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赤潮

五月赤潮

在臺資富士康員工接連跳樓，不斷自殺的陰影籠罩下 ，今年 5月以來，中國工人罷工浪潮迭起，外資廠尤其密集： 5月 28日，韓資北京星宇車科技公司千名員工罷工，要求加工資三成；5月 27日，北京凱萊大酒店200多名員工罷工，抗議資方賠償不足； 5月 27日，云南紅河州13縣市巴士司機罷工，抗議當局新政減少他們收入；5月26日　日資上海夏普公司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5月 24日，重慶綦江齒輪傳動公司一名工人過勞死亡引發工人大罷工；5月 17日，日資本田廣東佛山南海廠工人罷工，要求加工資，致本田在華 4廠全線停工。廣東佛山南海日資本田（ HONDA）零部件制造廠、日資上海夏普（ SHARP）電器、韓資北京星宇車科技公司、江蘇無錫日資尼康（ Nikon）等，都相繼大罷工。　　

而國企和民企也如影隨形，包括北京凱萊大酒店員工罷工、云南紅河州 13個縣市巴士司機大罷駛、重慶綦江齒輪傳動公司工人大罷工及河南平頂山棉紡織集團下崗工人大示威等。平頂山工人竟打出“請XX黨母親給碗飯吃”的橫額，挑戰意味極濃。該廠原為國有企業、現為股份制企業的河南省平頂山市平棉紡織集團，逾萬下崗工人和家屬從本月 14日起堵塞廠區大門，工人包圍工廠。16日后，新華社記者到現場采訪，工人不斷向記者講述他們的訴求。他們要求加工資，同時要求資方追加補償金，追究原廠長土地、款項不知所終的責任。前日，北京現代供貨商千余員工又奮起罷工，工人大都在生產線上睡覺 。　　

據了解，本月罷工的工廠，還有山東棗莊棉紡廠（萬泰集團）、南京新蘇熱電公司、深圳百達五金廠、江蘇昆山國有錦港集團等。罷工的工人，最少數百人，最多達數千人。　　

然而，由于中國媒體管制嚴酷，罷工、騷亂的信息往往胎死腹中。甕安事件可能是個例外。驚聞廣東佛山本田汽車工人罷工（5月17日至今），我以為是條假新聞，后搜索網絡后發現，久違的反抗確實爆發了。但遺憾的是，新華網、人民網和南都網等內地最大媒體原來的報道全部被刪除，或如一些娛樂至死的門戶網站，根本就沒有報道。此舉不得不令人寒心和震驚！你們要隱瞞什么呢？紙里能包住火嗎？！　　

中國工人及其階級，你領導誰？誰領導你？你們是中國的苦力和稅收貢獻者。你們難道只能是永遠被盤剝和壓榨的一群？哪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中國憲法確定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不能享有最起碼的人權和勞動保障，這是一個偉大民族的奇恥大辱。

魯迅先生在《無聲的中國》中指出：“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么？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今天，中國（內地）主要的媒體啞了，倒是那些草民的網站還有一絲呼吸，這微弱的呼吸注定要爆出震天的驚雷！　　

中國工會的作用，形同一張廢紙，罷工已被廢除。78年憲法規定的罷工自由被82年憲法廢止。一紙沒有約束力憲法真能限制人天生的自由？奴隸制絕不會重演！工人階級注定還要重新主宰自己的命運。中國的道理其實很簡單，但認真去做的人極少。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精神被閹割的時代。是誰幕后操縱了這一切？　　

當代中國勞工，長時間的勞動、極低的工資待遇、惡劣的生產環境、危險的工作條件、政治上無權、經濟上無利的現狀，已引起世界性的關注。此據設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勞動觀察”曾發布的《美星鞋廠調查報告》透露，該廠違反勞動法規、侵害工人權益的事實有：每周高達81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遠遠超過中國勞動法規定的每周平均44個小時的法定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低于正常工作時間的工資，明顯違反勞動法中關于加班工資不低于正常工資1.5倍的規定；工人沒有帶薪節假日和產假，沒有醫療保險；使用有毒化學制劑，給工人的健康帶來嚴重威脅；對于懷孕女工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無論工人在不在工廠食堂就餐，工廠都收取伙食費；對工人進行非法搜身，對工人進行威脅、辱罵甚至毆打等等。這是當今中國勞工現狀的最真實寫照。這種現實曾分別于2004年4月和2005年5月，引發了該廠兩次工人大規模罷工。這些罷工事件，令人不得不反思中國勞工權益的制度性原因：為什么“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官方機構卻從未有這樣的報告？中國的勞工現狀為何只能由國際媒體關注和國外人來伸張正義？
　
然而，令人憤怒的是一些御用學者竟發出“剖析中國工人喜歡加班加點”現象的奇談怪論。據報道，一位來自國家政府機構的學者居然說：“一些工人喜歡加班加點，這樣他們可以多掙點錢，如果沒有加班加點，有的工人就跳槽走了。”這是在明目張膽地鼓勵資方非法加大工人的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如今臺資富士康也在掩蓋工人“加班加點”事實。其實這種現象的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因為給工人規定工時內的工資標準太低。資方用如此低廉的國內勞動力價格，才迫使工人們想借助于延長工作時間來增加收入，來養家糊口呢。這就是工人“喜歡加班加點”的血淚理由——政策性盤剝勞工利益的低工資標準，才是工人們被迫接受加班加點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中國如此歧視勞工權益現實條件下所形成的勞動力廉價市場，才成為國內外資本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由此可見，當今中國的快速發展，在本質上就是以犧牲社會公平與廣大勞工權益為代價的。于是有的企業就利用工人的這種充滿苦澀的無奈心理，規避法律，要求工人簽訂“加班同意書”，以達到合理合法盤剝之目的。如果哪個工人不愿意加班加點，就要承擔被解雇的風險，而沒完沒了的加班加點，就是在濫用和透支他們的體力和生命。 　　

記得，貴州省安順市云馬飛機制造廠的工人們曾流行一句順口流，叫做“云馬廠十化”：“領導貴族化，員工奴隸化，人際復雜化，加班日夜化，上班無償化，績效保密化，竟聘內定化，檢查形式化，待遇民工化，加薪?他媽的神話!”這是對當今中國工人現狀的經典概括。 　　

國務院研究室曾發布的一份通報情況稱：農民工超時間、超強度勞動現象非常普遍，休息權利沒有保證。76%的農民工在節假日加班未享受過加班工資。有些企業甚至通過扣留部分工資做押金，強迫農民工加班加點。 　　

目前，中國勞工群體同分散在全國各地農村中的廣大農民一樣，都處于當今社會最底層，飽受來自社會腐敗，貪官污吏，雜捐苛稅的貪婪性掠奪。據《北京青年報》報道的一組數據證實，在國有企業中，被貪污挪用的資金有90%是企業領導所為。在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改制過程中，職工也改變了原有的地位，成為失去平等地位的雇傭勞動者或實質上具有雇傭的性質。國有大型企業改為股份制的，有外商和私營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強調企業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企業經營者持有股份，并實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的職工，勞動也帶有雇傭的性質，而工人權益卻完全無法自保。還有新生企業主的殘酷盤剝，黑道社會的搶奪和恐嚇，而廣大政治上無權利，經濟上無利益的勞工群體，正承受著上需贍養老人，下須撫育子女的精神和經濟的雙重壓力。面對自己隨時有可能失去“飯碗”的生存威脅，他們與全國大多數勞動民眾一樣，親身飽受著執政者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政策所導致的社會不公。現在公務員的工資是普通工人的4.5倍，而且退休工資少說都在3000多；而一個退休工人，一輩子在工廠里辛勤勞動，一個月的退休工資還不到800元。如今政府還假借各種名義給公務員不斷漲工資，實行陽光計劃后，他們又補貼了1萬元多，而產業工人工資5年才漲了幾十元。這是何等的社會不公啊！

如今中國從城市到農村，官商結合、黑白一家，正在利用社會公共權力，挖空心思，處心積慮地大規模的“圈地”，蠶食公眾利益。一些政府官員，利用國家資源與不法奸商聯手，共同聚斂社會財富，倒買倒賣獲取驚人的個人巨額暴利。與此同時，相伴而來的是大批農民為此而失去生存條件，不得不為養家糊口，背井離鄉，涌入城市，源源不斷地為勞務市場提供廉價勞動力。羅伯特.威爾在《當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對農村記述道：“農村隨著國家對全球市場的不斷開放，地方官員大量向開發商出售土地，對于村民卻沒有足夠的補償，農村地區的環境破壞非常嚴重，這個政策讓數億人掙扎于謀生的方法，剝奪了他們從前享受的集體經濟的社會支持。超過一億的人成為城市的打工者，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在新的出口為主的工廠干活，或者最臟最危險的工作，他們缺乏最基本的權利。對于許多打工者來說，在他們半永久地在城市居住下來后條件就越來越糟，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大，健康問題就隨之而來。” 這批新的產業工人隊伍，并不全部是由失去土地的農民組成，還有相當多的一部分農民民工自愿加入進來。這些新興工人與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人比，具有明顯的不同之處：他們缺乏技術，文化偏低，過分自卑，力量分散，不懂得自身如何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他們不得不忍受著政治上的高壓和經濟上的盤剝；使得他們的日常生活過的尤為艱辛，但又無可奈何。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農民工的單位，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極差，用農民工的話說，“干得比牛都累，吃得比豬都差，起得比雞還早，下班比小姐都晚，五年后比誰都老”。不僅如此，在社會廣大勞工群體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處于絕對貧困狀態，他們甚至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維持。這其中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家庭生活難以為繼；二是雖然收入超過最低工資線，但家人患病或遇災害。這種絕對貧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從不公布數據，但我們可以從全國并不全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兩千多萬人分析估算，數據應是遠遠大于此的。這些家庭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壓迫。近年來職工的貧困，是以失去勞動和工作條件為特征的。除去社會上失業的，還有大量職工下崗。　　

總之，處于中國社會各種階層的人們，經過近30年來的“改革和開放”，社會各階層、各利益集團正在重新分化整合。在這諸多的社會力量中，勞工群體在社會中以其絕對比重大，人數總量多，所在社會行業廣，遍及全國各地，本應成為社會力量的強勢。然而，越是人數眾多的群體，越是力量薄弱的群體，越是被不斷邊緣化。原因何在？一直不遺余力地追求GDP，為謀“發展”，以犧牲社會公平與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工群體權益為代價。“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資方的立場上，拒絕勞工成立自發組織，打壓工人群體維權，使廣大勞工群體失去了與資方平等談判的資格，淪為資本市場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導致社會缺乏對資方貪婪發展的制衡力量。而官方的工會又只“服務于大局”，形同虛設。加之國家新聞輿論一向壓制報道勞資矛盾與工人集體維權事件，且從未有任何機構會獨立做出“勞工狀況調查報告”，官方媒體上也從來沒有見過被“紅色記憶”稱之為“領導階級”的中國勞工狀況的真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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