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問題（八）--整體性腐敗和共私財產之保護

中國的社會問題（八）

中國官員的整體性腐敗和共私財產之保護

付明泉

2009年12月17日

改革中提出了“中國特色”這個概念，可以說非常生動和準確。有什么事情你理解不了，解釋不了，你只要想到這個中國特色，就一切都可以解釋和理解了。每當我看到政府前面，公安部門前很多喊冤者，每當我去中國衙門辦點事情，聽官員拉著長聲，和他們狡猾的傲慢，我就總是要提醒自己文選中無數次提到的“中國特色”。于是心態就平和了，一切都可以理解了。

中國目前的官場腐敗，是制度性的，不是個體性的；這種腐敗是整體性的，不是局部性的。這點是不爭的事實，不論媒介出于恐懼、利益和私心來如何的粉飾和掩蓋。

于是，很多更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出現了，那就是一方面，在我們的國家中，一些民營企業家和資本家試圖促成私有財產保護法，但是很難通過，同時，幾十年延續下來的我們的共有財產卻也出現保護不了的問題。

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很少國家能同時發生這兩種情況，為什么呢？這又是一個中國特色，按照中國的現狀，這種現象也并不奇怪，因為中國有個古話，叫“亂中取勝”, 只有模糊的，不清楚的，甚至是混亂的法律法規狀態下才便于各級掌權者和大小官吏中飽私囊，才便于公私不分，才便于更好，更快，更隱蔽，更模糊的將共有財產轉換到自己和自己家族的手中。人說，那明確保護私有財產不是更好么？當然不是，因為保護私有財產意味官員財產的公布，意味著人們希望更透明的了解私有財產的發生，這些連帶的問題不是大小官吏所希望發生的。

不能否定的是，毛還是看清楚了中國的很多問題和一些貌似有效政策會帶來的社會矛盾，他看到了中國這個大國總體的經濟的落后，如果財富集中在很少人手中，中國的社會矛盾會變得比任何國家更加尖銳和突出。毛是人而不是神，他有他的歷史局限，他有普遍的人的弱點和不足，但是在很多點上，毛對中國社會的了解，遠遠比他同時代的很多人深刻和有遠見的多。

把無數肥頭大耳的官員的私心和貪腐都算在一個領導人政策上，是有欠公平的。但是不可否定的是，有缺陷的體制和錯誤的有意無意的有漏洞的政策確實能激發使得人鉆空子，使得人本性不可愛的投機性，腐敗性，關系性，官僚性得到極大的“發揚光大”。也是這樣的制度和體系使得把很多頗有志向，心有良知的青年逐漸演變成肥頭大耳，麻木不仁，唯利是圖，喪失人性的貪腐官員。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一方面高談保護共有財產，一方面保護不了共有財產，在貌似不欣賞西方的 “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強調為了國家，可以犧牲一切財產和利益之下，真的豪門大戶，掌權者卻是每天依然現實的，直接的，陽光的享受著其掠奪來的巨額財富。在高談民生和保護弱者，高談經濟和精英政治，高談犧牲我一個，幸福全國家的價值觀的結果就卻是窮人，弱者和下層勞動者總是不斷在喪失僅有的私有財產和他們的一點點利益，而掌權者通過各種手段和權力不斷的把財產掠奪到自己手中，完成其財富的積累和擴大。

中國的經濟學也是一個特色，我不懂，不敢貿然評價，我只知道，我這個學計算機科學的人是聽不懂的，他們隨便畫一個數軸，弄幾個點，我就完全如入霧里，我只知道他們研究的最后的結論就是，“房地產高是為了全體民眾的就業和國家經濟更快更好，暴力拆遷是為了國家建設和長治久安，財富壟斷是社會的必然結果，富人富裕，窮人受窮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等等。

鄧小平在他的晚年談話說，“如果我的改革們真的造成巨大的兩級分化，那我們的改革真的就走上邪路了”。這話也許真的體現了他的反思和對自己改革的疑問。毛對此有更好的遠見，他無數次運動的核心是整頓官員，他說，“一個大隊書記，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為所欲為的現象是很多的”。他通過高度教育，全面影響，殺一儆百，群眾運動，希望能在體制內做到對官員加以訓誡和引導，對腐敗官吏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論如何，毛的這些方式雖然沒有從根本解決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在幾十年還是打出了效果。在毛的時代，一個縣委書記步行幾十里路冒雨去解決問題的事情還是經常有的，但是到了改革開放后，這種現象和精神越來越少見了，坐著小車也不能冒雨去了，當然，上級領導重視的事情，關系自己利益的事情，關系自己升遷好處的事，西游記里的火焰山也是可以去的。

毛澤東說，“我們的一些黨員干部，對群眾的事情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麻木不仁，這樣的人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可悲的是，在現行的體制下，這樣的領導干部到底有多少，民眾已經懶得計算數量了。民怨沸騰已經到了，對官員的表述出現了“無官不貪，不貪非官”的極端說法了。

在這樣的體制下，不論是反貪局，還是國資委，還是大部制改革，都無法遏制，也根本不可能遏制住這排山倒海，前赴后繼，赴湯蹈火的整體性的腐敗的官員浪潮。只因為，多重標準的道德紀律，脆弱不堪的執法體系，現實官場的上行下效，巨大的利益誘惑，燈紅酒綠自我享受和為子孫謀福的家族考慮，都讓這些官員心存僥幸，拼命貪腐，唯恐掌權時日不多，唯恐活的時日不多，唯恐貪的不夠，唯恐貪的不多，唯恐貪的不快，唯恐貪的不及時。

在建國前夕，黨外的黃炎培先生問毛澤東，一個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新中國如何能跳出這個周期律，毛回答，我們靠民主和人民的監督。在建國后，毛深知人民民主的不夠，但是他還是試圖實踐群眾監督的方法，通過自上而下的發動群眾運動，把矛頭對準了很多擁有權力的高官。

毛發動過很多次運動，但是沒有一次把斗爭的矛頭對準工人農民和弱者，他的運動，如果你觀察，會發現，幾乎都是毫無猶豫的指向各級掌權的官吏，他的一切出發點，不僅僅在于保全他自己的權力那么狹隘， 而是試圖遏制和阻止住如何因為特權特位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團。

一個毛澤東，是無法解決中國的復雜問題的，毛不是太陽，正如他自己說的，他是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民的兒子，他奮斗一生的事業，就是希望在這個古老的古國建設一個他理想的人人有飽暖的不被外族欺凌的國家。

每次當我聽到和讀到中國官吏腐敗的案例，和中國丑惡的現象的報道，那種極端的丑惡是超越人的想象的，“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是中國社會官場和掠奪的一個貼切的描述。從8歲煤窯的包身工的官商背后利益勾結到鬧市公開炸死情婦的山東濟南人大主任的段義和類省委大員，中國官場的整體性腐敗已經全面呈現，政府的公信力已經到達空前危機；靠一個口號，一個理論，一個法令，一個宣傳，已經很難阻止民眾心中對政府官員階層信心的全面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