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次貸危機把全球經濟帶入崩潰的邊緣，各國為尋找出路紛紛嘗試經濟戰略轉型。中產階級出身的奧巴馬總統立志要改變美國的現狀，他相信通過辛勤勞動，就能提高美國的競爭力，2009年4月，在喬治城大學的演講可以看成是美國經濟轉型的動員報告。他引用《圣經》故事說，我們不能再用同一堆沙子重建美國經濟；我們必須在巖石上建造房屋；我們必須為增長和繁榮打下新基石——這個基石將把我們從一個借貸和花錢的時代帶向一個儲蓄和投資的時代，一個我們減少國內消費、增加對外出口的時代。
2009年8月，白宮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薩默斯就對美國經濟的戰略轉型做了“最清晰的表述”：美國必須成為以出口為導向、而不是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體，必須依靠真正的工程技術，而不是金融巫術，在世界經濟當中，美國不會繼續擔當“最后消費和進口國”的角色。
除了經濟因素外，薩默斯還把這一轉型提高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美國日益增長的外債規模與其超級大國地位不相符。
我們歡迎美國的這種轉變，畢竟她不再繼續依靠華爾街向世界傾銷有毒垃圾債券過活，修正奢侈無度的消費理念，放下身段，依靠雙手，赤膊上陣了。
美國認為國家的強大是與順差相聯系的，于是首先要消滅逆差，而它的根源在于最大順差國——中國的低匯率政策，壓迫其升值，也就完成了任務的大部。
順著這個指針，美國指責中國操縱了人民幣匯率，2010年3月16日，美國100多名議員聯合上書奧巴馬，要求施壓促人民幣升值。舒默參議員還提案制裁中國，并已經獲得15位議員支持。
中國有可能操縱了匯率，它的代價是低工資、高污染、高能耗，辛辛苦苦30年積累了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但也有另外一個聲音，最大的匯率操控國恰恰是美國自己，作為世界的主導貨幣，控制著大宗商品的價格走勢，強力壓迫日元升值，導致其步入停滯的泥潭。
只是這種無罪辯護也并不嚴謹。中國有句古話：“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美國是首犯大惡，中國是從犯并不能免責。
然而，美國的邏輯還是出了問題，世界經濟的問題根源在于匯率嗎？假使實施單一貨幣，也就沒有了匯率變動，更談不上操控了，但依然會有順差國、逆差國。
順差國就一定強大嗎？
順差一方面是資本的自然選擇，它總是尋找成本洼地，這是針對同類產業而言，但對于居于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卻非競爭范疇所能解決的。
假設一個簡單模型，即可明了問題的癥結所在。
有一能力高超的企業家組織了頂級的技術、銷售、管理團隊，準備生產最先進的汽車，從銀行貸款1萬億，購買鋼鐵原材料，招聘勞動力組織生產。結果企業的供應商們共獲得4千億利潤，全部居民獲得6千億工資收入，也即最終購買力只有6千億，而該企業的全部汽車銷售額期望值為1萬2千億，即使居民當期全部消費，也只能實現銷售收入6千億，物價水平為50%，企業虧損4千億，無法進一步投資，并留下4千億的銀行壞賬。
在上面的生產過程中，商品總供給是逐步遞增的，并大于1萬億，而總需求為居民的工資收入，它僅是企業的銷售收入的一部分，否則廠商虧損倒閉，卻要求它實現全部的銷售收入，這個邏輯悖論注定了消費不足。
因此，經濟危機來臨倒下的那些頂級龍頭企業絕非偶然，它的原因不是技術層面的，而是宏觀價值約束所致。通用、兩房、AIG、豐田、雷曼均是典型例證。
如果把世界經濟看成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條，那么美國因為技術發達，當然居于頂級位置，因此同樣擺脫不了虧損的宿命。
下一個問題，外債與順差是不是同一問題？
美國是逆差國，有債務；中國是順差國，但也有債務。
世界各國的債務除卻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原因外，很大程度上建設國債，是為了彌補經濟系統的消費不足而做的價值補償。因為社會再生產不能停頓，否則，工人失業，企業沒有利潤，政府失去稅收。面對無利可圖的境況，凱恩斯想到了政府，讓其借債強行擴大投資，充當頂級企業，讓社會廠商成為它的下級供應商，給它們釋放貨幣，創造利潤空間，自己背上巨大的國債包袱，盡管有所謂的稅收擔保而稱之金邊債券，但它注定了不可當期償還，只能新債償舊債，加上利息，成就了債務懸河。
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大部是跨國公司的利潤反映，其外儲并非屬于中國政府支配，她的真正的所有人是大型的美資公司。這些公司少部分居于產業高端，之所以選擇中國，是因為其低廉的成本；大部分居于產業鏈的低端層次，卻因此獲得可靠的產業利潤。
匯率的頻繁、大幅波動對任何國家都是有害的，因為它讓企業缺乏穩定的利潤預期，導致產出水平急劇變動，引發失業等社會問題。
另外，貿易關系緊密的國家之間的匯率短期大幅變動極易鼓勵企業投機的努力。比如2005年美國商人拿1萬億美元進入中國可以換成8萬億人民幣，如果2010年中國政府應美國之要求升值至1：4，則可以換回美元4萬億，賺了嗎？他當然以貿易的形式實現。如果買成土地、房產，升值會更高。
同時，世界范圍內的匯率變動將觸發一場又一場的工廠搬遷潮，因為資本似水，總是流向匯率洼地，這是全世界的無效勞動，盲目運動。
對于中國， 2萬億的外儲幾乎挖光了資源、污染了大部的河流、山川、天空，成千上萬的打工仔日夜的勞作，流干了汗水，甚至搭上手指、胳膊，沒有理由揮霍它，也不能讓跨國公司低價回收。
因此，人民幣對匯率政策不可持續，因為資源、環境不允許；另一方面，簡單升值也不可取，那樣外匯儲備會貶值流失。
小幅的穩步升值是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的，當然它要與美國平等協商，以升值后的人民幣與美元實施貨幣互換，從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同時，人民的保值增值不是完全依賴美元，因為它也是不穩定的，沒有依靠的。
最后，要解決世界經濟系統的消費不足難題。過去的實踐證明，出口順差沒有出路，因為世界的總順差總逆差為零；政府擴大投資也是一條不歸路，美國、日本、歐盟、中國，所有的市場化國家都背負沉重的債務包袱；刺激消費簡直是緣木求魚，因為消費不足是系統問題，再刺激也是徒然，只會讓消費泡沫越吹越大；唯有理論創新的儲備需求才是消費不足的有利補充，即給儲蓄找到一個更好的出路，讓這些過剩資本購買適當的消費品、充分的能源、原材料等儲備起來，促使生產的擴張；另一方面，央行增發貨幣，購買綠化后的荒漠、專利、藝術品、老幼扶助金、以及儲蓄的增值收購。
這樣，因消費不足引發經濟系統中斷的情形得以修復，社會再生產可以連續不斷進行，物價的暴漲暴跌得以抑制，工人不再大規模的失業，社會財富逐步積累，人類生存環境得到改善，精神需求也有所滿足。
張二寅
20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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