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區分“改革”的善與惡
轉帖者按：
這個題目是我加的，主題文章的題目是《雪珥答記者問》。如果不改題目，恐怕無法突出文章主旨，也難于吸引眼球。嘿嘿……
這篇《雪珥答記者問》并不是全文，我轉貼的時候刪去了最后一部分，因為那部分無助于我發帖的主旨，而且會把討論引向其他方向。
雪珥的見解是從他對晚清歷史的研究中得來的，但是對當今的現實非常有意義。
“改革”，左派也在喊，右派也在喊，甚至一些目的不怎么純正的人也在喊。
無論哪一派，希望“改革”的想法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各個派別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手段、改革的結果將會產生巨大的區別。
怎樣區分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改革，以及為了滿足個人或小集團利益的改革，以及好事之徒（這些人通常狂妄自大，卻又十分無能）無聊的瞎折騰，是每個人遲早必須面對的問題。
我認為，雪珥的觀點可以為大家提供有益的參考。
（我認為，我們應該討論的是“改革”問題，至于其中的歷史問題，大家如有不同意見，請另外發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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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答記者問實錄
根據錄音整理，未刪節
雪珥答記者問1:慈禧是歷史的替罪羊
雪珥答記者問實錄（1）
根據錄音整理，未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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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為何總會成為歷史的替罪羊
【記者】：對于慈禧，之前看到的歷史材料說法是比較統一的，好像就是這一個女人毀了整個國家。為什么會這樣？
【雪珥】：在中國，找替罪羊一直是一種政治傳統，特別是一個國家滅了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女人特別容易成為替罪羊。五代的時候，宋把四川的后唐給滅了，他就說花蕊夫人——就是皇帝最寵愛的一個妃子，說她是罪魁禍首。花蕊夫人說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她就寫了一首詩，“君王城頭樹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前面都投降了，妾在深宮怎么知道呢？十四萬人的軍隊都投降了，難道他們都是女的嗎？所以我覺得中國傳統上就有這么一種習俗。
慈禧的抹黑其實開端于康梁。因為康梁，特別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沒有他自己所吹噓的那么重要，他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是被他自己所神化了的。為了偽造和突出他多么的受光緒皇帝的重用，多么的發揮作用，甚至最后清廷追殺他，于是他就人為地把慈禧和光緒皇帝分為兩條政治路線，這樣他就能把自己依附于光緒皇帝的那條政治路線。其實是他能夠在海外生存、發展的一種生存技巧、生存伎倆。嚴肅的史學已經基本上認定了這是假的材料。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就必須把偽造的靶子對準慈禧太后，把一方妖魔化，把另外一方天使化。這幾乎是政治抹黑宣傳的一種操盤的技巧。所以他們就把慈禧的故事寫的很壞，你看他們把慈禧的故事寫得跟武則天差不多，他的那種靈感都來自于武則天小說的描述，寫她很荒淫啊，很殘暴啊，很擅權啊，甚至不惜對自己的兒子下手啊，武則天在歷史上小說化的描寫一直是這樣。我對唐代的歷史沒研究，我相信是夸大的，是為了滿足一些士大夫們，自己不能安邦定國，但國家亂了，可以用來頂替他們的責任；又能滿足他們很下賤的一種見不得人的下半身欲望，政治上的抹黑也參雜了春宮文學的手法。
康梁的抹黑在海外不是有很大市場，到了1910年，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的記者，叫普蘭德的，他和一個叫巴克斯的人，合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叫《慈禧外記》，也叫《太后統治下的中國》。在這本書里面，大量使用了假材料，塑造了一個荒淫的、殘暴的的慈禧的形象，宣稱自己拿到了第一手的材料，迎合了西方大眾的口味，這本書很暢銷。這本書被作為西方研究中國的一本很重要的參考書，后來又出口轉內銷回來。我們現在輾轉引用的有關慈禧和光緒的材料，都是從這本書來的，可能有人是從一些筆記引用的，但這些也是從這本書摘抄的。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推理，我在書中也提到，慈禧再喜歡權力，她也只是一個太后，他不是女皇。太后是什么？皇帝的媽。你兒子都不是皇帝了，她怎么當太后？有說義和團那段時間慈禧想把光緒廢掉，那真是胡扯淡。在那段時間有可能繼承皇位的皇族們有可能廢除光緒帝，但慈禧太后是最沒有動機去這么做的。又說同治皇帝死后，選光緒而不選其他溥字輩的人，是因為她想做太后而不想做太皇太后。因為太皇太后中間有一個太后，她沒什么權力。這個也是胡扯。太皇太后專權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在清朝就是有先例的，比如孝莊太后，她是康熙皇帝的奶奶，她也是很長一段時間帝國的最高領導核心。
我們全盤接受的這些東西中，我們卻沒有去好好地思考一下，后世的國民黨黨史專家，他為了宣傳的需要，就接受并放大了這些黑幕文學，當成信史來研究，以便證明他是偉大光明政權。我認為中國近代史上這種抹黑文學，就開始于康梁。那么隨著后來政權的更迭和軍閥混戰，這種趨勢就愈演愈烈。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長期接受的慈禧太后的形象，全部來源于康梁的抹黑宣傳以及西方記者們為了銷量為了獵奇編造的小說。（未完待續）
雪珥答記者問2:政治抹黑是反對派的操盤手法
雪珥答記者問實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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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抹黑是反對派的操盤手法
【記者】：那您有沒有統計過康梁的這種抹黑宣傳給他自己帶來了什么好處？
【雪珥】：在康梁海外流亡的時候，日本的和英國的外交官都向本國政府報告：這兩個人是沒有用的。英國的報告更加指出康有為沒有他自己宣傳的那樣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用那么大，沒有那么接近權力的最高層，他其實是一個利用改革謀取利益，科舉也考不上，這樣一種很失意的人，某種程度上他和洪秀全是一類人。
這樣一類人他們就覺得先留著吧，沒準哪天對中國還有用。康有為后來在巴西，保皇黨內部撥給他的資金就是10萬美金，這是一筆巨款。美國在此之前收購阿拉斯加，是用了72萬美金。他的這10萬美金在今天相當于至少100多萬。他拿著這筆巨款過著很奢華的生活，包括養二奶，做生意，雇傭私人軍隊。逃出去的時候是兩袖清風，回來的時候可以再杭州買下一大片莊園，這筆錢從哪來？
【記者】：那這筆錢當時為什么能給他呢？讓他去干什么？
【雪珥】：西方政府給他的資助并不多，只是生活的基礎。他的這些錢來自于海外華僑的資助。
國民黨后來老說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其實是一部分，海外華僑中也有保皇黨，因此也可以說是反革命之母。華僑他也是一個人群，有不同政治信仰、政治追求，也有人沒有政治信仰，它就相當于是買原始股，孫中山康有為都發行過債券，就是等我掌權了，你們就都有錢了。再加上他們都動用了黑幫勢力，很多人繳款都是相當于保護費。康有為就認為很多華僑回國投資，就是等于背叛他的事業，會對你實行人身鎮壓。同盟會革命黨也是這樣，動用了青紅幫等等幫會去控制這幫華僑，其實是種地下經濟稅收狀態。在西方政府所忽視的少數人地區，他利用這種地下經濟稅收來積累資金。康有為的口號是勤王，捍衛光緒皇帝，孫文是推翻滿族人的統治，都是如此。
【記者】：現在存不存在類似康梁的人？
【雪珥】：中國人的政治投機在西方是比較有名的。中國歷來內部斗爭的失利者，這些人跑到外國去，往往反戈一擊，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表示認可西方所有理念，為什么沒能執行呢，是因為那些和他敵對的人，是某某邪惡小集團。他認為自己曾經所犯下的一下暴行，都是無奈的。他們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天使。他們把自己打扮成被迫害者，以獲得西方的幫助，比如獲得綠卡，他們實際上并不符合移民的條件，但他們的理由是政治避難，偽造成是現政權的受害者，裝得自己很可憐。
【記者】：那這幫人的效果怎么樣呢？
【雪珥】：我覺得一開始效果很好吧，所以才會這么多人去這么做。我個人就知道不少，我認識的在澳洲搞移民的官員，都說中國人的東西不能信，都說自己怎么在中國受迫害，十有八九不是那么回事。中國人愛走捷徑愛投機，沒有底限，我覺得這是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康梁算是一個先驅吧。往遠了說，伍子胥也是一個，帶著敵人的軍隊，把自己的祖國給滅了。西方人對這種行為大多不怎么認可。英日給予康有為資助，也只是把他當做一個棋子，也只是一個棋子，你想讓別人真正尊重你，那是不可能的。（未完待續）
雪珥答記者問3:當代80后比晚清80后更為進步
雪珥答記者問實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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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80后比晚清80后更為進步
【記者】：100年前這幫80后跟現在的這幫80后，都挺熱鬧，您能做一下對比么？
【雪珥】：晚清到了宣統年間，80后被推上政治舞臺。光緒皇帝和慈禧都去世了，80后在中央被迫掌權。當時年齡大的那一批思想太保守，正當壯年的那一批，比如袁世凱他們，他們是改革的先驅者，但是當時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遇到了很多困難，袁世凱這一批去做的時候，也結下了不少恩怨，實際陷得太深。我堅信袁世凱自己再推也很有困難。還有就是改革者的權威不夠。
改革到了深水區的地步，一般袁世凱這種正常渠道提拔上來的干部，在滿清貴族主導的這種環境下，他已經很難再向前推進了，必須有新的政治資源來推動。載灃這個皇族，可以說是歷史性地站在了前臺，政績還算不錯。
現在的80后呢，有很多渠道，有的人宣稱自己不關心政治，但不關心也是關心，政治是空氣一樣的。你只是不關心官場。我覺得現在的80后對政治的關心不錯，比如韓寒，受到了千萬讀者的關注。現在的80后比起百年前的80后，最大的優點是沒有取而代之的心態，他們沒有說取而代之，而是給你提意見提供幫助。我覺得這是一種巨大的進步。而以往的總是提意見提想法之后，目的還是我來掌權，我如果掌權，就能一二三四五。你現在沒有做到，是因為我沒有掌權。我覺得現在的80后沒有這種想法，這是一種進步。
梁啟超說甲午戰爭時三千年未有的局面，為什么是三千年未有，這種尖銳局面就是爆發于宣統末年。帝制沒有了，但是國家并沒有陷入一種慌亂之中，中央是失控的，但是國家沒有崩潰。袁世凱在北洋政府前期，而且國家的地位是上升的，不是下降的。
【記者】：這種上升體現在哪里呢？
【雪珥】：一就是國際地位在提高。在宣統年間，中國和西方并沒有簽訂所謂賣國條約，已經基本處于均勢。列強在辛亥前后，對中國的認可是不斷上升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達到了頂峰。雖然史學界對中國加入一戰還有爭議，但中國畢竟出兵了，盡管是民工隊伍，跟列強有了對抗。在此之前，美國德國還希望和中國結盟，沒有力量誰跟你結盟呢？美國雖然沒有推動這個同盟成立，但對日本的戒心越來越強烈。所以我覺得這些地位都和滿清剛被列強打進來是完全不同的。
【記者】：好像有一種歷史循環的過程，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政權發展到一定穩定階段，國家對于地方的掌握就會越來越失控了？
【雪珥】：這就是權力沒有監督和制衡。在朝代更替的時候，造反者也承認這一點，但他只說最高權力沒有得到約束，目的還是推翻最高權力。但是造反者內部也沒有這個機制。中國從來都是共和政體，是君權和相權的共和政體，是皇族和士大夫這么一種共和狀態。這種狀態下缺乏自我的監督，缺乏老百姓的監督，但不乏監察機構。在地方，越往下權力的獨裁越強，也就是土皇帝，一手遮天，天再藍也沒用。這也是晚清改革的一種目的，對地方形成監督。
【記者】：但是中國的歷朝以及世界上似乎都沒有一種模式能做到這樣？
【雪珥】：對，沒有萬能的模式，根本上還是人的素質，官員不是從天而降的，也是從百姓中出來的，百姓沒有掌權的時候就想著把秀才娘子的床搬過來用一下，把小尼姑的光頭拿來摸一下，等到他掌權了，能怎么樣呢？
所謂民主的核心，就是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你只有經濟上的自立，才有人格上的自立。你看都鐸王朝，也是一樣的黑暗啊，也沒多少年。法國革命也是很暴力。國家也要少折騰，多一些民生的建設。當老百姓都有這種素質的時候，例如貞觀之治，不是說經濟有多發達社會多穩定政治多開明，而是唐太宗能納諫，因為他知道魏征那樣的人，沒有壞心眼。（未完待續）
雪珥答記者問4:中央有權威是改革最重要的前提
雪珥答記者問實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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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重要的前提是權威資源
【記者】：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感到有一個矛盾的地方，清要改革，他要民主，走的步子還是挺快的。他要改革，要打破這種中央集權，但是他打破之后，這種中央集權是沒了，但就諸侯割據，造就了一大幫土皇帝。但不改革的話，他自己就是一個皇帝。這似乎是一種循環當中沒法解決的一個問題。
【雪珥】：改革有幾個前提，前提之一你必須有足夠的權威資源，如果沒有你就會失控，你一失控很多人就會打著改革的名義從你這里分權。
我認為中國近代缺乏監督的問題，不是在中央,整個行政的體系都有問題。晚清的時候推行憲政，都說改革好，改革利國、利軍、利民，但是不利官。因為不改革，或者阻礙改革的最大力量就是來源于官僚體系。雖然官僚體系可能在朝代變化之后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或者解放者，但是實際上他才是在管理的，我們不能很簡單地認為哪個太后皇帝是壞蛋，那么他一定是壞的，沒有這么完全的，實際上它是一種妥協。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晚清的改革，當時很多官員就認為不能這么放權。
放權有幾種渠道，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權，二是將一貫很黃很暴力的行政權加以限制，把其中的司法功能和立法功能分解出來，這完全是兩種概念。行政權力納入監督必須從基層做起，從百姓最切身關注的問題做起，例如村務的公開，這才是老百姓關心的，老百姓各種納捐雜稅，究竟干什么用了，這才是他們關心的。他們還真不關心你把權力下放給省里市里，不關心省和中央如何分權。民生才是政權的基礎，你必須從基層開始做，讓農民擺脫土豪們，讓知縣們受到百姓監督。沒有一個政權說是中央壞了，所以地方必然就全壞了。
【記者】：但是日本的改革不就是自上而下的么？
【雪珥】：日本的改革保障是自上而下的，但改革的推進卻未必。它發動的時候自上而下，但它自上而下并沒有放權。改革的步驟自下而上的，但改革的權威要求必須是自上而下的。國家專政的力量在中央手里，才有足夠權威推進改革。晚清實際上是一種失控。地方上都要求改革，其實是想在改革中攫取更大的權力。你把權力放給他，他加強了一種地方集權，成為一種離心力量，并沒有俄百姓真正分享政權，肯定出問題。中央的放權，沒有贏得民心，反而增加了一些競爭對手和分離傾向。任何政權鞏固統治都是理所當然的，關鍵我們要看它是采用如何的手段去鞏固政權。
【記者】：在您的書里有一處很新鮮，就是您說清朝也在發展經濟特區。那么您覺得清朝發展經濟特區能不能成功？靠政治壟斷來發展經濟這是不是一個辦法？
【雪珥】：建設特區是很多大國改革的一個穩妥辦法，先試點，再推行，理論上看當然沒問題。經濟特區建設有兩種：一是對經濟政策進行變革，原來的政策不是很好，所以在制度上主觀上追求進步；另一種就是政策傾斜，甚至在一個政策框架下，剝奪其他地方的權利給你，開小灶、搞特權。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像我書里說的廣東香洲特區，這里的賭博放開，黃賭毒泛濫，還要求稅收免收，這種改革肯定不能成為主流。任何政府改革都不能把稅收給免了，這其實是轉移支付。
【記者】：想起一個例子，就是當年都不能進口彩電，都跑到深圳，從深圳再轉銷到內地。
【雪珥】：對，等于是把所有門窗堵上，就開一個窗口。這樣的特區別說慈禧太后了，任何再“腐敗”、“沒落”的人也能做，不必選沿海地區，只要不用交稅，黃賭毒全放開，哪里都能發展，但沒有意義。這在本質上還是另類的“支付轉移”。不是靠制度革命來發展的，特區成了“特權之區”，而不是“獨特的探索之區”。特區應該是先驅者的探索，不是為了追求特權來滿足改革。靠免稅是不可能的，你可以依靠制度改造，產業升級等等來發展。我們好多的“跑部錢進”，跑的其實是政策，要求各種減免，結果這種“進步”靠犧牲了很多東西獲得，這種狀況形成攀比之后，其他地區也會如此。我們提的步子邁大一點，我倒是覺得步子越大，倒越危險。這沒有任何意義。
【記者】：我覺得近些年國企改制也比較失策，在行業內，對老百姓不負責；對中央來說，中央也有些失控，它也不對中央負責。就是弄了一批土皇帝出來，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一個的小利益集團，上面也不管，下面也不負責。
【雪珥】：晚清的很多國有企業，幾次改制，最后變成官商合營，官也管不到，商也管不到，脫離了監管，像輪船招商局等，勢力很大。正常的監督機構管不著它，因為它有自己的股東會等。經濟上實際不能發展，政治上實際是個毒瘤。他還打算行賄皇帝，像朱元璋時的沈萬三。所謂的國企改制，晚清給了我們最好的教訓，它官不像官，商不像商，兩頭得利。它需要的時候打出民族的旗號，大局的旗號，實際上它自己在賺錢。我沒有見過比中國油價更高的地方。中國郵政也是，每次提高郵費，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它還說自己虧，當然虧了，那么腐敗，養了一大批親戚朋友，卻沒有想過體制改革加強管理，即便郵費漲到8塊錢，也還會虧啊！
【記者】：目前這狀況該怎么改變呢，體制改革似乎都完成了。
【雪珥】：我覺得應該全民持股！現在這樣官不官商不商，最后敗壞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另外也敗壞政黨的利益，這其實是給執政黨找麻煩啊，我覺得要切就應該全部切掉，現在甩又甩不掉，管也管不好。人都是自私的，他到了那種狀況下，肯定為自己謀福利啊。何樂而不為啊？
【記者】：還有外交的問題。清朝處理藩屬國的問題比較尷尬，您覺得大國怎樣處理外交比較好？
【雪珥】：我覺得朝鮮琉球越南，最大的問題就是琉球問題的軟弱。當時有顧慮，沙俄在西面，日本在東面，他們其實是聯合的。英國不贊成，它在西面和沙俄是制衡的。日本趁此奪了琉球。
中國其實當時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派軍艦，“示琉球以必爭；示日本以必戰”，但最后還是有顧慮。其實從清朝開始，我們國家就開始害怕去亮劍。不打也是輸，打了又怕啥呢？就像陳勝吳廣說的，“等死，死國可乎”。甲午戰爭時日本也是很害怕的，壓力很大，若是戰敗，就有可能被北洋南洋艦隊滅國的，所以它是孤注一擲，做好了被中國報復而亡國的準備。
現在很多人說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是必然的，我不那么認為，世界上沒有什么是必然的。在琉球群島問題上，中國的軟弱也是因為不當回事，認為那么遠的地方，由他去吧，可能也是因為沙俄在西面的牽制，有顧慮，但清朝缺乏對日本必戰的信心，這就是我總結的，清朝，越怕事越惹事。它應該是，沒事別去惹事，有事別怕事。這也是我做律師對客戶說的。你跟它打一下，也許就發現原來對方也那么緊張。琉球一失手，法國也打越南。又是前怕狼后怕虎，日本趁機在朝鮮滲透，最后越南失手，朝鮮也被日本霸占，戰略上的緩沖地帶喪失殆盡。作為大國，清朝至少讓藩屬國寒心啊。
【記者】：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都是晚清的權臣，他們從忠誠到反噬反映了清朝官僚體制的一種什么變化？
【雪珥】：我覺得這三個人不存在反噬的問題，傳統的政治品德上來講都是無可挑剔的。后兩個都被過度妖魔化了，李鴻章死后謚號為文忠呢！李鴻章其實有機會呢，戈登勸他自己干皇帝呢，但他沒有。這種官僚體系下，清朝沒有在太平天國中滅了，沒有在英法聯軍夾攻下滅了，就是靠這群士大夫。中國的士大夫不是忠誠于這個國家，而是忠誠于一種理念。包括國家要安定的這種理念。他們不能代表整個官僚階層，只是士大夫里面的精英分子。官僚階層中的主流，多數還是混混，到了晚清其實，有奶就是娘，圍繞自己的利益，前倨后恭，搖擺不定。中國的實用主義為主的特點就是如此。但這三個人都是受命于危難之際，把自己身家性命綁在里面了，其實是忠于自己的理念。李鴻章去日本，知道肯定會挨罵，但他還是要去。其他人讓他去做漢奸，讓他去挨罵，其實去了日本還挨了一槍，76歲了啊！(未完待續）
雪珥答記者問5:“全民腐敗”下的改革
雪珥答記者問實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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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腐敗”下的改革
【記者】：還有一個觀點就是全民腐敗，中國人每個人都是皇帝，您覺得這之間有聯系嗎？
【雪珥】：日本間諜寫給天皇的信里曾說，中國的腐敗不止是官場上的，而是全民的，中國是沒有救的，每個人都腐敗。讀書人讀的書不是他信仰的，而只是敲門磚。沒有真正信仰孔孟之道，社會上物欲橫流。反腐敗的人不是因為喜歡清廉政治，而是因為他利益鏈上得不到或者得到太少，等到他上去了，他也會腐敗。像什么萬民傘啊，也是種作秀。我們每個人在高喊腐敗的時候，哪怕手上有一點權力，都會想到要利用一下。制度才是關鍵，才是基本，沒有制度是萬萬不行的。
【記者】：晚清的變革，與前朝，比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有什么不同之處呢？
【雪珥】：我覺得晚清的變革，特別是1910年之后的晚清新政，和前朝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試圖通過和平的利益調整來達到改革的目的。前朝的改革都是通過剝奪既得利益者的東西來實現的，所以他受到的抵抗都是致命性的，像商鞅最后被車裂。晚清的改革是溫和的，但依舊受到了抵制。這種改革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記者】：對于改革者而言，怎樣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組建一個自己的隊伍？
【雪珥】：改革本身很漫長，跟開放是聯系在一起的，必須借助外力，分寸的把握很有技巧。改革必須有權威資源的保障，來保證不會被分割權力。改革往往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們是那些先掌握資源的人，他把自己打扮成改革者，人民的代表。關鍵就是你讓那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晚清的改革，就出現這個問題，出現一批權貴資本主義。日本人去西方留學的人回來都成了國家骨干，中國并沒有，而且日本留學生大部分是平民子弟，中國全是滿族子弟。咱們的改革本質就是為了穩固我自己，執行權就必須把握在自己人的手上。日本是因為無可依靠，過去的人不可信不可靠，只得依靠新人。
【記者】：軍隊在晚清政治改革中的角色扮演？
【雪珥】：晚清能夠在十年的新政改革中沒有那么快的崩潰，沒有爆發大規模內戰，就是因為權力放開的時候軍隊還抓在中央手上。西方認為軍隊應該國有，那時國就是皇帝的國嘛。康有為也想組建自己的軍隊，但是政治理念放不開，孫文也是，正因為這些造反者不掌握武裝力量，才讓中國在民國初年沒有大亂。所有軍隊后來都在袁世凱手上，誰也不敢動。軍隊不是黑幫武裝，還是要維持國家主權完整社會安定，不應該為了團體的利益大打出手。
【記者】：在政治全球化的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改革免不了要借助外國的一些力量，請給現在的改革者一些建議吧。
【雪珥】：中國肯定不能孤立;而所有的外力也是有它的目的的，沒有人會學雷鋒，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你不能把它當朋友，只能是可以利用的人，只有利益兩個字。毛澤東說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一個首要問題，從晚清以來，從來沒搞清這個問題。其實沒有朋友也沒有敵人，你非得去找這樣的人，只能會吃虧。我覺得袁世凱李鴻章運用的非常成熟，以夷制夷，這很有用處的。列強有利益，中國也有利益，你必須要權衡。晚清中美洲排華，清朝的軍艦一在墨西哥揚威，人家馬上就軟下來簽約賠款。我們不能把對我們不好的人總說成極少數，那是自己騙自己，我們總說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可是廣大的日本人民也是與中國為敵的，所有人都被蒙蔽，認為自己還有希望。所以，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們不能樂觀，前后左右充滿敵人，但我們可以利用它，敵人不會馬上和你刀兵相見。人民的反日反美，都可以很好的運用啊。執政者不能在溫室里執法，最后把自己給蒙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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