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改派繼續鼓吹“仇和新政”

研究成果將作為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府管理創新和政治生態文明建設的典型案例，上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

一度最具爭議的 “仇和新政”，至今仍不能淡出公共視線。記者近日從北京大學政府管理交流中心獲悉，該中心最近專門設立《“仇和新政”對政府管理創新的影響與評價》課題組，以深入研究、重新審視“仇和新政”。

據該課題組負責人、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交流中心主任、博士生導　師謝慶奎　教授介紹，課題組將組織一批對“仇和新政”有所研究的專家、學者，赴江蘇省宿遷市和云南省昆明市，循著仇和的施政軌跡，展開廣泛、深入的調研，最后形成一份客觀、系統、翔實的報告，并將其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政府管理創新和政治生態文明建設的典型案例，上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供高層決策參考。

仇和的“成績單”：“壓縮餅干式的改革”

“仇和新政”指江蘇省原副省長、宿遷市原市委書記，現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仇和主政宿遷和昆明時的一系列超常規改革。仇和曾經說：“我們要用50年走完西方國家300年走完的路程，就必須進行‘壓縮餅干式的改革’?！?/p>

仇和1996年~2006年主政宿遷期間，所有國企改制，“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隨后又拍賣鄉鎮衛生院、醫院，出售學校。為推行小城鎮建設，仇和要求各鄉鎮沿街的房屋一律改建為二層樓房并貼白瓷磚，還規定房屋的用途；沭陽縣財政赤字過億元，仇和卻以強行劃扣干部教師工資和強令農民出工的方式籌資修路。仇和還在全國首推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公推競選制度、勤廉公示制度。對仇和創新的這些制度，有關領導曾專門作過長篇批示，后來被寫進《干部任免條例》，在全國推廣實行……

在宿遷，仇和因強力施行這些新政，頂上了“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的光環。

2007年12月，仇和“空降”昆明赴任時就表態要“掃除一切阻礙發展的思想障礙，清除一切影響發展的制度瓶頸，大力推進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徹底改變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堅決革除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和機制。”上任不到百天，仇和有了新動作。昆明呈貢縣投資促進局副局長蔣文輝在市里的專題講座上，因打瞌睡被仇和當眾點名批評，隨后蔣文輝辭去縣投資促進局副局長職務。仇和以“零容忍”的態度處理會場陋習，讓人看到了激發官員積極性的有效途徑。

仇和要求各縣市區、各部門“一把手”在新聞媒體上公開亮相、作出承諾。昆明媒體用整版公布了從市委書記、市長到5區、1市、8縣及市直各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聯系電話，同時詳細刊登了各領導的職務分工情況。這份公開的昆明官員通訊錄很快銷售一空，仇和新政的氣象迅速在春城流布?！肮懿蛔〈笊w帽，就要摘掉烏紗帽”；“掌不好印，就不要掌權”；“誰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誰的飯碗”， 這些帶著濃烈仇和風格的“語錄”，成為昆明官場的流行語。

“仇和現象”的標本意義：三級跳彰顯政績“顯規則”

中央　黨?！〗淌谒位莶邮苡浾卟稍L時稱，“仇和現象”，簡言之就是指仇和仕途上的“三級跳”，從江蘇省宿遷市委書記，到江蘇省副省長，再到昆明市委書記。仇和這樣一位很個性的官員，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竟然三級跳得到重用，顛覆了很多人的預料，形成了一種“仇和現象”，成了又一個有爭議的事件。

“仇和新政”曾被評價為“充滿唐·吉訶德式的個人英雄主義，背離了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但更多的是肯定。昆明老百姓曾言，“求天求地不如仇和”。宿遷的百姓提起仇和，至今都會親切地稱他為“俺們仇書記”。

宋惠昌說，仇和的受重用，這對強調謹慎穩重、四平八穩、回避個性色彩的干部任免機制是一種突破；走出了“改革者沒有好下場”的怪圈，折射出一種積極的用人導向：寧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爭議”干部，也不用“寧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萬別出事”四平八穩的“誤事”干部；是對埋頭苦干、銳意進取、敢闖敢試精神的肯定。仇和的擢升表明：只要執政為民，人民不僅容忍個性官員，還能為他們提供更廣闊的政治舞臺，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干部評價體系和用人導向上的微妙變化，政績規則在選拔任用干部時已經日益“顯山露水”。仇和的成功，完全是政績“顯規則”的受益者。

宋惠昌進一步指出，仇和還是“不爭論”與“大膽地干”的標本。從廣東省最近發出的“先干不評論、先試不議論、時間作結論”的“三論”中，便可看出仇和模式的生命力和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