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社會的三大改革
所謂改革,就是持續進步,就是叫我們不斷的完善保護人的生命和財產的制度,以達到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和壓迫的目的。使我們的社會早日進入到高度文明的共產主義社會。私有化叫倒退,不叫改革。因為私有化制造了階級,制造了剝削和壓迫。
我們的前輩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經驗中告訴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只是實現公有制是不夠的,還要有公平的竟爭機制,及公平的分配制度,才能夠推動社會迅速地向前發展。因為人生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幸福,人與人之間為了追求幸福而產生的矛盾,成了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要解決好這一矛盾,我們就得不斷的完善公平競爭的機制。如實現公有制,民主制等。所以,我認為我們的社會主要有三大改革:一、體制改革;二、工資改革;三文化革命。
一、 體 制 改 革
我們要不斷地完善自由、公平的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實現公有制和民主制,兩者缺一不可。我們不但要反對政治上的獨裁,實現政治上的民主,我們還要反對經濟上的獨裁,實現經濟上的民主,這就是我們要走公有制道路的原因。
在體制改革中,我們首先實現公有制,同時也將實現民主制。因為我們不能剝奪他人快定自己命運的權利,每個人都有權決定選擇他所認為合適的帶頭人。
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我們認為,企業就好比是團隊、運動員,政府就好比是組織者、裁判員,維護秩序的管理員及后勤等。所以,我們認為,政府的職能就是解除人們的后顧之憂,防止打假球,防止因腐敗而帶來的不公平判決等。這樣才能夠使人們全身的投入到工作中去,那種沒有解除人們的后顧之憂,就叫人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做法是錯誤的。
順便說一下,那么,政府是怎樣解除人們的后顧之憂呢?首先是堅持公平第一的原則,制定公平競爭的制度。如建立人人都有律師的制度,以保護人的權利,制定受害人向政府索賠,再由政府向加害人索賠的制度及公務員有意過錯賠償制等等。比如,如果某人因腐敗或不正當競爭而遭到損害,某人可先向政府索賠,政府再向加害人索賠(當然也可以直接向加害人索賠)。目前,腐敗,官僚嚴重,冒牌貨充斥市場,其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父母官不用負什么責任。又如,見義勇為,跟壞人壞事作斗爭是全社會的事,見義勇為的人遭到傷害,可先向事情發生地的政府索賠,政府再向加害人索賠,而目前,有些見義勇為的人常常因為自己不是公職人員,或因為加害人沒能力賠償,使見義勇為的人在生活、工作、醫療等方面陷入了困境地,使一些人在跟壞人壞事作斗爭方面望而卻步。如果我們規定凡是見義勇為的人遭到傷害,可先向政府索賠,我想跟壞人壞事作斗爭的社會風氣一會盛行,到那時,壞人壞事就會滅跡、腐敗、不正之風就會跟著消失。又如,記得前幾年中央電視一臺的“焦點訪談”說某市某局長為獲得上級的表彰,以便將來升官發財,要某女科長在企業成績上多報一兩億,這位科長不同意,結果這位科長被免職,接著又下崗,是全市唯一的一位下崗公務員。很明顯,這位科長是因為抵制不正之風而下崗。象這種不良現象我們能任其發展下去嗎?不!我們應當行動起來,趕快制定規章制度了,否則,腐敗 將毀了我們的社會,把人才競爭當做奴才競爭,冤、假、錯案將會再次抬頭,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社會。假如政府制定了“公務員有意過錯賠償制”那么,那些靠整人、害人、弄作假來升官發財的現象一定會大大的減少,那位跟不正之風作斗爭的人才科長就不用下崗……
從發達國家發展的歷史證明,只有當人的權利得到了保護的時候,人的聰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和利用,社會才能得到較快的發展。這一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加緊制定保護人權的規章制度刻不容緩,否則,我們將永遠趕不上別人。
在國家體制改革方面,我認為,共產黨總書記應兼國家主席。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還存著剝削和壓迫,為了改革的順利進行,為了保證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順利進行,共產黨總書記兼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及黨中央負責國家的方針、政策、安全、外交,文化宣傳,教育等,政府負責計劃、規劃、建設等。
在所有制方面,我們將實行國家所有制,省級所有制,市(縣)級所有制,及各級合資的企業,不再有集體所有制和個體企業。我們將以市(縣)級為最小單位。政府負責計劃,規劃、技術監督等,黨負責文化教育、社會治安等。市(縣)級將成立集團總公司,負責全市(縣)的工農業生產、建設,及商業、服務、娛樂等。政府的計劃,規劃 等交由人大通過,再交由集團公司負責執行完成,集團公司除了完成政府的計劃規劃等外,還得想辦法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使本公司的信譽能夠走向全省、全國、乃至全世界。不在允許私有制存在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私有制經濟是趁火打劫經濟,如私有制搞價格欺詐等。
在選舉方面,中央、省政府的主要領導,由超過半數的本級人大代表選舉產生,產生的領導人最多可連任四屆,前一、二屆只需超過半數,后三、四屆則需超過三分二的多數,每屆任期五年,人大代表的任期也是五年,每屆的前兩年改選三分一。全國人大代表由省人大代表選舉產生,省人大代表由市(縣)人大代表選舉產生。市(縣)主要領導,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市(縣)主要領導最多只能連任四屆,前一、二屆只需超過半數,后三、四屆則需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每屆任期五年,凡是連任過三、四屆的市(縣)級以上領導,及有特別重大成就的,國有企業,省有企業的領導,皆可自報名參加競選中央,省政府的領導。執行這種選舉方法的目的,是要改變過去那種向上級負責制的制度,使其過渡到向人民負責制的制度,這樣才能有效的抵制腐敗、官僚、家長制等不正之風。如目前執行的本地人不能當本地的主要領導,就是一種向上級負責制的制度。我不禁要問,陌生人能當好領導嗎?
民主是無型財產,它可以調動人們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從而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素質,加快了我們社會文明進步的步伐。
有人說共產黨國家是一黨執政,沒有民主,這是不對的,共產黨的目的是消滅剝削和壓迫,把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已任,建立自由,公平的社會,并不一定要當官。而當前共產黨堅持執政,是因為社會主義還屬探索、實踐階段,為了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順利進行,保證我們的社會踏上持續進步的道路,朝著高度文明的方向前進,共產黨勇挑重擔,擔當了建立社會主義,及探索、實踐階段這個社會大實驗室的“主任”,有許許多多優秀的共產黨員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當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一旦取得成功,證明了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好,那時,社會主義將永久地造成人類社會……
二、 工 資 改 革
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其分配制度都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按需分配”只是對少年、兒童、老人及喪失勞動能力的人而言,過去認為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幼稚可笑的,當然這是歷史的局限。我們不能夠停留在這一歷史局限的認識上了,這種認識導致了我們的前輩用物質的極大豐富來解共產主義,這是不對的(順便說一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是: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由于制度還不太完善,只能做到人的有形財產得到保護。共產主義是商品經濟,制度已完善,做到了人的無形財產和有形財產得到保護)。所以,我們要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斷的完善“按勞分配”的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夠消除腐敗、官僚等。才能夠使我們的社會進步,才能夠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發揮人們的聰明才智,使我們的經濟建設能夠大踏步地向前發展。
那么,我們國家自解放以來,其分配制度是否都是按勞分配呢?目前我們的認識是,我們在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其實,并非如此。改革,開放前,我們的分配制度是人老多得的制度,即工齡長,資格老多得的制度。改革,開放后,我們的分配制度除了人老多得外,多了“位置好”多得的怪事。如在電信、銀行、保險等部門的工資就高,而在學校、醫院等就低。記得改革前郵政、電信是一家,改革后郵政、電信分了家,可他們還是在同一幢樓上班,只是隔一扇墻而已,但是電信部門的工資,獎金比郵政的高得多。這是多勞多得嗎?不!這是行業分家后,所占的市場份額不同,利潤不同,造成的分配不同。這種行業發財的只能算是行業致富,不是人才競爭致富,更不是智慧競爭致富。社會分工不同,但分配不能不公平。如再聰明的人,再努力的人,你叫他到郵政,或當教師,他都不能致富。很明顯,這是不合理的。
又如,本是同一起讀書的學生,有的關心社會進步而學社會學,有的喜歡發明創造而學科學技術,有的喜歡藝術而學藝術,有的喜歡做生意而學經商等等。學社會學的人提出了政治改革,消除了腐敗、官僚,使社會進步,安定團結起來;由于社會進步,安定團結,學科學技術的人創造發明了先進的生產工具,把人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同時又發明和生產出人們需要的產品,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使人們的生活多姿多彩;人們富裕起來了,商業發達了,學經商的經營有道,方便了千家萬戶;物質生活有了,接著人們要求精神享樂,學藝術的大派用場,使人們在精神上得到快樂。在這幾種人中,那些人對社會的貢獻更大呢?我認為是學社會學的人貢獻較大,其次是科學家。因為政治改革是最根本的改革,是政治改革首先使我們的社會進步,人們的素質提高,使我們的社會安定團結起來,人們才能夠專心致意地建設自己的家園。所以說,學社會學的貢獻較大。最好的例子就是西方比東方發達的多,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優越的文化和制度,使人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的發揮和利用,并不是西方人比東方人聰明。
那么,在這幾種人中,那些人的收入較高呢?從我國今日的百位《中國富豪掃描》上看,他們都是生意人。第一首富達八十三億元,是政治家、科學家們望尖莫及的。我想,中國所有的政治家和所有的科學家、經濟學家,他們的財富加起來還不及第一首富吧!難道他們那么多人的貢獻不如第一首富?在國外呢?也一樣,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我想他們財富還不及蓋茨賣電腦的零頭吧!或者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的財富加起來還不及蓋茨,這難道是說全世界的科學家不比蓋茨的貢獻大?除了生意人,我想可能就是歌星及演員了。因為有個金噪子一個晚上唱幾條歌就可以賺十萬八萬。最近我看報紙介紹說趙微半年收入兩千萬。我想,我們是否應該反思一下造成這種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分配呢?他們是公平的拉開了距離,還是剝削的拉開了距離呢?我認為是剝削的拉開了距離,不是多勞多得的拉開了距離。如,在中國,如果同是商店,我相信,國營商店的職工工資就比私營打工的高,高出的部份私營老板合法的占有了,盈利的部份還不算,還有國營職工有退休金,打工的就沒有了。這是明顯的剝削。關于私有制社會的剝削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的《資本論》講得最清楚,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根據,在此就不必一一例舉了。當然,如果是公平的拉開了距離,我們不反對。如努力的和不夠努力的,他們是因公平的競爭拉開距離,而不是因剝削的拉開了距離。所以,我說“按需分配”“共同富裕”的提法是幼稚的,就是這一道理。
又如,就拿世界首富蓋茨來說吧,蓋茨他只不過是想到了生產經營先進電腦的模式,他想好這個模式后,就交給別人生產,生產出來的電腦由于先進,更由于它是人們的急需品,所以銷路好,盈利多(正如中國的電信有市場,郵政市場減少,所以電信有錢賺那樣)。這些盈利是歸大家,還是歸個人呢?蓋茨認為是歸個人,我認為歸大家。因為不管這個人多么聰明,他都得和大家同心協力才能把事情辦好,否則他將一事無成。當然,聰明的人他的工資高是肯定的,但決不是獨占盈利。如果是按照制好模式后,就可以獨占盈利的邏輯,那么,孟得斯鳩家族應該是世界首富。因為孟得斯鳩發明的三權分立體制,使人們互相監督,較大程度的消除了腐敗,官僚、凡是執行三權分立的歐美國家現在發達了,是否應該考慮把部份盈利進貢給孟得斯鳩家族呢?沒有,我為孟得斯鳩家族喊虧。還有更虧的,象盧梭,為人權奮斗,為社會進步奮斗,自己則窮困潦倒。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所以,中國才漸漸地富強起來,按道理鄧小平家族應該是首富,可是沒有。我想鄧小平家族的財產還不及中國首富的零頭吧,我又為鄧小平家族喊虧。鄧小平不懂得申請改革、開放專利,又不去做生意。如果鄧小平在下放期間思考的是怎樣做生意和發明高新技術,而不是改革開放,我想鄧小平家族一定是首富。象越國的范蠡,幫勾踐打敗夫差后就去做生意,成為當時的首富,做相國有什么用?致力于社會進步的人和致力于怎能樣賺錢的人(如蓋茨發明的反向賞金擠垮對手),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合理嗎?賺錢的人說,他已經納稅施舍給政治家,科學家,軍隊,警察等部門了,難道還有什么不妥的嗎?是的,政治家說,我在維護社會進步,安定團結上努力,使社會環境好起來,解除了人們的后顧之憂,人們才安心工作,使國家和人民富強起來,這才有了商業發達。如果是落后的國家,微軟的電腦能賣出去嗎?科學家說,我在科學技術進步上努力,如果沒有衛星、光纖……教育家說,我在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方面努力……等等方面的努力都是互相聯系的,許許多多前人的和現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文明進步的環境,這些努力,給某個產業帶來了輝煌,這些輝煌是前人和今人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不是某個英雄創造的歷史,其收入是不應該讓某個能人來獨吞的。
我們不能夠再沿襲過去年代的分配制度了,我們應當改革,使我們的分配制度朝著按勞分配的方向不斷完善。
那么,我們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呢?怎樣才能夠使我們的分配制度朝著“按勞分配”的方向不斷地完善呢?我認為,應執行同工同酬的制度,及工作好,有成就的多得,工作不好,成績差,有違紀違法行為的,則少得的制度。下面我以市縣的工資改革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它告訴人們兩點,一、工作好即是給自己的末來存款;二、企圖通過錯誤來多占一份的做法是得不償失的。
比如,某縣實施新的工資制后,假定某縣的平等工資(即把基本工資改為平等工資)是300元(是根據最低生活費來定),那么,從縣長到各位工作人員,大家的平等工資都是300元,而競爭工資(即把調級工資制改為競爭工資制)有崗位工資,職務工資,文化程度工資,遵紀守法工資,工齡工資,跟不良現象作斗爭獎(檢舉腐敗、官僚、見義勇為等),及建立“集智辦”后(即專門為人民群眾提意見、建議及召集論證的地方。建立集智辦的目的是,一、為了方便和鼓勵基層群眾發揮聰明才智;二是方便領導應用到實際中去;三、是防止陰謀、腐敗、沽名鉤譽,竊取群眾智慧的不良現象發生),由集智辦提供的獎,如發明創造獎,革新建議獎。這些獎有的是一時獎勵,有的終身獎。這些獎分縣級、省級、國家級,下面是對這些工資的大概解釋。
崗位工資,是指在不同崗位工作的人,他們的工作崗位的工資不同。如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等,工人的崗位工資比干部的稍高一些,其目的是為了縮小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
職務工資,是指起帶頭作用,在領導崗位上的工資,其目的是為了調動人們競爭,獎勵起帶頭作用的人。如果某人不在擔任領導職務了,但還沒有退休,那么,他就不再領職務工資,而領職務成就工資。職務成就工資是由某人在擔任領導期間的工作成就定百分幾,成就突出的最高可得職務工資的50%,在5%至50%之間。設立職務成就工資是為了區別工作積極努力和平平常常,只想當官發財的,避免那種當好當壞一個樣,當壞的還可以發財的現象。在擔任領導職務期間,成就平平,有嚴重過錯的,則不能再有成就工資了。
文化程度工資。如果某縣的文化普及到初中,那么,文化程度工資最低一級就是初中,如果某縣的文化普及到高中,那么,文化程度工資最低一級就是高中。設立文化程度工資,是為了調動人們努力學習的熱情,從而達到了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
遵紀守法工資,是指沒有違紀違法的人,他就可以領這份工資。這種考慮的想法是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執法中去,效果不如把部份資金用來獎勵遵紀守法的人和敢跟不良現象作斗爭的人,讓想做違紀違法的人感到做壞事得不償失。假如遵紀守法工資是平等工資的一半,即150元,那么,遵紀50元,守法100元。那么什么是違紀呢?如明知是不合格產品,則把它推向市場的地方保護主義,官僚主義(辦事不認真,不按時完成等)陰謀危害他人,但不構成犯罪的--即整人的(如跟蹤干擾他人,從精神上打擊他人,即無中生有,散布流言等),偷換別人檔案冒名頂替他人的,搞他人不真實檔案的等等。如前面講到的某局長為獲得表彰,想虛報成績,別人不同意,就打擊報復,讓人下崗,則屬嚴重違紀了。違紀的由扣除10%至100%不等,時間也由半年至五年不等。如果某人在退休前五年內有嚴重違紀的,退休后不得再領遵紀工資,這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應該知道什么是違紀。那么,違法呢?違法是指觸犯刑法的。如果某人判刑兩年,緩期兩年,那么,在這緩期的兩年里,某人不再有遵紀守法工資,兩年緩期結束后,可得遵紀工資,守法工資只能得50%,再兩年后可得100%。如果某人在服刑期間,沒有違紀現象,刑滿后,可得遵紀工資,守法工資只能得50%,再兩年后才可得100%的守法工資(過失罪的刑滿后,守法工資不變)。如果某人在退休前五年,或刑期過了退休年齡的,則刑滿釋放后,不再有守法工資。順便講一下,有的人兢兢業業,努力工作幾十年,在快退休時,因幫朋友的忙,接受了一兩萬元的賄賂,或做了什么違法的事,坐了一兩年的牢,就去剝奪他養老的退休金,這是極不合理的,因為,我們已經懲罰他了,退休金是他以前努力工作得來養老的財產。只有大罪的人才沒收他的全部財產。
工齡工資,是指隨著工作年度的增加,經驗知識的增加而增加的工資,也是對積極出勤,努力工作的人們的獎勵。一年365天,除了公假節日10天,雙休日104天,剩下251天是工作日。假設某人在50歲前每年工作245天即為足齡,某人在50歲以后,每年工作240天即為足齡,生病、學習等算工作日。如果某人退休后有工齡四十年,以一年一元計算,四十年是四十元。在這四十年中,某人有五年是不足齡的,則退休工齡工資減為三十元,有六至十年不足齡的的,則工齡工資減為二十元。也許有人覺得好笑,因為現在人們都在下崗,找不到工作,而你卻在談什么足齡,這不是笑話嗎?不錯,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保證人人都有工作做。因為政府的第一首要任務就是幫人們找到工作,而不是叫人們下崗,政府應有專門為人們找工作的機構,這是社會主義的又一優越性(這一問題在《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里談到)。
跟不良現象作斗爭獎,是指檢舉腐敗、見義勇為等。目的是使腐敗,打擊報復等不良現象成為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使一些人沒有力量去做壞事。而目前,我們所謂的做大事,抓大案要案,不良現象難免,管不了的做法,正是給予一些人以力量,讓他去做干事,以形成大案要案。有大案要案的地方,領導人要辭職。有大案要案,是制度的恥辱。跟不良現象作斗爭獎有一時獎勵,也有終身獎勵。
發明創造獎,是指某人發明創造,推動了縣、或省、或全國的生產,帶來了效益,將根據效益的百分幾,放到每月的工資進行獎勵。
革新建議獎,是指某人在工作、學習、旅游、參觀等生活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則獲革新建議獎。這些革新建議是通過“集智辦”提出來的,它使我們的生活更加文明,加快了我們的工作效率,有效的防止了各種各樣的漏洞等。當然,有的人只是發現問題,而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那么,他只能獲得發現問題獎,解決問題獎就獎給解決問題的人了。這些獎有的是一時獎勵,有的終身獎勵。所以建立這些普遍獎勵制度,是為了提倡智慧競爭,而不是英雄創造歷史的人才競爭。目前,我們建立的獎勵制度是突出成就的獎勵,是只有少數人有機會發揮聰明才智的獎勵,不利于大多數人的聰明才智在實踐中的普遍發揮。因為生產實踐,社會實踐是最主要的實踐。
設立發明創造獎,革新建議獎,目的是為了發揮人們的聰明才智,使人們能夠積極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加上集體的力量,來加快社會的發展速度,這是公有制社會的又一優越性。私有制社會的人是很難發揮這種聰明才智的。所以,社會主義提倡的是智慧競爭(它括人才才競爭)。因為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
關于退休金的問題。即然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那么退休金也是實行工作好退休金多得,工作不好,又違紀違法的則退休金少得的制度。例如,同是縣長退休,有的由于成績不好,只任一屆就落選了,那么,他退休后的職務成就工資就少了,有的甚至沒有。有的由于成績突出,連任三、四屆,那么,他退休后的成就工資就會高出好多倍了。象原全國勞模諸時健,當法庭問他貪污的動機是什么?諸時健回答說:“我想想自己的成就突出,退休后的工資也不過千元左右,所以就貪污了”按照諸時健領導的紅塔山集團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是執行新的工資制度的話,我想諸時健的退休成就工資就會高出好多倍,其退休金就可能有一兩萬元,那么,他就不用冒險貪污來坐牢了。又如,帶領海爾集團發家的某領導,如果他退休時,執行的是新工資制的話,那么,他的退休成就工資就會比在職時高出好多倍,其退休金可能就是兩三萬元了。有好些領導,勤勤懇懇地工作幾十年,在快退休時,看到一些不如自己的私營老板賺有大筆的錢,心里有些不平衡,就做了一些違法的事,這確實是不該發生的事情,如諸時健覺得做勞模沒有用,做富翁才有用就是一個例子。當然,這也是他本人不夠堅強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我們的分配制度還不完善。目前,所謂的私有化改革,一方面鼓吹萬元,百萬元,千萬元戶,億元戶,搞財富排行榜,同時又叫人們向孔繁森,徐虎等學習。我不禁要問,到底是做公仆好,還是做老板好?如果問我,我當然想做億元戶,而不做孔繁森、徐虎。試想誰又愿意做孔繁森、徐虎,而不做億元戶的呢?所以,我認為,我們即不要公仆,也不要老板,我們要的是公平,所以,我們才實行“按勞分配”的公平制度。工作好,退休金高,改變過去那種做好做壞一個樣的退休金制度(順便講一下,我們學習孔繁森,徐虎,是學習他們幫助有困難的人,但并不是說對沒有困難的人也一味去“幫助”)。
又如,同是律師,當我們國家實行人人都有律師的制度后,每個律師將負責一條街,或一兩幢樓居民的法律事務,他所負責的人幾十年來,沒有一個做違法的事情。那么,他退休時的成就工資就更高,如果是幾乎沒有違紀違法的事,那么,他的退休成就工資則就更高。
又如,同是教師,某老師積極幫助學生進步,幾十年來,他所教的學生總是品學兼優,那么,他退休時的成就工資就高……
同樣的道理,同是警察,同是服務員等等及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采取工作好多得的制度,如果有違紀違法行為的。其退休金就少得多,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鼓勵忠誠老實,勤懇努力的人,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也是對一些企圖通過錯誤來撈起好處的人,進行警戒。同時,凡是搞陰謀詭計整人,挑拔離間,教唆打擊報復他人的不法分子,將有可能影響到其子女以后的升職。
過去的分配制度不完善,有誰會搞陰謀詭計,誰會搞假等,就可以多占一份的成分,不能體現“按勞分配”的公平原則。我們要想制止靠陰謀、腐敗來追求幸福的行為,就得從根本上打擊危害公平原則的人和事,保證公平原則的順利進行。
制定新的工資制就是為了打擊那些企圖通過錯誤來受益的危害公平原則的人和事,就是為了從根本上杜絕陰謀、腐敗的產生,保證公平原則的順利進行,以解除人們的后顧之憂,解除過去一些人認為努力工作不如搞陰謀、腐敗的看法。
新的工資制跟過去做好做壞一個樣的調級制一刀兩斷,用競爭工資制代替調級制,使那些工作不好,卻精于搞陰謀、腐敗來調級的人,不得不去面對不良現象無處藏身的現實,而老實的工作。
我們堅決反對那種什么所謂改革,開放,難免有不良現象產生的說法,及所謂的抓大案要案,不管小事的好高務遠的做法。俗話說“小偷針、大偷金”如果我們的制度能夠預防偷針,又怎么會有偷金的現象呢?記得我在看中央電視臺的《今日說法》時,有的黑惡勢力犯罪分子說,他們開始只做一些小的違法,沒有人敢管他們,以致于壞事越做越多形成惡習勢力才有人來管。從這些犯罪分子的話中,我們看得出,他是在埋怨政府不管事。在他小錯的時候沒人管,使他有膽量繼續做,以致形成大錯。為什么沒人管呢?這是因為我們制度還不完善。
我們要改革,是為了踏上持續進步的道路,而不是走向腐敗的道路,我們不需要李世民那種保證一兩代人“繁榮昌盛”,然后走下坡路的體制,這就需要我們建立一個優越的持續進步的制度,來保證我們的持續繁榮,所以,人們要不斷的完善我們社會主義的公平制度。
有一個優越的制度,其作用大于科技進步,西方國家比東方國家發達,是最好的證明,并不是東方國家的人比西方國家的人缺少智慧。
也許有人會問,制定并執行了新的工資制后,難道就能制止陰謀、腐敗、官僚了嗎?我想是的,很少有。不完善的制度,等于給以一些人力量,讓他去做壞事,那些做壞事的人的目的,就是為了侵占別人的財產,來追求幸福。在完善的公有制社會里,人們從“小事”做起,有律師專管保護人的權利,任何想搞陰謀詭計從錯誤中撈起好處的人和事,都是極其容易被發現的。如果做壞事的人和事沒有被發現,或是沒有被人管,那么,是有人繼續做壞事的。但是,如果做壞事的人和事容易被發現,又有人管,被懲罰的話,我想是沒有人去做壞事的。因為做壞事得不償失,誰愿意呢?人們只有積極的參加公平競爭,尊守“按勞分配”的原則勞動致富,去追求真正的幸福。
我認為,目前的分配制度不合理,是產生許許多多不良現象的根本原因。我只是提出改革分配制度的方向問題,即把基本工資改為平等工資,把調級工資改為竟爭工資。當然,怎樣完善我們的分配制度還需大家的共同努力。
三、 文 化 革 命
我們為什么要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很很重要嗎?是的,我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叫做《人類社會的文化教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在這篇文章里,我寫到“一個人接受什么樣的教育,就好比是接受了什么樣的指示和命令。這些批示和命令將成為指導他的思想和成為引導他行動的依據。正如弗洛伊德提出的:‘存在于潛意識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動力,是影響個人命運,決定社會發展的永恒力量。’而人的潛意識則主要是由教育這些‘指令和命令’產生的。也就是說,有什么樣教育,就有什么樣的人(的思想)。”
那么,我們的文化有什么不妥嗎?是的,就目前來講,假如把西方文化比做較文明的文化,我們的文化只能算是在文明和野蠻之間的文化,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化還是不善交談、交流溝通,不善講道理的家長制文化,即還不善尊重人權的文化。
我常看發達國家的電影,電視、很少看落后國家的電影、電視。我覺得發達國家的電影、電視是講生活、講玩樂,教人勾通講道理的文化,而落后國家的電影、電視卻是說教、講奉獻、講工作、學習、不善講道理的文化。
我看發達國家電影、電視時,他們的人與人之間,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可以平等的交談,交談對生活的看法,他們爭論問題總能圍繞中心,討論問題的正確與否。他們把生活當做玩樂、把失敗當做游戲,心情開朗,做事幽默。當然,如果是涉及到原則的問題,他們會堅持原則等等。但是,看落后國家的電影、電視就不是那樣了,人與人之間常分等級,小孩得聽大人的話。年輕人得聽老年人的話,人們之間缺乏交談,有的話,只是說教,什么“九十九歲要問一百歲”“姜還是老的辣”等等,討論問題總是離題萬里,誰會罵人誰贏,失敗的就得戴上笨蛋的帽子。他們把生活看做是嚴肅、認真的事情,宣傳某某人認真學習,某某人努力工作,以此來教育別人,要人們不要貪玩,因為“玩物傷志”所以看落后國家的電影、電視總給人不自然,與現實不相符,缺乏幽默的感覺。
我在1 990年前,對外國的電影、電視還不太喜歡看,有電視機后才漸漸的喜歡看了。我就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發達國家的電影、電視總是講生活、講玩樂的,而落后國家的電影、電視總是講奉獻,講工作,學習的?更讓人感到奇怪的是,世界的天平好象是顛倒了一樣,居然讓講生活、講玩樂的國家發達了,而讓講奉獻、講工作、學習的國家落后了,這是為什么?后來我慢慢的想到,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為了追求幸福講快樂嗎?工作的目的不也是為了追求幸福嗎?怎樣生活快樂,這是需要人們互助交談,勾通看法,尊守規則的。這才是需要人們學習、了解、掌握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為了追求幸福而產生的矛盾是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文化應當是解決主要矛盾的文化,即人們怎樣相處,怎樣交談,怎樣玩樂和尊守規則的文化。這樣的文化才能夠教育人們互相尊重,使人的思想自由、解放、不斷的接受新鮮事物,使人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的發揮和利用,所以,為了追求幸福,西方人總是比東方人有主動精神和創新精神。這兩種精神使西方人敢闖敢干,從而將人本身大多數的無形財產變為有形財產,這就是西方比東方發達的原因。
但是,在落后的國家,文化教育就不是那樣了,而是講奉獻,講工作,不講人怎能樣交往,交談和尊守規則,好象人生的目的是為了奉獻和工作,這種文化教育看上去非常漂亮,好象是對的,其實是錯誤的。因為,人努力工作的動力來源于他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如,如果人們下班后,你再叫他去做義務勞動,我想是沒有多少人去的,但是,如果叫人們再去做第二份工作的話,我想就會有很多人馬上去的,這就是現實,所以,講奉獻和工作不是人生的目的。試想一想,這種為奉獻、為工作而工作的文化,人們對工作會有多少自覺性呢?自然是使人缺乏主動精神和創新精神,這就是落后國家的人不能夠把人本身的大多數無形財產變為有形財產的原因,也是落后國家落后的原因。
為什么落后國家的教育家們會制定出這種講奉獻、講工作的文化呢?也許是因為不承認性惡論。象中國的儒家,就認為“性本善”,所以大談德治、仁治,認為成立一個調解委員會就可以代替法律了,要人們學習互相謙讓,把幸福讓給別人,及學習忍,希望別人有一天覺悟改邪歸正。這種教育結果是和現實大不相符,是希望好,就用好話來教育的文化。其結果常常是使人窩里斗,家丑不揚,給生產力造成極大的破壞……
那么,落后國家的人該怎樣的改革自己的文化呢?我們首先是要了解什么是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然后制定出解決主要矛盾的文化。如果我們認為人與之間為了追求幸福而產生的矛盾是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那么,我們就應當根據這一矛盾,制定出解決這一矛盾的文化教育。當然,我們不能夠再用儒家的“謙讓”“忍”來解決主要矛盾,我們要教人們為了競爭,怎樣相處,交談、玩樂和遵守規則的文化,讓人們有自由、公平競爭的意識,使人的思想獲得解放。象我們中國人的文化改革,首先是教人們在競爭上是學習怎樣相處,交談,講道理,不能再象過去那樣不善交談,爭論問題就象罵架一樣,什么“你算什么?來評論問題。”“你說你是對的,我可從來沒見你做過什么?”等等。難道他是否做過什么,跟他爭論的問題有關嗎?因此,我認為,我們中國人在交談,討論問題時,最好經常提醒自己:我是在講道理嗎?以免走調。象過去那種講工作,學習,唱豐收的文化就少講了。因為某人努力不努力,這是他想不想追求幸福的事,這道理他是明白的。不需要人教。但是,怎樣與人相處,交談、玩樂和遵守規則,他就不一定明白。如果一個地區的人不懂得怎樣平等相處,交談、玩樂和遵守規則的話,那么,這個地區一定是很落后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缺少交往、勾通、,就意味著人的思想愚昧不活躍,不思進取,缺乏主動精神和創新精神,嚴重的阻礙了把無形財產變為有形財產的可能,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所以,我在《人類社會的文化教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中寫到“人類社會的文化教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是人的(正確)認識推動了社會的向前發展!”“文化革命,就是解放思想,使人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的發揮和尊重,也就是解放生產力的革命,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革命!”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東歐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失敗,使我們找到了成功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要不斷的完善公平的競爭機制及公平的分配制度,怎樣來完善我們自由、公平的社會主義制度,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有三大改革,怎樣不斷的完善改革,這需要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們要改革,要建立一個優越的制度,來保證我們踏上持續進步的道路,只有那樣,才能保證我們社會的長治久安,持續繁榮。
李 果 2001年12月28日
海南省儋州市那大立新街6號 571700
電話:0898-23312813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