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網友批評我主張什么都搞垂直管理。為了說明這個思考的理由，突然想起了地方債的問題。先不說地方債的用途。不知道中央想過了沒有，現在允許地方發(fā)債，動輒幾十億，地方政府將來拿什么來還。最多十年后，地賣完了，債務卻積越多，地方政府破產之際，會不會利用政權的強制手段立法來全面地加稅，全面地剝奪人民群眾，會不會激起人民群眾的反對？
由于地區(qū)間的差異和文化習俗的差異，中國的兩級分化必然會因個體的人延伸到政府一級，地方政府之間也會出現兩極分化。到時富的地方政府富可敵國，窮的揭不開鍋。手心向下給予的是“爺”，手心向上要錢的是“孫”，“爺”們必須要權，“孫”們必須讓出權利。這樣地區(qū)間的單純的自由競爭而不是全國一盤棋，勝者通知原則必然導致地區(qū)間的沖突和權力爭奪，這些問題怎么處理？
現在的選舉體制，以地方為代表團的劃分單位，就已經產生了一些問題，在選舉中搞定了人數較多的幾個代表團，就能獲得選舉的勝利。將來富地方人口多代表多，幾個富地方聯(lián)合起來，就能把持政權，那么窮地方不僅沒有錢而且沒有權，必然成為被壓迫的一方，他們能適答應嗎？
所以必須要建立統(tǒng)分結合的地方治理結構。必須要把黨的紀律檢查機構、法院、檢察院、公安局的非履行地方治安職能以外的機構、工會全部垂直管理，形成對地方權力的約束。我們現行的國家治理結構，其實是非常科學的，即黨和人大、政府及政協(xié)共同形成的兩套系統(tǒng)雙軌結合。黨為全國集中統(tǒng)一領導，其他三套班子相對地方色彩濃一些。但是這套系統(tǒng)，完全取決于黨的紀律能否得到嚴格執(zhí)行，還沒有形成體制及組織系統(tǒng)上的制約。
只有把黨的紀律檢查機構垂直管理，才能保障黨紀的徹底執(zhí)行，強化黨的組織體系的集中作用。只有把司法權上收到中央，才能防止地方政府違法行為的發(fā)生；只有把工人這個中國現在及將來最大的系統(tǒng)的組織權掌握在中央手中，才能確保集中。因為中國城市化率已經接近50%，將來肯定超過這個比例，城市必然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過去的農村路線在變化了的新形勢下，將不再具有普遍性。所以要注意城市的穩(wěn)定。穩(wěn)定的辦法就是掌控工會組織。
中國的歷史發(fā)展證明，中華民族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分裂必然導致自相殘殺。西晉末的五胡亂華、唐末的五代十國、南宋末的蒙古屠殺、明末的十日三屠、八年的日本侵華戰(zhàn)爭，都是巨大的民族災難。所以只有大一統(tǒng)才能保障整個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大一統(tǒng)的安全就要求必須要掌控少數民族地區(qū)，這是歷史教訓。
然而中國總結歷史教訓，完全地從集中的角度考慮，建立了極其嚴密的皇權體系，不僅從組織上而且從思想上控制。所以明清兩代，中華民族完全喪失了血性和犧牲精神。這種辦法，用于東亞大陸行，面對世界范圍則必然遭受滅族的危機。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民族的犧牲精神才重新煥發(fā)出來，并被中國共產黨發(fā)展到了新的高度。
現在需要的是，要研究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因為現在的集中是無力的，沒有民主的集中，必然是對外投降對內鎮(zhèn)壓的軟弱，比如滿清就是這樣，因為這種集中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完全依賴于國家強力機構。
而在民主的選擇上，必須要正確分析什么是真民主什么是假民主，能夠保障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民主、能夠讓最多數人的意見得到充分發(fā)揮的民主才是真民主。
歐美國家人口少又有長達數百年侵略積累的財富，所以他們的民主，即使是少數人掌控，也能做到財富比較公平地分配。就算這樣，美國現在不也出現大量中產階級破產的現象嗎？他們的這種對內妥協(xié)和共富，是建立在對外侵略和剝削的基礎上的，是不能持久的。他們的高福利最終必然將破產，這種破產往往會表現為整個國家的破產，比如較弱的希臘和冰島。
中國人口巨大，無法實現基于私有制基礎上的西式民主，那種民主只能是導致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局面。革命的因素永遠無法消除，和西方國家和競爭中，我們永遠無法做到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所以國情和文化傳統(tǒng)—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求我們必須要采取公有制基礎上的大民主，極大地減少財富分配的不公平或差距過大現象，否則國家就無法穩(wěn)定。只有在這種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國家才能真正保持統(tǒng)一和強大，成為世界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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