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考慮設立“炒房罪”

應當考慮設立“炒房罪”　　

高房價毒瘤已經嚴重地危害著我國經濟的安全，民族的前途，甚至政治的穩定，已到了不得不立即大力整治的地步。造成房價暴漲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泛濫的炒房行為，這一點也成全民共識，無需再爭論。不可否認，中國人民對住房的剛需十分強大，中國房地產市場確實存在嚴重供應不足的問題。但是，炒客（和貪官）瘋狂炒房的行為無異于烈火烹油，即使供應再多的土地，建造再多的房子，都會被炒客囤積起來，供求永遠都供不來，“需求”永遠是個無底洞。畸高的空置率便是明證之一。炒房之害猛于虎。　　

這次順應民意的房貸新政也主要針對炒房行為，被業內認為精確制導。但是，這次房貸新政能否不被地方政府及銀行變相規避，這次調控會否又一次成為“狼來了”的故事，民眾充滿著懷疑。本文認為，要根治炒房這種危害極大的行為，很有必要在刑法上增設“炒房罪”。　　

一、設立“炒房罪”在實體上具有刑罰適當性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犯罪構成在形式上的刑罰設置適當，更要求實體上的刑罰適當，某種行為需要通過刑法分則類型化為犯罪的前提是該行為必須具有刑罰應當干預的法益侵害性。炒房行為是否存在侵害法益或者說是否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則成為將其犯罪化是否具有正當性的首要評判標準。　　

在中國，炒房行為已成為高房價的重要推手之一，其社會危害性無可爭議。由于土地資源的稀缺性，住房在任何國家都是作為一種一種消費品，而不屬于投資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投資的，更不是用來投機的。即便是在作為市場經濟樣板的美國，這個人均土地資源遠超過我們的國家，住房也不是用來炒作的。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為住房這種事關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產品，一旦被肆意炒賣，一部人手中擁有多套住房，就相當于把本該屬于別人的基本生存資源無恥地占據了。如果這部分人把持手中多套住房就是為等待升值，那就是“占著茅坑不拉屎”，而外面長長的提著褲子的等待隊伍卻是心急火燎。　　

炒房者們把有限的資源囤積起來，造成了嚴重的供不應求，導致房價飛漲，而房價飛漲又帶來全民的恐慌性購房，恐慌性購房進一步刺激房價飛漲，將房地產吹起巨大泡沫，最終導致無數家庭即使三代人也供不起一套住房。房地產泡沫給國家金融、經濟安全帶來的巨大危害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無數民眾因此買不起房，其給社會也帶來了巨大的不穩定因素；高房價擠壓了各個行業的發展，讓年輕人喪失理想，讓整個民族浮躁不安……。可以說，高房價問題已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作為高房價巨大推手的炒房行為，其社會危害性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超過了刑法分則規定的大部分行為，其侵害的法益已經遠遠不止是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管理秩序。因此，將炒房行為犯罪化具有正當性，完全符合刑罰適當性標準。　　

二、將炒房行為犯罪化具有必要性　　

從刑事立法理論來講，某類行為對于法益構成實害或者危險并不能必然證成將該類行為犯罪化的必要性。刑事立法應當遵行補充性原則，刑法是最嚴厲的制裁手段，是國家對于公民權利的最大程度的限制，必須謹慎適用。在全部手段中，刑法是應當最后予以考慮的保護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其他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它才能允許被使用。　　

從歷次調控經驗來看，中央的政策總是會被地方政府及金融機構輕易扭曲，造成了“調控變空調”的怪圈，不但導致國家調控成本高昂，還極大損害了中央的威信。就拿這次剛剛出臺的房貸新政來說，決策層的決心與力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日前就有媒體報道，有商業銀行已經開始利用消費信貸來規避這個新政了。即便這次中央已下了前所未有的決心，但民眾仍然普遍擔心地方政府和金融部門不會貫徹執行。多年來，政策的力度不可謂不強，決策層的決心也不可謂不堅決，但是現實告訴我們，這些政策根本無法遏制住癲狂的炒房行為。即便以后出臺高額的物業稅，“聰明”的炒客們在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的配合下，在套數、面積、價格問題上就大有文章可做。而這些貓膩行為，僅通過行政或民事手段，是根本無法查清的。而且，行政、民事手段也無法改變炒客們漠視、規避國家調控成本過低的局面。可是，在刑法規定闕如的情況下，唯一能擔當查清貓膩重任的刑偵程序無法啟動，唯一能加大炒客們玩貓膩成本的刑罰措施更是無法實施。而且，將炒房行為犯罪化還會引導炒客拋盤出貨，增加住房供給，減輕政府建設政策性住房的壓力。　　

可見，設立炒房罪絲毫不會減損法治國理念下保障個人權利的比例原則，恰恰相反，考慮設立炒房罪已成當務之急，其已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廣大人民基本生存權、維護國家安全的不得已手段。　　

三、將炒房行為犯罪化有利于增強刑法內部的協調性　　

倒賣車票、船票的行為侵害了國家的交通管理秩序，其危害性在春運期間體現得尤為明顯。但是，相比于同樣是炒買炒賣、哄抬價格的炒房行為來說，倒賣車票、船票的社會危害性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從法治的層面來看，刑法分則規定倒賣車票、船票罪能證成倒賣車票、船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炒房行為卻可以逍遙法外，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所以，增設炒房罪會讓我們看到刑法內部更加協調。　　

四、增設炒房罪符合目的刑理論　　

對于刑法的功能，素有刑事古典學派的報應刑論與刑事實證學派的目的刑論之爭，現代刑事理論基本傾向于目的刑論。目的刑論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限制國家的刑事制裁權，保障個人權利。目的刑的主要功能是預防犯罪，而不是為了懲處犯罪，“為了沒有犯罪而科處刑罰”是預防犯罪刑罰理念的經典表述。　　

因炒房存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不通過追究炒房者的刑事責任已不足以給炒房行為給予警示。而設立炒房罪，能有效地加大炒客違法的成本，阻嚇潛在的炒房及玩貓膩的行為。故增設炒房罪已刻不容緩。　　

“刑亂國，用重典”，面對房局亂相，國家已到了不得不出狠手、下猛藥的程度了。正如葉檀所說，此次調控不成功則成仁。為了確保本輪調控的成功，根治房地產市場的重病，有必要考慮將炒房行為犯罪化。當然，至于刑法條文的具體技術設計，包括如何界定情節嚴重程度，避免誤傷普通買房者、刑罰的幅度以及對于如何將拋盤出貨行為作為量刑因素等等問題，則可以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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