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李鴻章慈禧袁世凱，——不得不說的幾句話
（無意間搜到這篇文章，轉來供諸位一觀。）
先說一下基本觀點，我對電視劇《走向共和》所塑造的李鴻章、慈禧、袁世凱等形象及此劇的歷史觀不敢茍同。又看了網上此劇支持者的一些文章，大有這就是歷史真實，這才是真實歷史之勢，更覺不說幾句憋得慌。
李鴻章是《走向共和》重點塑造的對象，展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放眼世界、憂國憂民、深謀遠慮、忍辱負重近乎高大全的新新李中堂形象，尤其是那臺詞念白，特磁實，可說是沉厚穩(wěn)健、老成持重，單就表演藝術上說，確屬上佳。輿論也圍繞李鴻章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雖說有關李的史料大部分尚未公開，但從現有資料亦可了解李一生大致所為，對其作一個較為公允的評價。
李鴻章一生主要事跡，從組建淮軍鎮(zhèn)壓太平天國，到興辦洋務，直至掌管清廷經濟、外交、軍事大權。鎮(zhèn)壓太平天國沒什么可多指責的，各為其主，但以李鴻章所率淮軍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中的表現和對外敵入侵時的表現相比，簡直判若霄壤！太平軍對洋人尚敢一戰(zhàn)，而淮軍對太平軍是很“勇猛”的，照這樣代換一下，李鴻章和他的淮軍應該是有力量能和洋人一戰(zhàn)，但事實是李鴻章在洋人面前一向都是軟弱畏縮、曲膝妥協(xié)的，經他手和洋人簽訂了許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誠如梁啟超在為李鴻章和俾斯麥作比較時說：“以兵事論，俾斯麥所勝者敵國也，李鴻章所夷者同胞也。”以梁啟超一個站在滿清統(tǒng).治者立場的封建文人，尚知“所夷者同胞”，我們今天有什么理由為李鴻章這種對內硬對外軟的手段贊美曰“治國能臣”？
李鴻章興辦洋務，事巨而功微。若論放眼世界，開中國向西方學習之先河者，亦非首推李鴻章。魏源和林則徐早于李鴻章幾十年就提出了“師夷之長以制夷”的主張。
洋務運動的首倡者是曾國蕃，曾于1861年在安慶創(chuàng)辦軍械所，制造軍火，當是洋務運動中早期的軍事工業(yè)。李鴻章創(chuàng)辦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和金陵機器制造局是在1865年，唯其規(guī)模大于前者。但創(chuàng)辦大規(guī)模的軍用企業(yè)也非只李一人，1866年左宗棠和崇厚分別創(chuàng)辦的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機器制造局都是規(guī)模較大的軍用企業(yè)。因此把洋務之功一古腦兒都算給李鴻章已經是在撥高他了。
洋務運動的指導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用西方的科學技術，說白了其實也就是堅船利炮，“衛(wèi)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讓清王朝這個風雨飄搖中的殘垣斷壁得以茍延殘喘。不敢對封建專制制度有毫發(fā)之損，最終使洋務運動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
李鴻章在興辦洋務之初，認為“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余，敵外國亦無不足。”簡單地把西洋火器當成安邦定國的萬能良藥，如此見識，不僅算不上獨到和超前，簡直就是無知和愚蠢！
或說洋務運動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的萌發(fā)，對以后中國向近代化邁進有深遠影響，李鴻章功不可沒。那么在洋務運動中培養(yǎng)的一批新式人才后來有很多參加了辛亥革命，成為清王朝的掘墓人，是否可以說李鴻章對結束中國的封建統(tǒng)治，對辛亥革命有伯樂之功？
又說李鴻章辦洋務，雖然收效甚微，但也是為了富國強兵，想把國家搞好，其動機出發(fā)點是好的。因此李鴻章就能得個“愛國英雄”的美名？
且不談李鴻章心中的“國家”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還是行將就木的滿清王朝，以李的“不學無術”欲挽狂瀾于既倒幾乎是做夢。
還有，我們的“歷史學家”們，在對另一歷史事件－義和團運動的迷信愚昧、盲目排外大加鞭笞，對其帶來的破壞性結果直斥為反人類的，在這里是以結果作評論。可為什么到李鴻章那里就以動機論了呢？都是中國近代史中的人物和事件，為什么要用雙重標準來評價？
1870年李鴻章繼曾國蕃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此后控制北洋二十五年，成為晚清重臣，權位顯赫一時。作為朝廷肱股，國家柱石，看看李鴻章又是如何表現的。
1875年阿古柏占新疆，清廷內部有“海防”“塞防”之爭，李鴻章欲棄新疆，是左宗棠力排眾議，于5月奉命督辦新疆軍務，次年收復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領土。李鴻章在這一事件上表現出他一貫的對外軟弱心理，相比于左宗棠，涇渭自明。
在之后的中法戰(zhàn)爭中，馮子材、劉永福、劉銘傳在抗擊法軍的戰(zhàn)爭中取得一定的勝利，但李鴻章卻一意求和，致使“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
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李鴻章一心寄幻想于國際社會調停，疏于備戰(zhàn)，北洋艦隊統(tǒng)帥無能，軍紀廢弛，一位日本人有這樣的紀錄：“在明治二十四年，吳鎮(zhèn)守府參謀長東鄉(xiāng)平八郎，曾見停泊宮島之清國軍艦鎮(zhèn)遠、定遠艦炮上，張曬衣褲，曾云：‘以此類巨艦，紀律尚如此，其海軍實不足畏，無怪歐美喻為睡獅。因此益增吾人之戰(zhàn)勝信念。’”軍艦上隨便晾曬衣褲，這是什么紀律？而北洋的一些軍官如葉志超之流，聞日軍之槍聲即喪膽，唯畏縮奔逃為能事，平壤之戰(zhàn)一槍未放即潰不成軍。
北洋軍隊是李鴻章一手創(chuàng)辦，是他的老本，人事任免都經由他手，而李鴻章任人唯親，安排在要職上都是他的親信，如此，甲午之敗李鴻章實難辭其咎。
甲午敗績后清廷欲借洋人以自保，即所謂“以夷制夷”，本來這個想法就很愚蠢，但清廷不僅想出了這個辦法，還認為很高明，派李鴻章去“聯(lián)俄拒日”。對洋人又迷信又恐懼的李中堂輕而易舉地就墮入了俄國人的圈套，使俄在東三省勢力大增。緊跟而來的是列強以清廷“利益均沾”的外交政策（也是李鴻章極力主張的）為由，紛紛要求擴大自己在華利益。這種對侵略者妥協(xié)退讓的外交政策無異是以魚驅蠅姑息養(yǎng)奸，從此拉開了列強瓜分中國的序幕。
李鴻章在對外交涉中始終抱定“委曲求全”的方針，一味軟弱退讓。經他手所簽條約無不喪權辱國，那些條約都很“著名”了，不用再一一列出。
有人說“弱國無外交”，李鴻章也是不得已，不簽條約比簽損失更大。但中法之戰(zhàn)，中國并未敗北甚或有小勝，李卻一意主和，與法國簽訂了不公正的《中法新約》。再進一步說，事關國家民族大義，豈可一味求自保，如果只要損失最小，死人最少，那么侵略者兵臨城下就納土稱臣，舉國投降，這樣損失就最小了。照此邏輯，八年抗戰(zhàn)都是徒勞無益的，死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錢。別忘了中國的成語中還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詞，創(chuàng)造了這個詞的民族卻尤其缺少這個詞的精神。
李鴻章雖為一國首輔，個人品德卻甚不堪。時當亂世，李鴻章卻為自己謀取了巨額的財富（梁啟超在論李鴻章中曾言及“大約數百萬金之產業(yè)”“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其股份皆不少”），平時生活也頗為奢侈（這個梁啟超在論李鴻章時亦有述及）。
而李鴻章對敵妥協(xié)，也不排除有倚洋自重，借列強之手鞏固自己政治地位，使自己成為清廷和列強都不可缺少的人物之用意，從事實看，李享高位而終，而列強每次與清廷談判必點名要李，從他們之間的這種“默契”也可看出點端倪。
這就是李鴻章，大清朝中堂大人，修身無德，治國無能，對敵妥協(xié)，對上逢迎，不學無術，誤國害民。然身后百余年卻又有人為其揚幡招魂，還胡言什么“李鴻章是近代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外交家”云云，“偉大”二字竟如此廉價？
單就與李同時者，如左宗棠、劉銘傳、劉永福、馮子材等（真奇怪這些年沒人惦記他們，李袁之流卻很吃香），雖職位高下不一，然于國家民族之大義較李實判若云泥。以李鴻章居位之高之久，卻“乃使龐然碩大之支那降為二等國。”（梁啟超語），其責難辭。言李“偉大”云云者，我真沒得說了（那話讓梁啟超說了去了）。
關于慈禧和袁世凱，不想再多列史實，我不是在轉載史書，只是想說說自己的看法。自從那個叫魏明倫的整了一臺《潘金蓮》的戲，這年頭好像為女人翻案特流行，只要是個女人，就什么都是無辜的，什么責任都不用負，有的只是委屈無奈。這幸運之神也降臨到了慈禧頭上，老佛爺割地賠款，都是無奈之舉，修頤和園也是為了國家體面，“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是化干戈為玉帛。我KAO！敢情做女人這么舒坦？難怪會有河莉秀之流的！
還有袁世凱，我們可愛的文藝家歷史學家們不厭其煩地在贊美他如何如何地才能出眾，智力超群，愛國愛民，只不過“一不小心”犯了稱帝的“小錯誤”，終于“白璧微瑕”，但終歸還是“瑕不掩瑜”。真開了眼啊，這是什么邏輯（我都不屑于稱其“這是什么歷史觀”），好人不可能什么都好，壞人不可能什么都壞，這是老生常談了。像袁世凱那樣能在歷史舞臺上混一出的必定有兩把刷子，真要什么都不是，無才無智，他就混不到這份兒上了。看看歷史上如蔡京秦檜嚴嵩和珅、外國的希特勒東條英機之流，哪個不是滿肚子學問、談吐風雅、一手好字、出口成章，要放到現在來測測智商一定在140以上。可才能智慧在這號人手中從來都是實現其罪行的工具，這號人越是才能出眾，就越是人類的災難！
離開歷史環(huán)境和個人品德空談才能毫無意義。為歷史罪人隱大惡而揚小善，這是在“還歷史真實”還是有意顛倒黑白？想起了一個小故事：“某人賣母，語買者曰：‘此吾母也，汝當善待之。’嗚呼！已失大義而欲全小節(jié)，可乎？”李鴻章慈禧袁世凱之流，大義已失，小節(jié)不值一提。
這幾年來，或許是出于書齋的寂寞、學術的枯燥，種種新論不斷，岳飛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諸葛亮是妒賢嫉能的小人。
現在又出來了全新的（其實就是亂翻案，可編劇等人再三說不是翻案，所以不說“翻案”而說“全新”）李鴻章、慈禧、袁世凱，最讓人不能容忍的是楞要擺出一副“還歷史真實”的嘴臉，好像“只有我最公正”“除了我別人都在說謊”。
聯(lián)想到也是這幾年來不斷出現的“特異功能”“氣功大師”，披著人體科學的幌子，行歪理邪說之實。而無原則地美化拔高歷史罪人，也應視為學界的“歪理邪說”！
學術研究雖然需要自由的思想，不能萬馬齊喑，但自由不是沒有是非標準。懷疑一切否定一切不是科學態(tài)度，是在嘩眾取寵！教科書問題本來沒那么嚴重，可被我們一些疑心頗重的“歷史學家”們夸大到了“滿紙謊言”的地步，幾乎是需要反著去理解的。
就有這么一些人，自己國家的史料不信，都是在“愚民”，西方的三言兩語卻奉為真理。就像無知小民，家庭不和，父母兄弟的話聽不進，外人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之語卻絲絲入耳。
華山劍在其《批判<走向共和>》一文中直斥此等人為“四個凡是”者，真是傳神之極！《走向共和》一劇對歷史的態(tài)度是典型的走極端，從極左到極右，從“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到“人性化，新視點，重新審視”，從曹操的白臉到關公的紅臉，都來個180度的大轉彎，“好象不如此翻案就不足以去證明自己與極左時代的史學觀決裂了一般，好象不翻案就不足以證明自己有“獨特新發(fā)現”的學術能力一般。”（華山劍《批判<走向共和>》）貌似在給過去錯誤的歷史觀作撥亂反正，其實整個是文革的翻版。
就是今天某位力主“翻案”“重寫”的歷史學家，在那個年代卻是“左”旗下的猛將。這些人好歹也稱個“家”字，不會這么缺乏客觀思維能力吧，照他們的話說應該是有“才能”有“智慧”的，為什么對待并不復雜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卻忽左忽右，就是不“中”？說白了其實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左的時代唱左調，右的時代哼右曲，與時俱進，左右逢源。此輩深刻領會“歷史是為現實服務”這一“真理”，歷史在他們手中就像一團面粉，只要能為現實，為自己的職稱工資住房名氣服務，就可以任意揉捏，想捏成什么樣就什么樣，至于黑白方圓長短是非，隨它了，無所謂！如此的“歷史學家”，難怪有人說“我們見到的‘歷史學’便像一個拖著鼻涕和眼淚、瘦骨嶙峋的糟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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