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尋找林昭”背后：
前段時間才發現，據說去年7月老家紹興中考試卷中，居然出現了“林昭”這個名字。當然只是引用了她的一句話，但是意義非凡。很多江浙一帶的右翼知識匠們已然又躁動了一番，甚至比之秋瑾。實在有些看不過去。
林昭本人在文革期間受到的迫害，的確令人扼腕痛惜。但重新“尋找林昭”背后，卻是當前一批人為著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挖掘和包裝的又一位“被迫害者”形象。這似乎是他們的定式思維：就如同他們的歐美主子找到了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這樣的“被迫害”的大師，巴別爾也被不斷闡釋著與斯大林的矛盾一樣——看看余杰是如何肉麻吹捧索爾仁尼琴的那篇宏文吧，只可惜，索爾仁尼琴給了他狠狠一巴掌——晚年的索爾仁尼琴承認，斯大林是蘇聯歷史上貢獻卓著的領導人，他懺悔自己害了他的俄羅斯祖國。
回到國內，那就是林昭了，這個已經故去的人。她不再會反抗任何形式的包裝，也不會像春晚小品里老太太那樣提出說不合身了。自由主義者們有意識的選擇性的突出和夸大她的某些于自家理論有益的方面，而屏蔽其余。故，此林昭，非彼林昭也。
（二）林昭的“壯舉”：
林昭的資料看的并不多，只是大概知道其生平和一首膾炙人口的詩，《血詩題衣中》，謄錄如下：
雙龍鏖戰玄間黃，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魯連今仍昔，橫槊阿瞞慨當慷。
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
對于此詩，本來第一步是要甄別的——是否真實為其所作？是否部分詞句為人所改動？但筆者資料不詳，只能跳過這第一步，即假定此詩確系林昭所作，且原封未動。
根據詩名，可以確定是在文革被“迫害”時期，那么，其中“橫槊阿瞞”自然影射毛主席咯（眾所周知，毛主席很欣賞曹操，也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詞中自比曹操）。末句“枉言正道是滄桑”更是讓我們感到似曾相識。全詩的憤慨之情表現得明顯而淋漓盡致，筆者閱讀時一直在想，當代那些人一定讀此詩神清氣爽吧，可嘆他們只是文盲，只有這份“憤慨”，寫不得這種詩文。
有個婦孺皆知的小故事，佛印說蘇軾是佛，蘇軾說佛印是糞，蘇小妹因之取笑兄長心中是糞。回到此詩中，我們可以讀到，林昭儼然以一個反專制君主的斗士的形象從背景走向詩的前臺。但正如那個小故事一樣，林昭之所以如此，僅僅因其意識中曾與西式民主有過一面之緣，而自其深深處，仍牢牢扎根在千年來君主專制的集體無意識中，只是她以與捍衛皇權相對立的方面來予以詮釋；是其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的具體體現，只是通過反面的方式來呈現。明季遺民黃宗羲尚提出過“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號呢，可那不過是對滿人稱帝的精神抗拒在語言游戲上的體現，其根上還是擁護 明 君的。
林昭通過自己的非“理性認識”的理解，毛主席在她看來似乎就是那詩中的私許山河的“帝王”。其實這也不光是她一個人的感受，很多受到過封建地主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教育的人，往往都會如是理解。例如56年主張大家提意見，毛主席的本意是，面對國內一部分人因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超額完成而急于求成的企圖，希望各民主黨派就國民經濟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但那些思想上未經受過改造的民主黨派人士，他們所能想象到的民主僅僅是西方資產階級式的輪流、競爭執政，于是居然對黨的執政地位提出了質疑，這就觸動到了根本性的問題——如果不堅持黨的領導，那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嗎？！所以，57年勢必要掀起一次反右運動。林昭和這些提出非份要求的民主黨派人士，從本質上說是一致的，都是深深扎根在只知反君主專制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之中。他們根本無法領會和理解社會主義民主思想的精髓，無法看到社會主義民主背后那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背景、知識結構，跟不上新興的社會主義的步伐，于是只能沿用過時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來武裝自己，誰知道徒增一身滑稽供后人竊笑。從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信仰共產黨和傾向共產黨之間的區別：并不是傾向共產黨就等于信仰共產黨的。很多民主黨派人士當初之所以選擇倒向共產黨，并非因其折服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而僅僅是看不慣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或者是對于解放戰爭時期天下大局已定的輕松倒戈，或者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人民的高度定位與他們心中古來的“民貴君輕”思想由于相似而被簡單的比靠了；他們心目中的理想，還是那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他們根本不會從更深的層面去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
（三）林昭的個性：
（1）思想短視：
林昭另有一個不同于他們的因素，也可以在當下不少年輕朋友身上找到類似的影子。她相對于那些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的民主人士們，她還是個思想尚未塑型的青年學生，她的腦子不過是各種思想的跑馬場、戰場；在她，如何識別這些思想、檢驗這些思想誰是真理的標準，就是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式的“現實→思想”直接印證，即，在最感性接觸到的現實生活中找到一一對應的現實依據。例如，課堂上學了“帶一個把的杯子”，下課必須找到這樣子的杯子，才能說明這是杯子；要是碰著一個兩邊都有把的杯子，那在她看來就不算杯子。用這樣膚淺的思考方式，那么資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觸摸到的僅僅是作為紙幣的錢，不是通過流通而增殖的資本。
林昭在無意識中，被各種思想奴役著。解放前共產主義思想已然成為一股先行于政治行動的全國性思潮，而且其尚未實現的事實也使很多懷著功利實用主義的中間人士將它幻想為立刻即能到來的社會。年幼的林昭，可能正是這種宗教式的誘惑，加之母親的熏陶、青少年的血氣，對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2）愛走極端：
百度上“林昭”詞條顯示：
受家庭的影響，年幼的林昭對共產黨鬧革命報有很大的熱情，在景海中學高中畢業后，林昭不顧母親反對，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經無中生有地揭發過自己的母親。
為了“革命”的熱情，而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吊孝”，還無中生有地揭發自己自己母親。這是林昭在反右運動之前的行為，聯系前文所述她在“反右”之后的行為，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林昭——無意識中就喜歡走極端：當“革命”已成為主流思想、取得重大實際成果時，她選擇了革命；當革命在處理更為復雜的社會關系而超越了她的思維所及的時候，就放棄了革命，認為革命變質，轉而走向了反革命、走向革命最反面的基督教信仰。加之前面提到的思想短視的缺點，她就必然的成為“思想的奴隸”，諷刺性的是，她所要反抗的，竟是“被奴役”！
當她簡單的頭腦無法理清楚現實問題的時候，當現實中復雜多變的各種問題超越了之前她對于革命能一蹴而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那樣的幻想的時候，她選擇的不是去改進自己的知識結構、強化自己的思維能力，而是歸咎于這復雜的社會，歸咎于毛澤東的“專制”。她如同許多資產階級文藝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樣，在面對無能為力的窘境的時候，選擇了將自己以外的整個社會，看作一個與自己相敵對的整體，于是自己行為的價值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被無限擴大，她的每一舉一動，似乎都是為了“告人類”、“反對奴役”、“保持圣潔”的崇高目的！克爾愷廓爾有句話很適用于她：
每個孤獨的個體通過強調他自身或然的個別性來對抗必然的發展時，他總會帶有喜劇性。某一或然的個體，如果他產生了希望成為救世主的普遍觀念，他就無疑是最富于喜劇性的。
林昭后期在嚴酷的威逼下仍然堅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不是林昭宗教信仰的堅定，而恰恰是她沒有宗教信仰，不過是試圖找到一種新的思想作為自己去反對革命的依據，而且既然鉆進了基督教這個牛角尖，那就鉆到底吧，除非有一天讓她看到真正的基督教并非她想象中的那個理想的基督教，再站到反基督教的一面去。
如果林昭僅僅因一時沖動而極端選擇了基督教，真的如當下一些吹捧者們所認定的是“圣女”；那么，毛澤東在忍耐、斟酌了良久才決議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為什么就被僅僅解釋為“宮闈”之內的權力爭奪呢？
（3）自私
愛走極端與思想短見這兩個缺陷的統一體，似乎應該是意識形態最中意的洗腦對象。當它們糅合在一個弱女子的身上，自然迸發出一股難當的非理智的力量，它可以令她輕松瀟灑地拋下一切——理智、生命、親情、責任——只有一種拋卻了它們的盲動。
前文材料顯示，革命勝利在即，她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吊孝”。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其父是國民政府里縣長的緣故。
被打成“右派”后，她不光擔負著自己這一己之軀，而且關系著自己的整個家庭；被捕后她還是有多次機會，只要表示悔過，就可以免遭之后的苦難，也可以保護全家。但她一次又一次的為了自己的“理想”而放棄了這些機會，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家人。如果她如同當年為了新中國“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烈士一般，舍小家、為大家，到也壯烈；可惜，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她的“理想”不過是建立在她不成熟的思想所映射出來的不切實際的“海市蜃樓”上。她的行動自然也隨著價值的缺失而失去了意義。
2010-4-30
寫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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