馬帝國還沒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們有了自己的中央銀行，開始印刷紙鈔的時候，西方人還在那里數著貝殼，但我們享受自由平等的時候，西方人還處于農奴制社會，這些都是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沒有燦爛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著輝燦爛的文明卻不敢承認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p>

我們中國人只知道鴉片戰爭及晚清的百年屈辱，誰又知道中學西漸和中國潮時期的百年榮耀呢，摩羅被稱為中國自由主義分子的“雙星”之一，他去年寫了一本《中國站起來》，書中他敢于承認自己對國際文明史的無知，但中國其他知識分子又有幾個敢于承認自己的無知呢。流行于西方的百年中國潮這段歷史也應該寫入我們的教科書，這也正好可以與晚清的百年屈辱史平衡一下。　　

正如我書中所言，我主張為中國傳統文化正名，但我又反對文化復古主義，我認為中國需要的是創新，如果這樣都被稱為民族主義的話，那我認為這樣的民族主義是好的民族主義，是健康的民族主義，也是必要的民族主義?！　?/p>

經濟學急需回歸常識　　

問：學過基礎經濟學理論的人都知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你在書中反復重申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并建議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升到國家戰略，為什么要強調這樣的常識問題呢？　　

提高勞動生產率確實是常識，但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已經偏離了這個常識，也是事實，這要從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大歷史來看，才可以說清楚，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統稱為古典經濟學，第二階段統稱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第三個階段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也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馬克思經濟學言必稱生產力，其實生產力與勞動生產率是一回事，勞動生產率是量化了的生產力?！　?/p>

凱恩斯經濟學屬于宏觀經濟學，基本上是從宏觀上看問題，比如GDP的概念就是凱恩斯經濟學的杰作，GDP公式集中濃縮了凱恩斯經濟學的精華，我們看看媒體上的專家一談經濟就是三駕馬車，就是探討投資、消費、出口問題，再比如房地產拉動中國經濟等，說這些話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說不出這樣的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屑于說這樣的話，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典型分析范式?！　?/p>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經濟學的最新階段，比如我們經常聽到的產權、改制、私有化、自由化等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典型分析思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不關心三駕馬車的問題，但是他們特別關心經濟制度的問題，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開放市場，實行貿易、金融、資本的自由化必將帶來經濟增長，而更大的開放帶來經濟更大的增長。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執思想界之牛耳，不僅在學界登堂入室，成為支配性學說，而且在政治、經濟領域具有壓倒性的地位；不僅在歐美稱霸，而且君臨拉美、非洲、亞洲，甚至在中國也影響漸大，當然現在的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上和道德上已經破產。　　

現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大部分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從來不從勞動生產率的角度分析經濟，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大的缺陷就是忘本，忘了經濟發展之本，經濟發展之本是發展生產力，也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中國的經濟學家由于受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太深，現在的學者幾乎不再談勞動生產率?！　?/p>

說到常識，按照通常的標準，常識一般是那些經常掛在口頭上和自覺落實到行動上的東西，我們可以從這兩點來看，可以首先看看媒體上的那些專家學者，哪個人還在用勞動生產率這個詞，你看央視財經頻道或是各大主流財經報紙，它們也許一年都提不到一次勞動生產率這次詞，我們在百度里輸入勞動生產率這個詞，與勞動生產率相關的新聞少的可憐，而且很多都是美國新聞，而其他常識性的東西，只要百度一下就會出現海量的文章?！　?/p>

我們再看具體到行動上看看，中國從來就不注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我多說。從以上兩方面我們都能明確的看出，中國并沒有將提高勞動生產率當成常識，甚至勞動生產率這個詞都已經被塵封了起來，我們這代人學習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知道有勞動生產率這個詞，如果再這樣發展下去，可能以后的小朋友們聽沒聽過這個詞都是問題。我們現在急需回歸常識?！　?/p>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是吃改革紅利，改革紅利吃完了，經濟也就完了，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凱恩斯主義發展經濟學就是“做加法”，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來發展經濟是“做乘法”，這才是最快的經濟增長方式?！　?/p>

要藏富于民，而不是藏富于精英　　

問：你所指的創富于民、均富于民與之前流行的“藏富于民”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　　

在語言學上有個現象叫做詞語異化，例子我們就不舉了，大家都能理解，但你發現沒有，被異化的詞大部分都是比較美好的字眼，我認為“藏富于民”這個詞也存在被異化的趨勢，因為“藏富于民”這個詞太漂亮了，誰用都能獲得掌聲，以至于很多推銷極端主張的人也開始打起了“藏富于民”的幌子?！　?/p>

在書中我一共對分國企股票、分外匯儲備、分國有土地、用民營企業藏富于民、用股市藏富于民、減稅藏富于民六大常見的藏富于民主張進行了批判，指出這些主張不是在藏富于民，實際上是在藏富于精英，藏富于民的前提條件是“民窮”，但是我們放眼望望，現在中國有錢人多的是，中國很多人擁有多套住房，中國是世界奢侈品大國，中國黃金市場火爆、中國收藏品市場屢創天價，怎么能說中國“民窮”呢，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分化”，中國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窮，中國窮的只是最普通的民眾，“民窮”與“貧富分化”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藏富于民是主張將國家的財富分給好百姓，比如把國企分掉，把外匯分掉，把土地私有化、減稅等，但這些一次性的分財產并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而要解決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就必須“均富于民”?！　?/p>

俗話說“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要讓民眾從根本上富起來，最關鍵的還是要“創富于民”，在書中，我提出了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才可以創富于民，因為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才可以讓民眾在單位時間內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只有民眾創造財富的能力提高了，民眾的收入才會增長，比如一個工人一年創造10萬美元的財富，另一個工人一年創造1萬美元的財富，那么在同等條件下，這個每年創造10萬美元財富工人的工資就是這個每年創造1萬美元財富工人的工資的十倍，比如按照世界勞工組織的數據，中國工業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五分之一，我不知道這個數據準不準確，即使準確也被高估，因為中國的工人加班情況非常，中國工人的勞動時間要遠遠大于美國工人，如果按照小時勞動生產率那么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還要更低，因此只有提供勞動生產率，才可以從根本上創富于民?！　?/p>

制定反投機法也是歷史的進步　　

問題：新“五蠹”的提法是你的原創嗎？對于打擊新“五蠹”，你提了一些建議，這些建議是否具備可行性？（比如改革稅制遇到強大阻力該如何應對？指望投機客乖乖聽政府的話遵循政策會不會是一廂情愿？）　　

“新五蠹”這個詞不是我的原創，但是將這五種人或行為列為新五蠹是我的原創，我在網上也看到一些新五蠹的提法或是有關新五蠹評選的帖子，但這些都是網友的戲謔之作，正兒八經的寫篇文章的只有我，并將其上升到社會層面進行探討的我也是頭一個，至少公開資料顯示的是這樣。　　

對于打擊新五蠹的建議，我認為還是有可行性的，比如有些行為本來就屬于違法行為，我們直接依法打擊就可以了，在其他方面我提出了加強商協會等行業組織的商業管理職能，我提出這樣的主張也是與我的經歷有關系，我在企業從事過策劃及管理工作，也在商會有過工作經歷，我認為真正的好企業，在乎名譽的企業是不愿意進行惡性競爭的，也是不愿意傷害消費者利益的，但行業中偏偏有些人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這些情況在沒有鬧大之前，政府是不方便出面進行管理的，而這些完全可以通過行業自律來搞定，但現在的情況是很多企業根本就不加入行業組織，而行業組織對企業也沒有強制權，如果行業組織作為行業的自律性組織可以具備一定的公權力的話，很多壞事情在行業組織這一層面就被消滅在了萌芽狀態，根本就不可能再造成行業災難甚至是社會災難，以后行業內出了事，我們最先問責的就是行業組織，其次是才是政府，如果行業組織具備了對行業進行管理的公共權力，那么像三鹿奶粉事件，華爾街金融危機事件，房地產質量等事件都可以非常好的得到解決?！　?/p>

筆者認為小政府主義不等于無政府主義，政府在退出其社會管理職能的同時，應該以社會自治的加強為基礎，如果政府放棄了進行社會管理的職能，而社會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會演變成社會失控，甚至演變成社會災難，比如美國的金融行業，中國的奶粉行業，中國的房地產行業等，現在世界上都面臨著政府與社會脫節的問題，也可以說，現在不是小政府還是大政府的問題，而是政府與社會脫鉤的問題。為了彌補小政府造成的公共權力真空，筆者認為應該加強行業組織在行業治理方面的作用，賦予行業協會一定的公共權力。

我不認為改革稅制會存在很大的阻力，現在加強對富人的有效征稅是民心所向，是民意所歸，就連茅于軾這樣的人也是主張加強對富人征稅的，這些問題在西方都解決的很好，我認為現在的阻力都是思想阻力，這種思想阻力來自于兩大方面，一方面是世界范圍內的減稅風潮，第二是，中國稅重的假象，對于世界上的減稅風潮不過二十多年的時間，實踐證明是失敗的，西方國家的減稅直接導致了貧富分化的加大及中產階級社會的解體，我們應該從中吸取教訓才對，二是中國稅重主要是企業稅重，我們現在需要一種稅收理念的轉型，我們不再加大對企業的征稅，而是加強對中國富人的有效征稅，我不認為這樣做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p>

針對投機的問我提出制定《反投機法》的建議，即使不制定《反投機法》，最起碼也要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在住房及食品領域的投機，我認為是有可行性的，其實就像索羅斯這樣的金融大鱷都表示，如果政府規定不可以投機，那他也不會進行投機，如果我們的政府通過立法規定不允許在住房和食品領域進行投機，我想中國的投機者也不會違抗法律進行投機，至少大部分人都會放棄投機行為，就算剩下一小部分投機者，他們也不會對市場掀起太大的風浪，因為很多泡沫都是群眾性投機造成的，比如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都是這種情況，小部分投機者造不出大泡沫?！　?/p>

當年我國取消《反投機倒把條例》被看做是社會的進步，我們現在重新制定《反投機法》同樣也應該被看做是社會的進步，兩者都是改革，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了。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屬于帕累托改進　　

問：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難點在哪里？　　

在談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難點前，我更愿意談談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有利條件：　　

首先，我提出的這種社會保障模式，大家接受起來還是非常容易的。我本人有個習慣，就是每當寫完一篇文章一般喜歡到網上看看轉載率，當我將《論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一文發表在光明網刊發后，我認為轉載這篇文章的網站應該不會多，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這篇文章是我所寫文章中大網站轉載率最高的，很多以前沒有轉載過我文章的網站，都轉載了我這篇文章，這說明這篇文章所表達的思想還是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得到了人們的認可與接受。我認為人們以前只知道福利社會，但看到我的文章后，他們可能會認為，原來還有這樣一種社會模式，人們就會感興趣，人們的興趣是我推動這個主張的最有力因素。　　

其次，在理論上也沒什么阻礙，比如大家所知的是福利社會有兩大弊端就是養懶人，這是因為福利社會都是采用直接補貼的方法進行的，也就是按人頭分配的，但我的主張則沒有改變多勞多得的原則，福利社會相當于將一樣東西送給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會則是打五折后賣給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不存在施舍的問題，也就從根本上不存在養懶漢的嫌疑。因此不會存在“養懶人”之嫌。而且福利社會稅重，限制了企業的活力和國家的競爭力，但是我的主張則更加的優化，不會造成這樣的問題，主要是從消費角度征收，但注意是消費角度，而非消費環節，　　

大部分改革都會傷害到某個群體的利益，會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但是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主張不是在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進行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在每個人的消費行為間進行利益分配，比如我們將食品、住房、醫療等生存性消費領域的產品價格搞的非常低，讓人們可以用最少的錢滿足生存問題，在汽車、家電、家具建材等領域的享受型產品的價格可以搞的稍微高些，而奢侈品比如各種首飾、收藏品等我們將價格定的非常高，這些可以通過稅收手段進行調節，也就是提高后享受型消費品和奢侈型消費品的稅收，來補貼到生存性消費領域?！　?/p>

而現在的實際情況正好相反了，住房、醫療這些關系到生存的消費反而貴的不得了，而那些享受型消費及奢侈型消費反而不貴，因此我們必須把這種局面扭轉過來，人們幸福感才會增強。　　

我認為推動這一主張，我有一個有力力因素，那就是我的主張沒有風險，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遇到一些技術性問題，但也不會給社會帶來什么損失，基本上屬于帕累托改進。 　　

至于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難點，我認為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這需要政府的推動，這需要稅收制度的改革，需要先期進行社會實踐，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時間與精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的主張有政府、學術界和民眾的一致認可，那推動起來也就比較容易了，因此我對此持樂觀態度?！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