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安放的青春

無處安放的青春

（2010-05-30）

　　富士康的跳樓案件，提醒人們看似完善的管理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卻可能人為地變成激化矛盾、制造沖突，或是強加壓力，這些管工和工人的對立，與收容制度下的戕害和被戕害者，不是很相似嗎？

17、19、22、27……

　　這些是中國深圳富士康工廠里輕生跳樓者的年齡。當一個個鮮活火熱的青春變成了不斷疊加的冰冷數字的時候，除了性格悲劇，到底是哪些讓這些異鄉打拼的年輕人別無選擇地縱身一跳？

　　想起大學畢業的時候，同學們各自尋找出路。有的留在城市，有的回家鄉，有的繼續深造。90年代初的中國大城市，大學畢業生的薪水僅僅數百元。幾位留下來的同學，合租一個小房間，條件簡陋，生活簡單，卻無憂無慮。工作之余和朋友聚會聊天，海闊天空，雖偶有抱怨，但更多憧憬。這種狀態源自一種心情，雖然是在異鄉打拼的“移民”，對于提升自身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的可能性，普遍抱樂觀情緒。他們有理想、有期待、有未來，也自然而然有抗壓的能力，有忍耐的本錢，也就有了看淡的素質。

　　今天，那些到深圳或廣東工作的年輕打工者，他們的成長經歷使自身具有比上一代的打工者更高的抱負。人口不斷遷移，從北到南尋找機會，職業持續流動，在不同企業間跳槽尋找更好的機會，幸運的話，通過辛苦的儲蓄積累進行適當的投資，或展開初始的創業，積累成家立業的本錢，改變自己的命運軌跡。

　　這應是社會保持發展動力和合理秩序的基礎。社會只有為每一個個體提供向上提升和流動的可能，才能夠維持相對的穩定和秩序。如果很多獨立個體在流動中只感覺到現實的傷害，財富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資本、關系、權力腐敗才能得到，辛勤勞動沒有合理回報，就會讓越來越多人失望、憤怒乃至絕望。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眾滿懷期望從中分享，但如果看不到向上流動的愿景，必然帶來復雜的社會問題。

　　在富麗堂皇的都市里，這些年輕的外來打工者，組成了新興的社會底層階層，他們沒有父輩曾經歷過的《青春之歌》時代的理想激勵，只有現實面前殘酷的差距；他們對每天生產的蘋果、索尼、諾基亞的品牌非常熟悉，卻沒有幾個買得起這些產品。如果提高生活水平的信心，在社會的現實面前不斷受挫、打壓，除了懷疑人生、游戲人生，還能如何？

　　跟上一代的外來打工者相比，他們與城市階層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上一代1980年代末、90年代初進城打工，辛勤努力的話，收入與城鎮居民相差不大，差距只是體現在醫藥、住房等社會福利上。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城市益發借助知識、技術、資源、權力、資本的運作，普通的打工者日漸淪為社會底層，變身中國經濟進步的墊腳石。巨額的資本擴張與底層巨量的工人之間，僅剩下一種剝奪與被剝奪的關聯，前者的巨大回報恰恰是以后者的前仆后繼為代價。若從所謂的“性價比”來看，年輕一代打工者，在同樣勞動時間所獲得的綜合回報，遠遠少于前輩。

從媒體對富士康的詳細報道來看，富士康的工資、福利其實算是不錯的，軍事化的管理制度對于數十萬人的大廠也無可厚非。如果實施者尤其是生產線上的中下層管理者采取過激、過于強硬的手法，會讓年輕員工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或許恰恰是富士康的這種不錯，也會讓那些承受巨大壓力的工人徹底絕望，因為不可能找到比富士康更好的企業，無法通過正常的辭職流動尋覓新的機會，緩和精神壓力。

　　跳槽當然比跳樓好，但社會能夠給這批年輕人的騰轉空間和希望有多大？他們轉換自己命運的方式，為什么選擇的余地如此之小？為什么他們選擇如此決絕的方式安放自己的青春？跳樓者的個體性格應是主因，但富士康的環境壓力，卻可能讓這些性格具有缺陷或弱點的員工無處退縮躲藏。

　　《南方都市報》的報道說，“生產部門最基層的管理人員叫線長，每個線長大約管理30個人，他們自己也是從工人做起來的，在管理的時候，對生產線的工人特別兇，很苛刻，并且，很多事情他們的決定可以直接影響到員工的利益。”

　　這段關于工人做到線長然后變本加厲對待工人的文字，使我想起七年前的孫志剛案件。孫志剛因為沒有帶居住證，在收容所里被毆致死。參與施暴的12人中，有8個也是同樣被收容的人。為什么具有同樣背景、理應感同身受的人，卻反而下手更狠？

　　孫志剛案下判的時候，西方通訊社配發了一張照片，被判入獄的收容所救護站護工之一的胡金艷的母親在庭外嚎啕大哭、幾近昏厥。這張照片似乎提醒人們，在孫志剛案中，死者和被告都是受害者和犧牲品。那些同樣受到戕害的被收容者，也只有搖身變成打人的幫兇才可以自保。而他們一旦成為制度的實施者，過去的憋屈和暴戾就通過新的暴力實現轉嫁。

　　孫志剛之死，讓人們見識到城市底層的生活狀態和繁榮底下的齷齪。而富士康的跳樓案件，也提醒人們看似完善的管理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卻可能人為地變成激化矛盾、制造沖突，或是強加壓力，這些管工和工人的對立，與收容制度下的戕害和被戕害者，不是很相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