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官僚階級的特供奢侈品！

特供奢侈品　　

2010-04-19 14:44:18　來源: 瞭望東方周刊 　　

華東師范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說，貪腐官員不僅是普通奢侈品的終端消費者，而且是拉動奢侈品創新的一個原動力。諸如虎骨酒、天價煙和文物等，幾乎是為權力“量身定做”，可稱為“特供奢侈品”。　　

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諸如虎骨酒、天價煙和文物，幾乎是為權力“量身定做”，可稱為“特供奢侈品”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顧佳 | 上海報道　　

4月14日，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強奸罪一案，在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被判處死刑。　　

此前，文強收受贓物曾公開展示，堆成小山的鈔票之外，還有數以百計的名煙名酒、36件現代工藝品、9件文物、69幅字畫，曾被人稱為“超級震撼”。　　

2009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34504起，結案132808起，給予政紀處分37581人，其中省部級干部和中管企業主要領導10人，廳局級干部220人，刷新改革開放以來反腐年度紀錄。　　

解讀高官落馬原委，大都是文強式“朝中有人做官，市場有人經商”的故事。除了赤裸裸收受現金，還有相當部分賄賂是通過一些特殊禮物的饋贈實現。　　

北京一家媒體曾隨機抽取該市法院2005~2007年間審理的100件受賄案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官員過年時收受的禮單中，轎車與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賄物”品種三變　　

改革開放以來，貪官接受的“賄物”歷經三變。　　

紀檢人員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貪官家稱金銀、數鈔票，要當會計師；世紀之交，去查貪官家外有幾個家，辦案需要“狗仔隊”精神；收藏熱和文物市場量價齊升之后，去貪官家搜古董字畫，得成為文物鑒定專家。　　

字畫195件，包括齊白石、張大千、潘天壽、吳昌碩、任伯年、謝稚柳、弘一、李可染等眾多書畫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霽紅小杯、青花纏枝蓮小罐、青花靈芝紋瓜麥小罐、清粉彩花卉過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寶紋香壺等；西方藝術品4件，雞血石5塊，郵票3本，銀圓457枚，金幣38枚；其他各種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貴重首飾48件，名酒261瓶⋯⋯　　

這是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原公安局長王天義落馬時的查抄物品，華麗陣容媲美博物館的館藏目錄。　　

王天義于2002年被判處死刑，而類似禮單在諸多反貪案卷中一再重現。字畫古玩對應著某些干部“知識化”的需要，領時尚潮流的國際頂級奢侈品則對應著“年輕化”的需要。登喜路中國區總裁瑟里加爾說：“登喜路一直是廣受中國商人和政府官員喜愛的品牌。”　　

2004年德國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鏡帶到北京王府井投石問路。斯蒂芬說，在LOTOS最大的市場日本，很多政府官員是這些每副10萬~50萬歐元的眼鏡的主顧。他堅持認為，在中國，“這（政府官員）將是一塊潛在市場”。　　

送禮手法“創新”　　

為了給“不太方便”在奢侈品店自由購物的官員提供方便，以奢侈品送禮行賄的手法也在“務實創新”。　　

奢侈品店的一個潛規則是，商人在店里開一個私人賬戶，這個賬戶代碼在同品牌所有門店通用，如有“關系官員”購物，只要說出代碼，就可將賬單記在商人名下。　　

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錢流程。“關系官員”把收到的古玩字畫（不論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賣行代售，送禮者再以真品價格買下。古玩真假難辨，市場價格彈性極大；新藝術品的價值判斷主觀性極強。正是基于此，古玩藝術品以其容易變現又相對隱蔽的特點，成為高端賄賂的“新寵”。　　

煙雜店里寄售名煙名酒則是“小打小鬧”。中國民用航空江蘇管理局原局長崔學宏曾說：“我有個春節情結，過年除了收紅包，還收名煙名酒⋯⋯拿到民航餐廳賣，一個春節就能收入10萬元。”　　

古玩店、拍賣行是高層次貪官的變現銀行，煙雜店是低層次貪官的ATM機，各有各的生財之道。　　

還有旁門左道：北京城鄉建設集團原總經理聶玉河收到藏在魚肚里的10萬元；中國農業銀行總行培訓部原副總經理魏湘濱則在“好貓”煙里發現同額禮金；給國家體育彩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張偉華的月餅盒里裝的是1萬美元；一名官員將禮品干貨籃擺在陽臺長達一年，待紀檢人員登門，他才發現籃子里是百萬現金。　　

據反腐部門統計，節日、婚喪嫁娶、生日、搬家、生病，是給官員送禮的最常用借口，其中春節、中秋的節禮尤為“豐厚”。披上人情外衣后，那些有貪心的官員就往往在收受禮物的性質是否是受賄上分辯不清，而貪官則“抗辯”不已。　　

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說：“都是禮尚往來，怎么是受賄？”沈陽市原市長慕綏新在“懺悔書”中寫：“有180余人⋯⋯每逢年節給我送錢送物，不好意思拒絕。”　　

遭遇“抗辯”最厲害的是“雅賄”，一句“我以為是不值錢的贗品”，貪官們據此瞞天過海。　　

貪腐官員拉動奢侈品“創新”　　

“雅賄”古已有之。　　

明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載，奸臣嚴嵩的受賄物品有“碧玉白玉圍棋數百副，金銀象棋亦數百副⋯⋯然收藏書法名畫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圖》起大獄而終不得。”　　

研究晚清官場會發現，晚清京官普遍受賄，并認為取諸地方和下級官員是理所當然。節慶送禮是主要形式之一，寒暑變遷有冰敬、炭敬，平日有別敬，婚喪喜慶有賀禮。　　

比如，盛宣懷想升為尚書，其心腹報告，攝政王載灃號稱“極廉潔”，但其妻“八姑則專愛鉆戒，兩弟則既愛財，又愛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進京運動，一拍即合⋯⋯”　　

官本位思想主導，升遷的決定權掌握在長官手里，下級不得不巴結上級，這就造成了官場送禮的習氣；而商人經營若得不到官府支持會遇到許多麻煩，商人賄賂官員，官員從中謀利，于是官商勾結。　　

華東師范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說，貪腐官員不僅是普通奢侈品的終端消費者，而且是拉動奢侈品創新的一個原動力。諸如虎骨酒、天價煙和文物等，幾乎是為權力“量身定做”，可稱為“特供奢侈品”。　　

財產申報能否成為突破口　　

特供官員的奢侈品經過環環周轉、層層過濾而變現，這個過程已經在一次次實踐中衍生出了日漸完整的“產業鏈”。　　

為“雅賄”變現服務甚至是一些古玩藝術品店的主營業務，類似的還有“專營蟲草、燕窩、虎骨酒回收代售”的保健品店。而一些煙雜店門口樹一塊不起眼的硬紙牌：回收名煙名酒，也成了社會默認了的“行規”。這些半地下業務也會常因某些特定事件受到有關部門打擊，但總體看，生命力仍然旺盛。　　

要消滅賄物“創新”及變現的產業鏈，必先杜絕官員收大禮。而怎樣杜絕官員收禮？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等學者認為，官員財產申報是“終極反腐”措施，是一種制度化反腐的要求。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官員財產申報立法是熱門話題之一。早在1994年，全國人大已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立法項目，然而至今尚未正式立法。　　

原因在哪里？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紀檢監察學會副會長任建明認為，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還有許多問題未解決，如向有關機構報告、向公眾公開和具體問責辦法等，因此，在地方遇阻屬意料之中。四川西昌學院法學教授王明雯認為，在中國建立完善的財稅制度是實行官員財產申報的前提，否則無法實現有效監督。　　

任建明等把推行官員財產申報稱為一場“革命”，“革命”已在一些地方進入進行時。　　

2009年5月，新疆阿勒泰地區紀委出臺《縣（處）級領導干部財產申報的規定（試行）》，隨后規定范圍內官員的財產申報在網上進行了公示。下半年，上海浦東新區出臺試點縣處級官員財產公示的意見征求稿。12月，重慶市在司法領域試點干部財產申報。　　

有人提出，公示家庭財產可從新被列為后備干部的官員、新被提拔的官員起步，這樣可減少阻力，推動變革。　　

“雙新”，或是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的突破口、消滅“特供奢侈品”灰色產業鏈的第一步。■　　

“怪胎”天價煙　　

煙雜店老板曾經從一盒黃金葉“茗仕之風”中掘出兩枚鉆戒，還有一條卷著百元大鈔的“軟中華”。他將這個過程稱為“淘寶”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耿 | 上海報道　　

一家不起眼的煙雜店。　　

“有3字頭軟中華嗎？”　　

店主林老板（化名）覺得這個問題很可笑，“早賣光啦，明天趕早！”　　

這家店位于上海市普陀區。每天下午3點一過，柜臺里就插滿了“已售完”的小紙牌，能買到的只有“金上海”、“紅雙喜”等平民煙。　　

在幾乎普遍“生產過剩”的經濟環境中，這里是少有的“賣方市場”保留地。買的貨越高檔，越得求著老板。　　

有人進門，遞上一條“黃鶴樓1916”，說聲“先賣著”。林老板老到地瞄了一眼，點頭收下。　　

誰能拿到貨誰就牛　　

“天價煙”的叫法，因南京市江寧區原房產局局長周久耕而深入人心。　　

2008年12月，周久耕開會時的照片被上傳至貓撲等網絡論壇，網友考證他左手邊放著的一盒香煙，是南京卷煙廠生產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每條售價1500元至1800元。　　

周久耕倒了，天價煙火了。煙草業似乎成功地“借腐促銷”。　　

這件戲劇性的貪腐案之后，中國煙草界發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杭州等地針對天價煙推出限價令，干部們開始時興抽剝了外殼的“裸體煙”；二是煙草業最大頭的消費稅稅率上調，高檔煙的上調幅度更大；三是公共場所控煙條例陸續在各地實施，公務會議場合是監控重點。　　

在每件大事中都處于首當其沖地位的天價煙卻紋絲不動。　　

這個大背景下，林老板的生意更好了。“煙店老板，比的不是銷路，而是進貨渠道，誰能拿到貨誰就牛。”　　

據他介紹，煙店存的高檔貨一般分為兩塊：一塊是有進煙記錄的，供備查；一塊是從其他渠道上貨的。　　

第一條渠道就是要打點好與煙草專賣局的關系，而專賣局也常將銷售天價煙的機會作為獎勵獎給先進單位；有時還搞搭售，拿一條當地天價煙，搭一二十條外省煙。　　

第二條渠道又分成兩條支流：　　

一是從“兄弟店”調貨，或從外省市串貨，“煙的口味地域性較強，一些在外省賣得不好的牌子會被散貨到這里，一般加價一成再加一點運費，我們就能拿到本地來賣。”　　

二是賣“循環煙”。林老板的紀錄是將同一條煙賣了三次，送禮人送掉之后，又被收禮人的太太拿來套現。　　

林老板做熟人的禮品煙回收生意，回收價一般是在批發價基礎上打8折。一些不厚道的回收商玩貓膩，將貨主的真煙換成假煙再拒收。林老板不玩這一套，“信譽好，生意也好，購銷兩旺”。　　

不得不提，這第二條渠道是違法的，國家煙草專賣法規對此有明文規定。“罰沒貨品是最輕的。”林老板自己也知道。　　

送禮的與收禮的　　

“收禮的人賺了大頭，我只是跟著喝點湯。”林老板說，他這錢賺得提心吊膽，但又心安理得。　　

“肉食者”無疑是天價煙的消費者。“煙天生是禮品，可自抽，可變現，拿我這兒隨時都能換成硬通貨，雖然打點折扣，比收現金可安全多了。”　　

有時候撿漏還能撿著“肉”。林老板練就了一手絕活---掂煙盒。“重量異常意味著有情況。”他說，他曾經從一盒黃金葉“茗仕之風”中掘出兩枚鉆戒，還有一條卷著百元大鈔的“軟中華”。他將這個過程稱為“淘寶”。　　

行話說：“買的人不抽，抽的人不買。”林老板還練就了一“眼”絕活，“自己抽的還是買來送禮，一眼就能看出來。”　　

他將買煙者的消費分為“預留行為”和“隨機行為”。“買來自己抽的，一般只抽一個牌子，物美價廉；上來就讓推薦天價煙，并詢問品牌知名度的，大都不為自己抽。”　　

發票問題則引向了天價煙的另一大消費群體。“做這行的，開不出發票就別想做。開發票比問價格重要，因為用公款消費的人是不問價錢的。他們基本都要求開成‘接待費’、‘會務費’、‘培訓費’等等。”　　

根據中國卷煙銷售公司與國家統計局聯合制作的《中國高檔煙市場調查報告》，私營單位、國企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是高檔煙消費的三股大軍，約占全部高檔煙消費者的2/3，且12.79%的人是通過收禮獲得高檔煙。　　

另據浙江省疾控中心2008年的統計，公務員的吸煙率高達33.12%，為吸煙人群中最高。　　

財政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早在1993年就有明確規定：“會議期間⋯⋯不得招待煙、酒、糖果等，不得宴請與會人員和發放任何物品、紀念品。”2006年又曾重申類似規定。　　

周久耕事件后，南京江寧區房產局副局長王偉軍解釋，“九五至尊”香煙是單位用來招待客人的；江蘇常州鄭陸鎮鎮政府招待用煙一個月用去了中華煙2789包，隨后也被曝光；而在周久耕之前，山西省忻州市河曲縣政協開會，政協主席王滿倉動用會議款67500元買了150條中華煙，也被處理。　　

香煙有了行政級別的參照系　　

禮品消費群和公務消費群是高檔煙消費的兩大人群。無論是只在乎越貴越好的送禮人，還是不在乎貴不貴的公務消費者，都為天價煙的生長提供了土壤。　　

從終端消費者倒推，略可還原天價煙的通“天”梯是怎樣一步步壘成的。　　

林老板說，一條1500元左右的天價煙，進貨價在800元左右。　　

再由這樣的零售戶往上游推，據上海煙草（集團）公司的業內人士估算，扣除沿途正常繳稅，理論上這條煙在煙廠的“裸價”約400元。　　

推導如下：假設這條煙包括原料和人工在內的成本價為400元，調撥到煙草公司前，先得加上消費稅（56%），即224元。另外，煙廠還要繳納增值稅（17%）、流轉稅（城建稅7%和教育費附加3%），后兩種稅不包含在這條煙價格內。　　

煙草公司以624元拿到這條煙，加上15%的合理利潤，價格就達到了717.6元。煙草公司要納的稅除增值稅和流轉稅外，還有5%的消費稅。　　

再之后是各級商業公司的層層加碼，零售戶以800元左右拿到煙，這很可能是全國統一批發價。　　

問題在于，400元的成本是由800元倒推出來的，只扣除了有法可依的稅、利潤，還有一些計劃外的成本也應加在里面，比如，煙廠還要“孝敬”給煙草公司促銷費、打假費、補點費等，這些在實踐中都要被算在成本之內。　　

所以，這條天價煙的成本肯定不足400元。　　

據業內人士透露，高檔煙所用的煙葉跟普通煙無太大的品質差別，產生“質變”的是所加的香料不同。當然，很講究的也有，比如，從200公斤煙葉中篩選出1公斤，制絲、加香、加料等程序均以手工完成等等。　　

但這也不足以支撐起天價。山東省諸城市的一名煙農感嘆，一包卷煙只需2錢煙絲，但他賣給煙草公司1公斤煙葉，還換不回一盒香煙。他指的還只是十幾元的平民煙，換天價煙，可能還換不回一根。　　

綜合多位業內人士觀點，可以得出一個相對一致的看法：天價煙主要是靠限量來保價，這在業內被稱為“饑餓營銷”。據說武漢卷煙廠的“黃鶴樓1916”全國年產量約2000箱，內蒙古昆明卷煙有限公司生產的“冬蟲夏草”，年產量只有500箱。　　

“為什么貴？因為需要貴。”一位天價煙消費者說，“只有天價才能將普通消費者擋在門外，身份感才油然而生。”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做過一項調查，調查表明：超高檔煙消費人群的消費動機是通過消費檔次的高低來體現身份、地位的特殊性。　　

云南煙草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程永照的調查也顯示，超高檔煙消費人群主要以高收入人群、國家處級以上干部為主。可見，“至尊南京”的廣告詞---廳局級的享受---定位頗準，香煙有了行政級別的參照系。　　

“超煙”生產欲　　

如程永照的定義---超高檔煙，才是“天價煙”的學名。　　

煙草業主管部門按照調撥價的高低將卷煙分成五類，一類煙的檔次最高，不含稅調撥價每條500元以上的歸入此類。零售價格在每條200元以上的卷煙產品被認為是高檔煙。　　

但程永照認為，200元的區分線已太低。他將每條200~400元的劃為“低端高檔煙”，“芙蓉王”、“玉溪”等為代表；每條400~700元的為“中端高檔煙”，如“中華”、“蘇煙”等；每條800元以上的是“超高檔煙”，即俗稱的“天價煙”。　　

程永照說，“超煙”的源頭可追溯到1956年上海煙草集團生產的“熊貓”特供煙，但大規模的市場啟動是在2004年完成的。這年4月，“熊貓”上市面向大眾，隨后，常德卷煙廠的“鉆石芙蓉王”、武煙集團的“黃鶴樓1916”、長沙卷煙廠的“特制珍品白沙”等牌號卷煙也相繼亮相。　　

這年，復旦大學副教授陶明的博士論文已經收尾，他研究的課題是“專賣體制下的中國煙草業”。炙手可熱的“超煙”部分在論文中缺失是個遺憾，但他后來想明白了，“天價煙并非是應市場規律而生的商品，更像是特殊國情下的怪胎。”　　

“這背離了煙草專賣的基本特征，卷煙的生產應以滿足基本消費為主，”陶明告訴本刊記者，“煙廠在利益驅動下，有旺盛的天價煙生產欲。”　　

紅云紅河集團總裁的一句話反映了生產者的這種欲望，他說：“一支高檔煙的價錢等于一碗過橋米線，貴是貴了點，但卻有很大的市場空間。”　　

然而，“國家不可能下達天價煙的生產計劃，所謂天價煙很可能是占用了高檔煙甚至是中低檔煙的配額。”陶明分析說，“煙市如同樓市，中央在拼命地調控，地方仍然捂著利益不放。低檔煙利潤低，煙廠往往是為了完成任務才生產低檔煙，國家有時不得不貼錢鼓勵煙廠生產低檔煙來滿足最大煙民群體的需要。”　　

“棄低就高”的產銷策略放棄了低端煙民市場，與此同時，處于產業鏈最底端的煙農卻沒能從越來越高的煙價中分得更多的羹。　　

“一些農民抱怨他們寧愿將煙草倒進河里也不愿被迫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出售，更糟糕的是，即使他們知道鄰縣或鄰鎮的收購站能提供好價錢，也不能賣出去。”陶明在走訪中發現，“縣政府在煙草收入方面競爭激烈，收獲季節，縣政府在高速公路上設置路障，甚至在鄉間小路上都設有崗哨盤查點，一旦發現農民有外賣傾向，貨物全部沒收。　　

炫耀性浪費　　

有價格，無品牌，是中國天價煙的尷尬。已被捧成奢侈品的天價煙，在國際市場上并無知名度。　　

“現有的中國卷煙品牌中還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國際知名品牌，‘中南海’是唯一走出國門的混合型品牌。”北京卷煙廠的喬學文說，“中南海”的品牌策略并不走高價路線，而是大力塑造“科技創新生活”的形象。　　

陶明的觀點是：采用高價定位對品牌建設沒有任何幫助。　　

實際上，中國煙草業形象在國際上得了負分。　　

2008年，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將“煙灰缸獎”頒給中國，頒獎詞為“寧要漂亮的煙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這部公約已生效4年，2011年，締約方應實現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全面禁煙，而天價煙的消費主要是在公務活動場所。就受此公約的約束而言，天價煙首當其沖。　　

民意對天價煙的不滿是與痛恨腐敗聯系在一起的。　　

華東師范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說：“天價煙似乎是為權力量身定做的。這種小打小鬧的腐敗往往被忽視、被容忍，應將嚴禁公款買煙從制度上升到法律層面。”　　

他說，現在一些官員奉行消費主義，天價煙既是一種炫耀性消費，更是一種炫耀性浪費。　　

“掐滅公煙和天價煙，既能對國內的老百姓有個交代，也能對國際社會有個交代。”戴克霆說。■ 　　

“雅賄”的邏輯　　

古玩送禮，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當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米艾尼 | 北京報道　　

文強收到的那幅張大千青綠山水畫，曾被鑒定價值高達364萬余元。4月14日上午，庭審質證時，法庭最終采信了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關于此圖為一般仿品的鑒定結論。　　

古玩、名人字畫、高檔藝術品，甚至是國寶，被當作上貢的禮品，是時下非常流行的送禮方式。　　

暢銷官場小說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著重描繪了這一類“雅賄”怎樣在官場和商界間起到“溝通潤滑”的作用。　　

曾在藝術品拍賣行業摸爬滾打了多年的浮石，簡要概括了“雅賄”的“優勢”：隱蔽安全、附庸風雅、充滿溫情。　　

“不過，‘雅賄’也是需要一個復雜鏈條來支撐的。在這個鏈條里，古董字畫本身只是一個個‘隱形的翅膀’。”浮石說。　　

送真古董的不多　　

“自古就有糧油一分利、百貨十分利、珠寶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說法。”鄭賀在北京天雅古玩城開了一家古玩店，專營玉器。30多歲的他入行將近10年。　　

據鄭賀介紹，這個古玩城里賣“老東西”（真古董）的并不多，有兩成就不錯，其余的基本都是贗品，而天雅古玩城在北京還算是比較正規的。　　

本刊記者在天雅看到，偌大一個古玩城，逛的人并不多。鄭賀解釋說，平時經常來他家淘寶的，基本上都是熟客。“來我家買東西送禮的不多，因為我這賣的都是真古董，價格不菲。”　　

著名收藏家郭慶祥，如今已是國內收藏界領軍人物之一。 對于以古玩送禮，郭慶祥的看法是“自古如此”，不過是否送的都是真古董，“不好說”。　　

“中國的古董就這么多，哪這么容易就買到一件真品孝敬官員？”郭慶祥說，連他們這樣常年搞收藏的人，在市場上都很難淘到真正的古董。　　

鄭賀的觀點跟郭慶祥類似。“我們收老東西的方式就那么幾種，要么從市場上買，數量非常有限；要么從拍賣行買，但是拍賣行現在也沒有什么真正頂尖的東西，所謂的鑒定也不可信；要么就從國外買回來。”　　

鄭賀說，他經常托朋友從國外帶一些古玩，“但能買到的都是平常物件，好的早進國外博物館了。”　　

他曾經幫一個商人朋友帶了一塊羊脂玉的佛頭掛件，標價上萬。鄭賀坦率地說，羊脂玉這東西，非專業玩家根本看不出它值多少錢，同一個地方出的，都叫羊脂玉，其實價值差距很大。　　

后來，他聽說朋友把這個掛件送給了某領導，“其實，真的沒有鑒定書上寫的那么高價值。”　　

浮石也說，一般層級的“雅賄”，以假當真的居多。　　

比如求人辦事，如果送禮人覺得這是個一次性的事情，那就極有可能找個假古董，再想辦法弄個鑒定書，標上幾萬甚至是幾十萬，對方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事情還就辦了。　　

“這些自以為收了重禮的人，常常是掌握一定權力的官員，輕易也不好意思拿這些‘寶貝’去鑒定。等到行賄受賄事發，這些東西被查抄以后，一鑒定才知道都是假的。”浮石說。　　

那么是不是這種“假東西”就完全是糊弄人，沒有經濟價值呢？　　

鄭賀曾經被一個朋友請去某領導家“鑒寶”，該領導的妻子擺了一屋子“古董”，讓鄭賀吃驚的是，沒有一件是真品。　　

當他把這一“噩耗”告訴領導時，對方沉吟了一下，鎮定地說：“沒事，假的也有處理辦法。”　　

“首先，假古董也可以叫藝術品，同樣可能以不菲的價格在市場流通；再者，假古董還有另外的多種變現方式。”鄭賀說。　　

古玩店的“潛規則”　　

據鄭賀講，他有個朋友，也是古玩店老板，就是憑著古玩店的“潛規則”，掙了2000多萬元中間費。“通常買古玩送禮的，背后原因都挺復雜，絕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簡單。送禮的、古玩店、收禮的，各有好處。”　　

“他的一件古玩其實是贗品，只值幾萬元，被一個企業家買走，送給了某官員。在買的時候，這個企業家就跟他說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個什么長相的人來，要賣出這件東西，就以真品的價格收了，差價由這個企業家出。”　　

鄭賀說，其實這就是一種變相送錢的方式。　　

“這件假古董，被同一個企業家買了5次，送給不同的官員，最后又回到了這個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費力氣賺到了5次中間費，加起來也是一個天文數字。”　　

鄭賀說，這就是實實在在發生在他身邊的事，這樣有“前途”的工作，也是現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業務之一。　　

蹊蹺的是，這些收受禮物的官員，為什么都會把這件假古玩賣回給同一家店呢？　　

鄭賀點破了其中玄機---送禮人和收禮人早就知道是贗品，送禮人也會告訴收禮人，什么時候、到哪家店去把這個東西賣出去，價格大概多少。“這個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　　

“作為禮品的古玩、字畫，早已背離了其真實的價值，成為了一種‘介質’。”浮石這樣評價。　　

他本人曾經做過多年藝術品拍賣，2003年被牽扯進湖南長沙一樁著名的藝術品受賄案，在看守所呆了306天。對于這種古玩游走于官商之間的潛規則，他深諳其中的門道。 　　

“在商人和官員之間，‘雅賄’改變了直接送錢的方式，兩個人之間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行賄受賄關系，而是有了藝術、收藏這些高雅的面紗。”　　

在各種“介質”中，古玩作為“面紗”的掩護作用特別突出，究其原因，正是源于古玩價值難以估量的特性。　　

不少收受貴重古玩的官員，之所以敢收價值500萬元的古玩，而不敢收500萬現金，原因就在于可以“以為是贗品”。　　

浮石分析說：“收受古玩或者名人字畫，最重要的行賄證據就是實物，但是實物卻沒有明確的定價標準。”即使評估出來很值錢，受賄者也完全可以辯稱自己并不知道它的價值。　　

而對于已經將文物倒手賣出的受賄官員來說，最后可能剩下的“蛛絲馬跡”就是古玩店的票據或記錄了。　　

“我們古玩界有個規矩，東西一經賣出，不退不換，不開發票，往來不留記錄。”鄭賀說。　　

拍賣行成了“掮客”　　

學者吳思在《潛規則》一書中寫道：清朝末年的時候，京城中“雅賄”之風極盛，當時北京琉璃廠多數古玩店已淪為行賄受賄的掮客，而官員們則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禮者掏大價錢買了再送給官員。雙方不提一個錢字，大把黃金白銀卻源源不斷地通過古玩店流進官員腰包。　　

如今，除了直接從古玩店買進賣出的方式外，“雅賄”的另一個看起來更光明和公開的方式，就是通過拍賣行公開拍賣。　　

對鄭賀這些古玩店老板來說，拍賣會也是他們重要的進貨渠道之一。　　

鄭賀的經驗是，如果看到一個他們感覺明顯不入流的物件，結果鑒定機構給出的鑒定是品相極好，或者拍賣的起拍點明顯不符合實物價值，基本上他們就應該起身走人了。　　

“最后絕對會有人以明顯高于實物的價格把那個所謂的古董拍回去，通常都是用手機打來電話就直接買下了，誰也不知道這東西是誰賣的，又是誰買的。”　　

看起來很神秘的拍賣過程，其實流程也并不復雜。浮石介紹說，最常見的一種方式，是送禮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錢的贗品，通過熟人獲得專家或鑒定機構的鑒定書，再和拍賣行“合作”把它當作真品拿上拍賣會。　　

“關鍵的一個步驟是，送禮人會把這個贗品的產權確定成收禮人的，再找另外一個人把它以真品的價格拍下來，對拍賣行當然要給好處費，而收禮人就貌似合法地獲得了一大筆拍賣款。”　　

浮石所說的這種以拍賣行為中介的方式，其實跟古玩本身已經沒有了關系。當做道具的贗品可能只在拍賣的當天展示一下，就又被擺回了原來的店鋪里。“所有這些復雜程序的設計，都是為了對抗第三方的監督，某種程度上，更類似于洗錢。”　　

當然，進出拍賣行這樣的“大手筆”，并不是官員手中“玩物”進出的常態。通過拍賣行和古玩店老板中介的方式，還是容易留下痕跡。另外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辦法。　　

浮石說：“一個人，如果找領導辦事，直接送錢，領導多數是不肯收的。那么他可以送領導一個紅木小擺件什么的，這東西本身不值錢，領導也敢要。然后他找另外一個關系人，去收禮人家里轉一圈，偶然看見這個紅木小擺件，表示特別喜歡，要求收禮人以一個昂貴的價格，比如10萬元的價格出讓，領導如果同意，這個小禮品就被置換成現金了。”　　

“古玩、藝術品不是一般消費品，沒有辦法像一部手機一樣，可以清楚地計算出目前市價，而是完全取決于個人喜好。就算是一個紅木小擺件，人家非愿意出10萬元買，為啥不可以呢？”浮石認為，比起收取一個本身就價值昂貴的古董來，這種做法更順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相對于送真古董的“大進大出”，或者找古玩店、拍賣行來“暗渡陳倉“，“以假亂真”的送禮方式，在層級低一些的官商“勾兌”中似乎采用得更多一些。　　

“古玩送禮，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當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浮石說。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雖然洗錢的鏈條存在并運行著，真假古玩都可能變現，但從媒體報道中，人們還是常能看到從那些落馬官員家中查出古玩和珍貴字畫。顯然，接受“雅賄”的人并沒有把這些真假藝術品都變成一般等價物。　　

蘇州畫院剛剛爆出的“雅賄門”風波（見本刊總第332期），已部分揭開了著名畫家的書畫作品成為“高檔禮品”的內幕。　　

“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趨勢。”郭慶祥痛心地說，他親眼所見，一些較有名氣的當代畫家，為了滿足一些商人買畫送禮的目的，成批量地復制自己的作品，“沒有任何創造性，就是制造一種商品兼禮品。”　　

而有一些官員則喜歡得到這樣的禮品。浮石說，很多時候，他們只是為了滿足一種虛榮心---我有某某知名畫家的作品---這種高格調的占有，讓他們感到愉快。　　

“雅賄”是門很深的“學問”。浮石說，首先要了解收禮人喜歡什么，是喜歡字畫，還是喜歡古玩；是喜歡黃花梨的筆筒，還是喜歡紅木的筆架⋯⋯總之，要投其所好。 　　

其次，絕不能送太笨重的物件，要保證雙方能夠輕松交接。最好是體量不大，價值很大，“低調的奢華”。　　

收禮人的心理很復雜，但古玩字畫常常能夠滿足收禮人的各種需求：精神需要、收藏欲望、保值增值、安全隱蔽⋯⋯古玩，簡直是一種天生的官場“玩物”。　　

然而用于“雅賄”的“最佳禮品”真的能夠掩人耳目，徹底安全么？浮石的看法是：絕不可能！　　

“‘雅賄’是自欺欺人，拐了一個彎，行賄受賄性質沒有任何改變。可能很多人不清楚這些利益鏈的運作方式，對古董字畫的認識存在盲點，但是‘雅賄’的方式只是增加了檢察機關調查案件的難度，并不能為行賄受賄方洗凈罪名。”　　

賴昌星曾說：“制度條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領導干部沒有愛好。”一語道破天機，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并不是說官員不能有愛好，如果他走正常的渠道，那他就是一個收藏愛好者，只是這個愛好一旦和權力掛上了溝，‘蛋縫’自然也就被蒼蠅盯上了。”浮石說。■　　

誰在消費特殊補品　　

毛小姐把這稱為“循環消化”：“送禮，回收，再賣，生產出來的東西，有時候就在幾個當官的家里轉圈子。”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米艾尼 | 北京報道　　

“當下官員們最流行的‘養生經’是：早上起床先吃三顆溫水泡冬蟲夏草，中午兩條開水煮遼參，晚上再來碗燕窩。”著名官場小說作家周梅森向本刊記者侃侃而談他所了解的“官場新潮流”。　　

在“送禮送健康”的口號下，很多高價保健品和珍貴藥材似乎是專為“送禮”而存在的。“有些錢能買到，比如冬蟲夏草、燕窩魚翅；有些有錢也難買，比如虎骨熊膽。”周梅森概括，這些補品可以統稱為“特需專供”。　　

近年來，媒體和動物保護組織多次“偵查”到全國各地存在著一批類似的“特供補品生產線”。一些國家級保護動物制品被非法生產、地下流轉，稀有高價（或無價），是這類補品的共同特點。　　

給官員送禮，要么為升官，要么為發財，越是非法、地下的，越顯送禮者“心誠”。“這就催生了一個‘特供’補品市場，官員時興吃什么，送禮的就送什么，這個市場的起伏，是緊跟官場潮流的。”周梅森說。　　

“循環消化”的蟲草 　　

毛小姐，北京一家冬蟲夏草公司的員工。她告訴本刊記者：“我們是常年回收蟲草、燕窩、海參的專業公司，有一套正規的流程。”　　

“當官的找我們賣蟲草燕窩的多了，我們收量大的貨，您只賣一盒也不拒絕。”毛小姐介紹了工作流程，“電話接洽，有意向的話我們派人去您家，現場看貨定價。”她特別強調的是，“都是一對一交易，單線聯系，絕對為您的身份和地址保密，這是職業道德。”　　

毛小姐總結了多年的經驗說，回收冬蟲夏草，價格最高的是在過節之前，因為收了就很好出手，需求量大，可以賣高價。“過節后就有很多人找我們來賣了，應該就是他們收到的節禮，不過我們收的價格會比較低，因為剛過了送禮高峰嘛，要等下一個高峰來。”　　

除了直接回收，還有二級回收。“我們公司在全北京和100多家煙酒店有合作關系，煙酒店回收的冬蟲夏草，都賣給我們。” 　　

不少煙酒店除了收“禮煙”，另一個重要生意就是代收蟲草、燕窩、魚翅等幾乎所有的“送禮佳品”。一家煙店老板對本刊記者說：“你給我禮盒裝的、散裝的，都是一個價，最后我們都是按散裝的賣給專門收這些東西的人。”　　

這位老板說，這些人有的是藥廠的，有的也是販子。毛小姐所在的這類大公司不收的，比如蟲蛀發霉的蟲草，他們全都要。“當然價錢要壓低很多，藥廠拿回去磨成粉加工一下，做成蟲草膠囊。”　　

毛小姐介紹說，除了蟲草，現在遼參的銷路也很好，“送遼參很時髦，糖泡的每公斤3000元左右。”而燕窩走勢不太好，因為“當官的都不怎么相信燕窩是真的了，即使收同仁堂的燕窩，也只每克20元左右。”　　

“其實蟲草的價格高，主要是禮品市場的需要，有多少人真的在吃啊。”毛小姐把這稱為“循環消化”：“送禮，回收，再賣，生產出來的東西，有時候就在幾個當官的家里轉圈子。”　　

當被問起虎骨和熊膽的回收價格時，毛小姐搖搖頭，表示這些不收，基本沒有市場。她的意思是，這樣“特殊”又“非法”的東西，不能通過買賣來交易，太危險。　　

虎骨、熊膽可以兼得　　

“虎產品買賣是國家明令禁止的。”北京資深媒體人曹寶印一直很關注熊、虎制品的交易。　　

廣西桂林雄森熊虎山莊就曾因非法生產虎骨酒被動物保護組織盯上。這家山莊號稱“世界上最大的老虎和黑熊科研基地，集科研、旅游、娛樂于一體”。而多處見于網絡的山莊介紹中都出現了補骨酒（虎骨酒）、熊膽酒的推介內容。 　　

據動物保護組織調查，山莊投資方旗下企業廣西雄森酒業有限公司有3個“規模化”酒窖。 1號酒窖內有幾百個1米多高的大酒缸，里面泡著400多副虎骨架。　　

有動物保護組織拍攝下這樣的鏡頭：為了顯示這是特供某些領導的珍品，該酒窖負責人拉起其中一個酒缸里的骨架說，“看這個爪，上面的毛都比其他缸里的剃得干凈。”　　

在雄森，浸泡虎骨6年的酒出廠價是每瓶680元。據稱，在廣州、深圳的市場上，6年的酒最低賣1280元，8年的在市場上很少有，就算有一般人也買不起，都是送禮用。　　

與虎骨搭配的，往往是熊膽。　　

家住哈爾濱的小陳，專門從事熊膽制品銷售，他所在的企業，據他說“有哈爾濱最大的黑熊養殖基地。如果你不知道我們的熊膽膠囊，你肯定不是哈爾濱人，現在我們這兒非常流行送這個，一些市政府接待，都用我們的熊膽。”　　

他說，東北人都相信，熊膽對于肝病有奇效，“即使沒有病，東北人愛喝烈酒，宴席上經常有虎骨酒之類的，酒后吃兩粒熊膽膠囊解酒，絕配。”　　

小陳說，市面上能買到的熊膽膠囊，都是黑熊膽汁提取的，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如果你想要整個的熊膽，那得有點特殊渠道，都是特供領導的，沒有一定級別你弄不到。”　　

國內的動物保護者們都有這樣的共識：沒有來自一些地方官員的庇護，非法動物制品生產不可能如此囂張；而沒有來自某些官員的特殊癖好，類似活熊抽取膽汁這樣挑戰文明底線的事情也不會雖被詬病不已，依然或明或暗地存在。　　

吃的不是補品，是身份　　

蟲草、魚翅、燕窩，“從古至今，中國的上流社會都吃這些養生。這就是有錢有權階層的標志性高檔消費品。”周梅森說。這些東西有無醫用效果？科學機構的主流結論是：并無奇效。但它們在禮單上依然很受歡迎。　　

為什么原始人喜歡在胸前佩戴虎爪？為什么過去的貴族喜歡坐在虎皮上?因為迷信這樣可以得到老虎的力量。周梅森解釋道，這類似于一種原始信仰。而這種原始的因素，在當今的“上流社會”人士心目中，依然很有分量。　　

不過，由于地域和氣候的差異，各地的補品偏好也有不同。東北的領導們特別喜歡虎骨酒配熊膽，“南方官員們就不一定認了。”曹保印說，“南方天氣燥熱，而且不流行喝烈酒，他們比較迷信蛇膽、蛇血制品，認為有敗火去濕功效。”　　

“其實就是一種心理暗示，接受禮物的人不一定真的覺得有那么高的價值，不過只要這個東西難弄又珍貴，就能讓消費它的人產生滿足感。”周梅森說，“吃這種東西代表了一種身份和生活水平，所以這類珍貴補品才有市場。”　　

什么罪惡，什么流行 　　

上世紀80年代，燕窩幾乎是用于送禮的補品類第一選擇，“那時燕窩需求量非常大，以至于雨燕都快要滅絕了。”曹保印回憶。　　

因為公認只有雨燕的窩有極高營養價值，為了獲得最好的燕窩，生產者就開始大規模捕殺雨燕。“以至于后來都沒有真的燕窩了，但是送禮還是需要啊，所以造假就開始了。”各種染了色的“血燕”涌上禮品柜臺。漸漸地，燕窩的價值因為假貨充斥而大大貶低。“現在還有真燕窩，跟市場上賣的不是一回事，價格極貴，只在非常高端的場所才有。”　　

在燕窩之后獨領風騷的，就是“后起新秀”冬蟲夏草。　　

但據毛小姐透露，“蟲草的價格也是虛高的，過去因為少所以貴，然后大量挖掘，再后來出現了大批假蟲草，有的就是用模子壓制的染色面粉制品，遭遇假貨沖擊，蟲草價格很不穩定。”　　

虎制品情況更為“慘烈”。在網上搜索，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虎骨、虎肉、虎牙、虎鞭、甚至虎尿都在出售，“就像象牙一樣，一旦形成貿易，必然帶來大規模捕殺。”曹保印說。　　

在不久前有關《反虐待動物法》的國際研討會上，一位學者擔憂地告訴本刊記者：“現在一些官員和富人中，以能吃到老虎肉、用虎骨酒而互相炫耀。”　　

學者認為，規模性圈養老虎，然后再向市場輸送老虎相關產品，這個行業會對野生老虎的數量帶來災難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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