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一文中的兩段話，很值得追求社會進步的當代青年們思考：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才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后笑嘻嘻地拱手變為“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于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斗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后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我在上一篇《淚水捍衛不了真理》中講過：感傷主義的實質，是任由自己的情感脫離了理智的制約。一個情感經常不受理智控制的人，就很容易犯“冷熱病”，一下子消極悲觀，一下子急躁冒進。但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形呢？這是因為，單純的情感缺少對于自身的反思，因此，一旦脫離了理智的控制，它就會對我們的認識和判斷造成干擾。就拿魯迅先生上面指出的那種“空洞的高談”來說吧，如果僅僅從情感上講，當然每個革命者都會希望革命隊伍里的每個戰士一開始的意識就十分正確、分明，希望革命隊伍一開始就是十分純粹、精銳的，但實際情況卻不能如我們所愿：革命陣營里總是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絕大多數革命者總是難免有著程度不同的落后意識。怎么辦呢？如果有一種反思意識，仔細地審視自己的這種情感，就會發現：希望革命隊伍一開始就那么純粹，每個人一開始就那么堅定，這種要求本身就是一種“不正確”、“不分明”、“不純粹”的意識，因為它很可能隱含著一種害怕在革命隊伍里進行必要的思想斗爭，害怕對自己的主觀世界進行艱苦改造的潛意識。這種潛意識“純粹”嗎？“堅定”嗎？很顯然不是的，因為它其實是一種回避困難，貪圖省力的機會主義心理。這種機會主義心理看似“正當”、“徹底”，慷慨激昂，可是，如果我們自己對之不經常加以反思、警惕和克服，那么一旦在現實面前碰了壁，這種心理的發作，就會使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由狂熱冒進而變得消極、悲觀，甚至頹唐、墮落。因此魯迅先生才說：
“我在這里要指出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才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徹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夠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
當然要補充一點，不單是“臨革命時”會有假革命者暴露出來，就是在革命多年的人們中，隨著革命的不斷深化和復雜化，也會發生魯迅先生一開始講的“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的情形的。
正如青年朋友們已經看到，并且還會看到的那樣，不少革命幾十年或者自稱衷心擁護革命幾十年，受了革命教育幾十年的人們，忽然間面孔大變，“淚水”呀、“懺悔”呀、“控訴”呀、不得不說”呀、“吐出狼奶”呀、“顛覆歷史”呀、“不再上當”呀、“告別革命”呀、“反烏托邦”呀、“覺今是而昨非”呀、“回歸常識，重建理性”呀，一股腦兒都端了出來，令人應接不暇之余，也感到很詫異：他們究竟是怎么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青年們所見所聞的對于革命歷史的“顛覆”，對于革命理論的攻擊，當然有很多純粹是謾罵和詛咒，水平至為低劣，毫無“技術含量”可言的，但這些“前革命者”、“前信奉者”、“學者”、“思想精英”往往還不是這樣。他們會以“過來人”、“老前輩”、“專業研究者”的身份，以“曾經最真誠最純潔的革命青年”、“終于幻滅的理想主義者”的口氣，向你娓娓道來，一樁樁，一件件，要事實有事實，要數據有數據，要親身感受有親身感受，以致于可以讓人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革命是多么邪惡，多么可怕，革命者是多么狹隘，多么荒謬，多么瘋狂。說到動情處，他自己也可以“懺悔”一下：當初無知、輕信、偏激、看問題不全面......還有比這更“真誠”、更“精彩”的對革命的控訴嗎？生不逢時，只能“遙想當年”的青年學子們，能不聞之心動嗎？那么，一部分不愿放棄信念的稚拙青年，在這樣言之鑿鑿的“諄諄教誨”之前，感到“很郁悶”、“很受傷”，乃至汪然淚下，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就是歷史的嚴酷性。他們所告訴你的細節，許多很可能是真實的，或者是有一定根據的；他們當初的革命信念和追求，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是真誠的；他們今天的“醒悟”、“懺悔”也是他們思想發展的邏輯的必然結果，更是他們今日心態的真實表白。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他們對革命的“顛覆”、“控訴”是對的？是否意味著你也只能順著他們的思路，走到對革命進行“大清算”的立場上呢？
并非如此，因為正如淚水捍衛不了真理一樣，淚水也推翻不了真理——不管這淚水如何真誠，不管這流淚的人確實遇到過多少挫折，受過多少委屈。其實，撇開那些完全的投機分子不說，這些“退伍”、“落荒”、“頹唐”、“叛變”的人們，往往先前也就是和現在的你一樣的感傷主義者。正如上文說過的，感傷主義者的情感不受理智的控制，這就不能從實踐中獲得適當的認識作為指導，就不能在實踐的考驗中真正增強自己的信心和勇氣，因此，感傷主義引起的“冷熱病”，是不可能永遠“忽冷忽熱”下去的，它的總趨勢是“冷下去”而不是“熱起來”，就像一團被與空氣隔絕開來的火焰一樣，瘋狂地跳動幾下，就暗淡下去，就“冷而不熱”，乃至“心如死灰”了。當然，由于種種機緣，特別是因為革命隊伍內部總還是經常在開展思想教育，這樣的人中有的“落荒”得快些，有的“頹唐”得慢些，有的發作得早些，有的暴露得晚些，但只要根子不改，總的趨勢是一樣的——退伍”、“落荒”、“頹唐”、“叛變”。
那么，感傷主義是怎么來的？這當然和每個人的成長經歷，思想水平有關。但是，從整體上看，這樣的思潮如此泛濫，以致很多以前的革命者，甚至有些是革命隊伍里的優秀分子，最后走到了革命的對立面，主要是因為種種歷史和現實的條件，造成中國無產階級面臨的歷史任務格外艱巨，其艱巨的程度大大超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對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設想，相對于這樣艱巨的歷史任務，中國無產階級成熟的程度還是很不夠的。但是，歷次反帝反封建斗爭失敗的嚴酷現實，又要求中國無產階級不僅為了本階級的解放，也為了民族的獨立和發展，而負起領導革命的重任。中國無產階級勇敢地承擔了這個任務，并在實踐中創造了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領導農民戰爭奪取政權這一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斗爭形式。這一幕長達28年的歷史活劇，既體現了中國無產階級高度的英雄氣概和革命首創精神，也不可避免地把無比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和思想意識帶到了革命陣營甚至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在革命戰爭中，正如 魯迅 先生說的，“個人主義者”和“集團主義者”所發射的子彈，是一樣能夠致敵于死命的；而戰爭的勝利，也很容易讓人感覺自己已經經受住了最嚴峻的考驗：我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會對革命事業不忠誠嗎？我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會是一個感傷主義者嗎？雖然毛澤東同志指出，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來的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但這時很多人對“偉大、艱苦”的理解，恐怕還只是停留在我們國家一窮二白，物質條件差，還得過一段艱苦樸素的生活這點上，對艱巨復雜的路線和思想斗爭是準備不足的。因此，一旦面臨這樣的斗爭，尤其是面臨某些過火行為，某些失誤，某些個人的委屈的時候，有的人就會感到難以理解，產生煩躁的情緒；此外，在革命陣營內部，和平年代的黨內關系總是比戰爭年代要復雜得多，因此有些錯誤的責任究竟該誰來負，或者主要由誰來負，一時也看不分明，這就很容易讓有些受到處理的人產生一種自己當了“替罪羊”的自憐自艾的感傷情緒，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就想把一切責任一推六二五，推得越遠越好，甚至由個人的困惑而走向懷疑革命本身，以致同情起一切被共產黨打擊過的人來。就這樣，他們由量變到質變，終于“幡然悔悟”，發生了階級立場的變化。應該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工業不發達，無產階級不成熟，狹隘的小農意識對整個社會都有強烈影響的國家里，相當一部分革命者無法把握勝利后的復雜局勢，最后發生這樣的蛻變，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但是我們完全不應該悲觀。其實，這樣的人落荒了，蛻變了，攻擊革命，攻擊馬克思主義，不愿在無產階級行列里呆下去了，這從另一方面看起來，正好說明他們感到中國無產階級的隊伍更加成熟了，容不下他們了，要把他們淘汰出去了。要知道，這樣的思想蛻變分子，不同于那些直接的投敵賣國或是貪污腐化分子，他們如果不自己跳出來，這樣“真誠”地“懺悔”、“控訴”，這樣投入地表演，這樣竭盡全力地賣弄，我們是很難主動把他們識別出來的。現在他們要出去，那就讓他們求仁得仁，出去好了，只是我們必須再一次正告這些“曾經的理想主義者”先生們：雖然你們不要那個理想了，但那個理想還存在，因為真理既不是你們的口水，也不是你們的淚水所能掀翻的。
我們要問這些先生們：革命錯了，不要革命了，那該怎么辦？退回到革命以前去？把蔣介石請回來，把慈禧太后請回來，把帝國主義請回來？當然，你們可能會覺得這樣露骨的答案，太駭人聽聞了，實在不好說出口。那我們就問得婉轉一點兒：在當代中國要真正推動任何社會進步，最主要究竟是靠誰呢？靠老天爺？靠資本家？靠幾位懂“人文風水學”的博士？還是靠最廣大的工農群眾呢？如果要靠工農群眾的話，那么他們要不要一種表達他們利益的理論？要不要一面可以把他們團結起來奮斗的旗幟呢？你們什么時候又能夠提供一種這樣的理論，拿出這樣的一面的旗幟呢？當然，這是你們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而事實上也不需要你們做，因為這種理論和旗幟已經歷史地形成了：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這種理論的中國化——毛澤東思想。
其實，毛澤東同志何嘗不知道革命也會有失誤，有挫折，革命也會暴露出包括他在內的革命者本身的弱點和局限，但他認為——套用一個你們愛說的句式——“革命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靠深化革命來解決。”中國人民積六十年的經驗，并不是如你們所說的迷信某個領袖完美無缺，不犯錯誤，而是衷心認同他們與這位領袖一起探索出來的社會主義的基本道路。而這位領袖本人呢？他可不像你們，而是毫無感傷主義情緒，對自己今后被“打得粉碎”毫不在意，這和魯迅反對那種空談完美而實際上原地不動的做法，以及他那種“由他們怨恨去，我一個也不寬恕”的徹底革命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因為他們都明白，革命者就必須欣然接受歷史的考驗和淘洗，而階級的成長，理論的完善都必須在實踐中動態地完成。
先生們，有一點你們不用擔心：毫無疑問，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革命，總有被“告別”的時候；毫無疑問，任何偉大的領袖和他的思想，也都會有在歷史中被超越、被揚棄的一天。對于自己的身后事，毛澤東同志經常詼諧地說：“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少了誰，地球都照樣轉。”又曾經很鄭重地說：“那不要緊，只要有人民在。”他說，自己是“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又說自己是當了鐘馗，被人借用來打鬼。他知道自己被人當作偶像，菩薩，是中國歷史的某些階段性特點決定的，而菩薩的下場是什么呢？他早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寫得很清楚：“菩薩是農民自己樹立起來的，到了一定的時候，農民自己會把它打掉。”是的，他知道自己是被人民擁戴起來的，他也知道，人民也總有一天會超越他，揚棄他；總有一天，人民會不再需要任何偶像也能自信地前行。但是，先生們，問題在于：你們這樣的落荒者、蛻變者，你們這樣無法找到任何方向，或者不敢公開說出自己的方向，只是攔在路上指指戳戳的人，有沒有起碼的資格來揚棄他？希望你們不要再用淚水來搪塞，給出一個坦率的回答。否則，你們既不是我們的朋友，也配不上當我們的敵人，而只是如 魯迅 先生說的“一言以蔽之，曰不是東西而已”——“不是東西”之流固然也讓有的青年產生煩躁、乃至“感傷”的情緒，但最后呢，他們也只好搖搖頭，跳過你們，直視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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