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近幾年從海外傳入一股熱捧宋朝之風，對于宋朝一再戰敗屈辱之事只字不提，專講宋朝在經濟文化領域的成就，把宋朝描繪成勝過中國歷史上所有朝代的“黃金時代”。對此必須保持冷靜，不能中了某些西方人熱捧宋朝的圈套。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愿意活在中國的宋朝。”此話一出，熱捧宋朝之風驟起。美國人羅茲·墨菲在他所著的《亞洲史》中也說，宋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是中國“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他們這些話，誘發了國內不少人的民族虛榮心。單就湯因比這句話而言，不能說它有什么問題，但墨菲的要害卻是要由此推斷出如下結論：“中國在宋朝的驚人興旺，與它放棄建立較大帝國的野心有很大關系”，“宋王朝明智地專心于長城以南漢族中國人居留的高生產力核心地域，甚至用禮物簽訂一項停戰協定，承認異族對今北京地區的控制，用類似協定讓另一個異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肅。這些協定并不造成實質損失”。在他看來，中國不統一反而比統一更好，中國根本用不著統一。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維護國家統一，歷來都是頭等大事。墨菲說什么“承認異族”對某些地區的“控制”，對中國“并不造成實質損失”。墨菲的這一觀點，足以挑撥中國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助長民族分裂主義。
不可否認，宋朝在經濟文化上取得了驕人成就，為中國人增添了榮耀。但宋朝作為中國古代一個舉足輕重的封建王朝，至少在以下幾個基本項目上得分都在及格線以下：一、自始至終沒有實現國家統一；二、同四方少數民族關系搞得都很緊張；三、軍事上屢戰屢敗。對宋朝不能只看一面，不看另一面。誰也不希望宋朝帝王們去“擴張”，只希望他們把祖先開拓的中國固有疆域收復、守住、實現國家統一。
皇冠只有一頂。中國漫漫五千年歷史，用“盛世”來形容某一朝代某一階段的社會面貌，這樣的例子并不少。但是，對一封建王朝冠之以“盛”字者，唯有“盛唐”，沒有第二例。難道前人沒有看到宋朝取得的成就？不是，他們比我們看得更清、更早。例如明朝“開國第一文臣”、主持修撰《元史》的宋濂曾說過：“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陳寅恪也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他們的話都是有根據、有分寸的。難道唐朝就沒有問題嗎？也不是，唐朝的問題也很多，有些問題還很大。但是，這是對一個封建王朝的綜合性評定，不是單項評選。首要標志是國家統一而強大，其次要看政治昌明、經濟文化繁榮、民族關系和睦、人民生活安定富足、國際形象良好等等，綜合得分最優者才能奪冠。這是歷史的評定、時間的評定、千百年來中國老百姓的評定。
還有的人竟把宋朝在軍事上的軟弱無能，一敗再敗，向遼、金割地納款，稱臣稱侄，當成宋朝治國者的“優點”來講。甚至說，有人算了一筆賬，澶淵之盟后北宋每年給遼國繳納的“歲幣”，平均每人分攤四個銅板，等于一個燒餅錢，“試想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個燒餅，就可以天下太平了……這等好事又有什么不對呢”？按照這種“燒餅換和平”的邏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豈不都得重寫？
歷史研究在不斷深入，肯定會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觀點。但是，談論中國歷史，不能離開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這條最基本的底線，這是必須堅守的原則。
當代文人的精神品格，不能跌落到宋朝文人之下。如果宋朝在軍事上一敗再敗、二帝被俘、南渡偏安不是宋人的傷心事，陸游就不會在臨終前用詩句囑咐子孫“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辛棄疾就不會“醉里挑燈看劍”，排斥不去欲戰不能的內心苦悶；婉約派女詞人李清照更不會因此寫出滿腔悲憤的詩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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