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何清漣女士的“宿敵”。我曾寫過兩篇文章《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家》、《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盛贊何女士。何女士出國后，我確曾嚴詞批評過她的一些言論，但那只是望之深、責之切。我一直認為，何女士可以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上占據濃重一筆。她的《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等作品，不但首創性地論述了改革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公平問題（現在有不少人要爭這個發明權，恬不知恥），更由于傳播之廣、影響之大，可說是提前對中國民眾進行了一次“后改革時代的啟蒙”。筆者和筆者所認識的一些人，就曾受到過這種啟蒙的影響。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的“改革共識”，可以說就是在這兒裂開了第一條縫隙。現在一些自由主義的啟蒙學者，樂于論證當年的“改革共識”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中國已邁出了第一步，本來準備邁第二步，結果因故終止了。這種說法雖然蠱惑了不少人，但畢竟不是事實。政治民主化從未成為過全民共識，它始終只是少數人（具體說主要是知識分子）的“春夢”。老百姓才不管什么民主不民主，他們要的是“好日子”。當年中國的老百姓擁護改革，不是因為改革最終可以讓他們投票選總統，而是有人承諾，改革會讓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好：當“先富起來的人”端起碗吃肉時，其他人也能喝上一口湯。
何女士出國后，未見再有如此份量的作品。這本可以理解，不少人都是厚積而薄發。一鳴驚人后，風華不再的例子，學術界、文藝界都不少見。比如何女士的同鄉，《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國畫》、《梅次故事》的作者王躍文，都是一鼓即泄，再也沒有像樣的作品問世。
但是，何女士在海外發表的雜文與短評，也與她收錄在《經濟學與人類關懷》、《我們仍然在仰望天空》等書中的文章有著明顯差距，普遍呈現出觀念先行，離事實漸遠。這顯然不是學術和智力水平的問題，而是去國離鄉，導致的對研究對象之隔膜。搞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如果不能身臨其境，只能通過電視和報刊“遙感”，本事再大，失去了源頭活水，也只如管中窺豹、隔靴搔癢，所見終究有限。何女士迄今仍能在海外獨樹一幟，與她出國比其他人晚了十幾年，對這十幾年的中國更熟悉，不無關系。其他人像我原來欣賞的學者嚴家祺，最近看到他的一篇雜文，很難想象一個人的智力程度會下降如此之大，顯然，主因還是對現狀的隔膜。
去國離鄉非何女士之愿。我很少關注其他人是怎么進去、出來的，但確實認真讀過何女士出國時的情況介紹。顯然，當時何女士受到了“有關部門”的關注和騷擾，這確實會給生活與學術造成不便，令人同情，也讓人憤慨。不過，逼何女士出國，或許正是某些人心中想的。何女士本也可以作出其他選擇，以其當時名望，“有關部門”其實不敢真正把她怎樣。像何女士這種聲望、影響的人，僅因言論就施以強制，至少近幾十年內沒有先例。看看余杰，學術成就和聲望遠不能望何女士項背，而言論更極端，不一樣在國內活得滋潤？韓寒是另一個例子。因此，不能不為何女士惜之，亦為國家惜之。倘何女士仍在國內，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又將多出一把犀利的手術刀；以她的影響力，對改革的反思、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清算，或許不須等到“顧郎之爭”以后。如此，中國第二次轉型的時機早一些，代價少一些，路也會好走一些。
或許有人會說，何女士的選擇固然令人惋惜，但“有關部門”責任更大，為什么你那篇文章只批評何女士，不批評“有關部門”？——問題是，我對政府的批評還少嗎？一篇文章而已，一次只可能針對一個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我對自己的要求是，盡可能說別人沒說過的，沒看到的。筆耕幾近十載，“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這幾個字，我自認為是當得起的。至于由此導致的誤解，非我所慮。如果瞻前顧后，左顧右盼，又何必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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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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