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清荷：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政府？

一枝清荷：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政府？　　

一枝清荷

感謝這個“特色社會”，它讓我見識了一次又一次的“和諧”畫面：從貴州的火燒警車的甕安事件，到全國各起校園血案；從上海的楊佳殺害6警察，到永州的屈小軍用機關槍連射3名法官——這些血淋淋的現實給了我們最直接、最干脆的回應：民不懼死，何以死懼之？看來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 機關內部矛盾只能用機關槍來解決了。　　

感謝這個“精英世界”，它讓我飽嘗了一幅又一幅“穩定”的畫面：從黑煤窯到富士康的N級跳，從“平棉大罷工”到佛山本田近兩千工人參與罷工——當這些悲劇發生的時候，我們還認為改革開放的春風是在滋潤我們還是在肆虐著我們？難道精英們就沒有意識到，當國家的血管被切開的時候，外部在給你輸血也是為了可持續地吸你的血？　　

感謝這個“拆遷時代”，它讓我領略了一波又一波的“拆遷”奇聞：先別說四川唐福珍渾身裹著火球的痛苦表情，武漢被活埋的老人那縱身一跳的悲壯慘烈；也不說河南古稀老人魏克興因為“沒有地方去了”，而只能在麥地里啃吃麥苗的悲慘畫面，我們就從最近的莊河上千名農民在政府門前跪訴的場景，到政府人員居然用槍來頂住人民群眾的頭，以200多人手持棍棒去圍毆20來個手無寸鐵的拆遷戶——這些只有在舊社會才能出現的畫面，現在活生生地在我們這個時代真真實實地上演著。這個時候，清荷不禁要問，這是我們為民請命的人民“公仆”，還是專門來請民命走的“公捕”？　　

人民與“公仆”的對立，帶回了我們今天需要思考的話題：水與舟的話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道理誰都懂得，平靜的水面，輕舟蕩漾——自然，這是一幅美麗和諧的畫面!但是，當沒有人去在乎水的潔凈與水的健康的時候，甚至威脅到水的生存質量的時候，水就成了洪水猛獸，舟也就開始飄搖不定了。事實上這個時代已經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我們的舟，開始飄搖了。那是因為，作為“舟”的精英在執政之后完全墮落，與大眾的裂痕日益加深，與人民日常生活已經完全脫節，解決社會實際管理問題的能力十分差勁。人民“公仆”已經喪失公眾的尊重，社會責任感完全缺失，普遍的腐敗與不負責任的瀆職行為降到了民眾無法接受的底線，那么，這個社會必然就會走向全面的腐爛，國家也將與這樣的社會同步走向衰敗。如果到了這么一天，我們的執政黨也就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了。　　

重塑執政黨——我們的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就到了緊急迫切的時刻了。這些年，中央天天在提共產黨員的先進性，何嘗不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感？開展對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那是因為我們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共產黨員已經不先進了。有的不但不先進，而且很差勁。同樣的道理，為什么要提“和諧”？因為社會已經不和諧了；為什么要提“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局”？那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凸顯出許多不穩定的因素。貧富分化，貪腐橫行。得民心者得天下，沒有道義的包裝，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國企改革、醫療教育改革、房地產泡沫以及這些改革中精英表現出來的霸道與專橫，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民眾心里已經喪失了起碼的信任。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精英們的表現，由于缺乏遠大理想和抱負，不具備全局性、長遠性的大視野，導致一兩代人的歷史觀空前萎縮。這個結果的形成是以“文革”失敗為標志的，以往的政治理念瓦解，革命敘述中斷，導致原有的精神世界坍塌。你把“文革”與“改革”一刀切得那么整齊，并且以斷裂與否定地形式來完成，使得我們的“過去”與“未來”這兩個維度在歷史視野中消失，只剩下一個被切斷的，短暫的不穩定的孤零零的“現在”。于是我們不知道從哪里來，也不知道該向哪里去。我們只知道醉生夢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清醒的時刻是虛無的，沉醉的床榻卻成為唯一的溫床。那么，在這個基礎上，當信仰之塔坍塌的那一刻，所謂的“和諧社會”又怎么去建構？　　

作為新的政治精英的中國共產黨，曾經在20世紀的東方世界里，書寫過一段輝煌而光榮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怎么得來的？是無數革命先烈拋頭灑血，前赴后繼，用兩千萬顆人頭推翻了三座大山，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手里奪來的。中國共產黨的根在哪里？力量來自哪里？中國共產黨的根，來自于江南那條渡船上寧靜的桌椅上，來自于天安門城樓上那蕩滌歷史陰霾的偉人之音中。每一個路過天安門城樓的人，都要面對這位歷史偉人的炯炯目光，這位從韶山沖出來的農民之子——毛澤東，他將自己的名字變成了中國整整一個時代的旗幟。他帶領了中國共產黨，靠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靠著“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為群眾修橋補路，打土豪分田地，為人民服務。靠著“犧牲在前，享受在后”幾十年一點一滴從每一個黨員，每一個戰士，每一個干部做起，任勞任怨贏得全國老百姓的尊重、信任和支持。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中國共產黨曾經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是作為一個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團而存在的。在那個天空下，他們能夠超越一己之私，在其價值譜系中以國家利益為重，處處體現出作為共產黨員行為的高尚性。從革命和建設這兩個不同的時間段里，我們都可以真實而真切地感受到黨的高尚：一次是在1949年之前的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員身先士卒，到建國前夕，登記在冊的中共黨員人數為300多萬人，而自1921年以來犧牲的黨員人數有姓名可稽者已經達到370萬人。這正是當時處于弱勢的政治集團能夠奪取政權的原因之一。另一次是在1949年之后的建設時期，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與工農群眾同甘共苦，共同踐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1956年以后，行政10級以上干部曾經3次降薪，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均降至行政3級。正是這種同甘共苦的作風，使中國僅僅只用了四分之一世紀就建立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化工業體系。而這條路，西方人卻曾經走過一百年。　　

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是依靠著信仰而凝成的鋼鐵團體。事實上，也只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強大精神力量才能凝聚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才能抵御隨時可能襲來的艱辛困苦乃至死亡的威脅，才能經受權力、金錢、美色等世俗的考驗和誘惑。　　

然而，自從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后，金錢法則迅速席卷社會各階層的心理、倫理和行為。一方面是原有的政治信仰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市場拜物教和金錢拜物教甚囂塵上。自從1992年那首著名的詩篇譜成后，中國的權力精英腐敗進程日益加快。權力精英與商業精英、文化精英的共謀成為這一年代獨特的風景。掌握權力的精英與商業、知識等領域的精英相互腐化。中國共產黨的威信，也隨著這些精英們的作為而江河日下。毛澤東時代槍斃了張子善、劉青山這兩個貪官，老百姓不相信那么好的共產黨里，居然有那么壞的人；而現在，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節目里，老百姓卻在想：共產黨里，能夠有那么好的人？　　

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靠著信仰締造的，我們黨的政權是革命先輩們從血與火的斗爭中奪來的！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無數革命先烈前赴后繼奪取的紅色政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夙愿，這一切一切歷史重任，如果夭折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我們這一代是否會成為千古罪人，永遠承受歷史的罵名呢？那么，面對歷史，我們是否該作如下的思考：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黨？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和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