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發改委官員稱收入分配改革年內難有突破》一文道：“本報從國家發改委官員處獲悉，今年收入分配改革很難有大的突破＼人保部和國資委也分別在做關于事業單位工資改革和壟斷企業工資改革的方案。2008年，人保部曾經拿出過一份關于事業單位工資改革的方案，但最終由于遭到多方反對，未能實施。而國資委雖然在國企領導收入方面已經開始著手規范，但是對如何限制行業高收入依然沒有辦法。＼就目前來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然不會很快出臺，外界不可期望過高。”（2010年03月27日解放網-《解放日報》）
可問題是不是，連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都沒有見到，又哪里來的什么期望值呢？
說到期望值，就不能脫離廣大的普通人現實的落到自家口袋里的薪酬問題，工資“被增長”是不是已很好的說明了呢？何況，工資條上的工資是否能拿全額還真就兩說著。據報道，今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提交的一份提案稱：“我國勞動者報酬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這直接導致收入最高的10%群體與收入最低的10%的群體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了2007年的23倍。進而導致國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不斷下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而題為《發改委官員稱收入分配改革年內難有突破》報道中的“廣東宣布5月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后最高一類1030元，全省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高21%。山西省宣布4月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增幅12%～18%；調整后，山西高一檔最低工資標準850元。江蘇省此次調整的具體標準為，一類地區從850元上調到960元，二類地區從700元上調到790元，三類地區從590元上調到67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一類地區從7.2元調整到7.8元，二類地區從5.9元調整到6.4元，三類地區從5.0元調整到5.4元。”數據，是不是又在佐證著工資“被增長”和九三學社的數據呢？可換個角度說，我們諸多普通人的薪酬是不是還不如聯合國救助難民的生活標準呢？或是國際最低貧困救助標準呢？
而不論是題為《管理者工資榜 中國內地亞洲第七》一文的“中國香港管理人員薪資排名亞洲第一，中國內地第七”，還是題為《“嫁碗族”為嫁公務員不惜變“剩女”》一文中的“‘考不上公務員就嫁個公務員吧’！最近，國內一婚介網在網上發布‘最有異性緣的男性職業排行榜’，結果公務員高居榜首。”，再到題為《深圳執法公務員起薪7000 網友感嘆待遇實在夠牛》的報道，他們的期望值是不是亦然實現了呢？
題為《代孕交易是一種剝削》的評論道：“代孕產業繁榮的基礎，并不是代孕需求的龐大，而是中國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平等，這種根源是它最讓人悲哀之處。”題為《每平方米均價過2萬 長春墓地價是房價5倍》、《蘭州墓地起價5000元/㎡ 老百姓驚呼“死不起”》、《深圳公益墓園眾多墓地空置 疑違規“預留”》等報道，使得曾經的“活著當房奴死了做墓奴是否我們的宿命”在延續著... ...面對著如此之現實，我們又能有怎樣的期望值呢？
題為《中國員工跳槽漲薪幅度全球最高 漲幅88%跳不跳?》的報道在“紛紛抱怨中國職場人的‘忠誠度’偏低”之時，可否問過自己：中國員工的薪酬在全球排名第幾？又是你所在國員工薪酬的幾分之幾呢？自己對員工又有幾分“忠誠度”呢？反過來說，“跳槽”何嘗不是一種“被逼”的期望呢。
題為《蝸居新主張 集裝箱旅館月賺數萬》的報道說：“不僅在深圳有住人集裝箱，在全國很多城市均有類似的情況。《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多方了解，在寧波、廈門、重慶、溫州等多個城市，集裝箱住宅一度十分火熱。”這或許是由日本的“集裝箱式”旅館得到的靈感吧。可居住在這里的人們又能有多高的期望值呢？
題為《人民時評：關注鄭民生驟變為殺人惡魔背后的原因》的評論道：“盡管鄭民生殺人是極端的個案，但希望各級政府、社會各界，不要只把它看成一個簡單的個案，只從加強校園安保方面想對策，而是痛定思痛，細察一個普通失意者驟變為殺人惡魔的背后原因，從‘不特別’中看出特別的意義，充分認識潛在的社會危機和銳意推進改革的緊迫性，多管齊下，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更加切實關注弱勢群體，疏導民怨、消解戾氣，為社會減壓。唯此，才能有效阻斷更多‘并不特別’的鄭民生走向‘突變’的路徑。”
遺憾的是，我們似乎并沒有意愿從本源上去尋找、解決“突變”的路徑，首先做的又是在建議派駐警察，甚至還在不斷的制造“突變”的炸藥因子。日前發生在昆明市五華區城管部門在執法中與違法占道經營者發生糾紛，引發群眾圍觀并發生沖突，導致10多人受傷，多輛汽車損壞和《新京報》報道的“26日下午4時許，昌平區回龍觀龍華園小區門口，一名賣書攤販被城管隊員圍打，遭上百人指責。昨晚，20多名目擊者自發前往派出所探望商販，并錄口供配合調查。”是不是很好的佐證呢？
曾幾何時，“不要找市長，要找市場”這句口號，喊得是多么理直氣壯并流行在大江南北中。可當眾多的下崗失業職工們進入市場自食其力后，市場又在諸如創建什么“一條街”、或什么“一流中心”、“特色商城”、“騰籠換鳥”之類的名義中拆除重建了，進而沒錢就別想進來了。也就是說，眾多地方曾經由小商小販＼下崗職工們創造出的特色商業品牌＼商業一條街等諸多類型的商品交易市場，幾乎都被各路大資本坐享其成了。看看我們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是不是如此的呢？在此，由他們創造的品牌財富是不是被掠奪了呢？而逐年高漲的租金，又使得多少人望而卻步，進而只有我在馬路邊擺個為了生存的小貨攤了；而假冒偽劣、“山寨”商品之所以能經久不衰，除了錢緊外，與高昂的租金也是有著很大關系的，這也包括在短時間內迅猛崛起的網店。所以，對于小商小販們來說，財富二次分配的最大期望或就是“馬路邊”吧？或是不是城市的“臉”不要逼人為盜呢？
耐人尋味的是，某些主流精英、名流賢達再次將我國貧富差距、收入不均、貧富分化等諸多問題的矛頭指向了國企，似乎他們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元兇，并集各種大惡于一身。因此要“分”央企＼地方國營企業以利、以安天下。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問題是不是到簡單的很了呢？現實恐怕并非如此。看看“包身工”、“黑磚窯”、“黑煤窯”等的再現和職業病所呈現出的高發趨勢，看看先富者和地區又帶了幾個后富，再看看一擲千金豪賭者和其企業廣大職工的薪酬，或還應該看看各類礦老板們與其職工又有著怎樣的天壤之別，或還更應當回頭看看減員都增了誰的效，答案是不是就有了呢？或許我們亦然忘記了華北油田下崗、買斷的職工為上崗而突擊離婚的報道了。
有意思的是，諸多張口閉口市場自由化，薪酬向管理層傾斜論者，或ＭＢＯ萬能論者，如今也在哪里言詞鑿鑿的，義正詞嚴的要求國企向全國人民分紅了。可問題是，已成為了上市公司的國營企業還屬于全國人民嗎？顯然他們已屬于Ａ股、Ｈ股股東，或也可以說屬于其股票的持有者。退一步說，當私營、民營、外資資本進入到石油、電力等屬于“全民所有”的領域后，其是不是也應該向全國人民分紅呢？難道不是嗎？或許，水務、供暖、風景名勝等公共領域的改革已給出了我們答案了吧。而如果沒有記錯的話，今年兩會期間，河南省一位已向居民讓利的私企地產老板向地產界人士發出了讓利于民的呼吁，結果是“哥成為了傳說”。
或許，諸多的現實問題和矛盾又回到了諸如下崗＼買斷失業職工這個繞不過去的原點上來，同樣繞不過去的還有私企＼民企、外企等企業如何讓本企業普通職工分享財富“蛋糕”的問題，只有國家而沒有企業參與的財富二次分配的改革必將是坡腳的，或還不會取得實質性的成效。無論是日本的國民增收倍增計劃，還是歐美各國，或是我國香港、臺灣、澳門地區，以及印度、巴西等國家的國民增收，無一不是如此。我們不妨看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現實，是不是這樣的呢？而現代企業制度（包括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職工的薪酬與企業利潤、權益等是共增長，共分享的。新近發生的題為《用工荒背后的博弈：85后農民工拒絕4000元月薪》、《豐田汽車支付2.78億美元遣散費和封口費》等報道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吧。
而不論是國企今天的風光，還是民企＼私企賺的是盆滿缽溢，原國營、集體和街道企業職工（特別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職工）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承擔了改革的絕大部分成本，他們的期望是不是理應得到重視呢？
題為《全球百萬富翁人數縮水 中國34.3萬人達標列第4》一文道：“花旗私人銀行日前公布的《2010財富報告》指出，2009年全球百萬富翁人數普遍減少，中國也不例外，富翁人數較2008年下降一成多。報告將擁有100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人士稱為高凈資產人士，結果顯示，盡管人數縮水了近兩成，美國的百萬富翁人數仍然領先全球，日本、英國緊跟其后，中國則有34.3萬名百萬富翁，力壓德國名列第四。”（2010年3月31日《中國經濟網》）面對這樣的一個現實，是不是也就難怪眾多國家的人們發出了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質疑呢？可題為《北京最低工資擬7月上調 以800元為基礎調約10%》的報道是不是又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呢？
題為《09中國人幸福指數調查報告：公務員幸福感排第一》一文道：“在‘職業與行業’的分類幸福感調查這一項，公務員的幸福感排名第一，調查數據顯示，公務員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體驗尤其顯著。”（2010年4月1日《新京報》）幸福與健康是密切相關的，這可是多少金錢也買不到的財富吧？由此來看題為《彭長健之妻今日受審 六年出境40余次如逛街》的報道我們又將做何感想呢？再對照著題為《調查顯示官員普遍存怨氣 晉升無望者表現最明顯》的報道來看，是不是又顯得有些矯情呢？
當題為《研究稱中國社保繳費率居全球第1 是北歐國家3倍》的報道遭遇到題為《中國多個經濟大省富可敵國 廣東家底已超沙特》、《廣州評出10座五星級公廁 要求全年室溫26℃》的報道，題為《野蠻拆遷走上謀財害命的極端》這類的評論，再到換一盞路燈都要耗資4萬元人民幣，以及如題為《合肥公職人員違規占房 個別人有數十套房》、《人民大學設碩士研修班 面向企業家夫人及女兒等》和“一元就餐制”這樣的通吃，我們又敢有怎樣的期望值呢？
而財富也不僅僅只是薪酬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經濟與政治是密不可分的。這何嘗不是“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內涵呢？不是嗎？眾多企業招聘、解雇職工如割草一般的簡單和隨意，類似于題為《江蘇某工廠下班女工解褲腰帶安檢 不堪侮辱辭職》、《大學生臥底打工迪士尼代工廠 曝其勞工工傷頻發》這樣的報道似也層出不窮，某些行業協會、什么精英、賢達動輒就大肆的抗議《勞動合同法》，企業職工罷工來表達訴求怎么就成為了不和諧因素和“群體事件”了呢？一國的總理都出面討薪了，不以跳樓這樣的極端方式討薪似乎就別無他法，對于財富二次分配又能有怎樣的期待呢？
我國已經成為了世界前三的經濟體了，富豪人數也位列全球第四了，管理層、精英賢達們也可以與世界經濟最發達國家的高收入者比肩了，“國考”也如潮涌、幸福感排名第一，“官二代”似也如雨后春筍了，可我國廣大的企業普通職工的收入和地位又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呢？有報道說：“中國工人平均工資是美國工人的4%，跟1975年的韓國類似。目前，即使墨西哥生產工人的工資也是中國工人工資的3倍。”或許，把沒有花到正地方的錢花到正地方去，很多現實問題和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吧。這個期望值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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