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如何，世間自有公論

為官如何，世間自有公論　　

民間對清官總有一種割舍不掉的情結。盡管有法學家主張在法治社會這種情結不應提倡，但是，百姓的清官情結卻是綿延不絕，客觀存在。　　

什么是清官情結？百姓頌揚清官，仇視貪官、昏官的態度就是清官情結。　　

為什么百姓有清官情結？究其緣由，可簡述如下：　　

一、清官是什么人。歷史上的清官總是勤于政事，體察民情，廉潔自律，不畏權貴，處事公允，明辨是非，并且目光遠大者；　　

二、百姓認為，有了清官就是他們的福分，社會就會清風麗日，他們就可以安居樂業，生活就可以不被打擾，身家性命就有了保護傘；　　

三、社會不能沒有官，有官就有好壞之別。在社會上生活，誰不希望攤上清官，而希望攤上昏官呢？因此，清官情結是百姓對現實世界的一種自然需求，一種現實渴望。清官情結還包含百姓對清官們給社會帶來的福祉的一種感恩。這種情結與愚昧迷信那種不著邊際的夢想有本質的不同。　　

四、百姓明白，法治社會更需要清官，而排斥貪官、昏官。要知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是由人，特別是由官來執行的。不同的官，處理同樣的事情，執行同樣的法律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甚至產生相反的結果。好的官，經過好的工作，對一件事情的處理，即使有些許不當，百姓也能理解、接受，不至于大小事鬧到北京上訪。好官處理好百姓的事情自然有利于國家、社會、家庭的穩定祥和。因此，法治社會更少不得執法公允，不徇私情的清官。歷史上，被老百姓所頌揚的清官沒有誰是不依照當時的法律辦事的，比如包拯。凡是貪贓枉法、昏聵無能者沒有哪一個成為清官的。事實證明，越是貪官、昏官眾多的時代，百姓就越呼喚清官，清官情結就會越濃重。　　

無論是人治社會，還是法治社會，清官對于國家、社會、百姓都如此重要，怎能不叫一代代百姓對清官產生魂牽夢繞的情結。　　

還有一個問題是，百姓相傳的清官、貪官、昏官有根據嗎？如果認真地查查史料，我們就會發現，百姓認定的歷史上的清官和貪官、昏官不是人云亦云，望風撲影，而是有其充分的事實根據的。也就是說，無論這個官員是在位還是下野，是生前還是死后，老百姓的崇拜和仇視并不盲目。比如林則徐，因禁煙而被流放，但百姓是如何紀念他的，大家都知道。這充分印證了毛澤東說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的論斷是真知灼見。 　　

還有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唐初魏征、武則天時期的狄仁杰、宋朝的包拯，等等，這些官員在今天仍然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是崇拜的偶像，是他們茶余飯后津津樂道的精神食糧。百姓當中的很多人沒有讀過歷史，僅靠口口相傳，一代一代就讓清官的故事流芳萬古，讓貪官、昏官遺臭萬年。特別是每當提起這些清官，他們總是能津津樂道，講出一二故事，并且在講說的時候，看得出他們的心中充滿了對清官的敬意。尤其是毛澤東主席，老百姓更視其為大救星，那是老百姓心中永恒的神，已經不是清官的概念所能涵括得了的。　　

這其中的緣由很值得為官者深思。 　　

很明顯，老百姓愛清官，不是愛他們的顯赫官位（有的清官官位很低），而是愛他們的為人，愛他們崇高的人格和官品。 　　

比如，老百姓對司馬光和蔡京就表現的愛憎分明。據《宋史.司馬光傳》載：崇寧元年（1102年）九月，著名權奸蔡京與其賓客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蘇軾、黃庭堅等120余人編入“元祐奸黨籍”，請御書刻碑記之，并立于各州縣。在長安，州府找到石匠常安民——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刻碑，而常安民拒絕說：“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馬光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鐫也！” 　　

相反，北宋滅亡的同時，蔡京也走到頭了，老百姓是如何對待他的呢？《宋史》載：“欽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老百姓盡管以沒能看到他被明正典刑為憾，但在其充軍發配的路上，卻不賣給蔡京一粒糧和一口飯。在那個時代，交通、通訊十分不便，沒有人發通知和組織，更無人命令，但從繁華的街市到窮鄉僻壤，從驛站旅店到莊戶人家，所有的百姓竟然表現出驚人的同心，把個蔡京活活餓死了。 　　

“人作孽，天知道”，這天就是眼睛雪亮的百姓。你看，如常安民等草民，在大義面前竟然如此是非分明，說明一個官員的所作所為都會裝在老百姓的心里。真可謂： 　　

匹夫有心辨是非， 　　

歷史無聲如清水。 　　

世間正邪自分明， 　　

石工不刻元祐碑。 　　

原來歷史是最公正的法官，而歷史就活在老百姓的心中。他們用質樸的語言為清官樹碑立傳，他們用粗狂的歌聲世世代代傳誦清官的美名。 　　

現在，民間對朱镕基總理稱呼“鐵面宰相”。不論其稱呼是否合適，但是，這個稱呼表明老百姓對朱镕基總理充滿了敬意。這份敬意與朱镕基總理為人正直無私、胸懷坦蕩有著深刻的聯系。   　　

朱镕基總理對腐敗的態度和反腐敗的決心從下面這段話可以證明：“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于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發展和老百姓對我們事業的信心。”在會計學院成立大會上，他對會計只有一項要求：“不作假帳”。會計本來就不應作假帳，可在中國因為作假帳與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以至于給反腐敗帶來巨大困難，于是他才這樣一針見血地給會計們提出“不作假帳”的具體要求。 　　

朱镕基總理在辭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告別會上，談到自己“教子”的一句話：“我們再窮也不能拿別人的東西。”這是很樸實的話。用不著太多的大道理，如果我們的官員能夠堅守“我們再窮也不能拿別人的東西。”的這一樸素的信條，何至于貪污腐敗呢？何至于掉腦袋、蹲監牢、誤國誤民，甚至望風逃竄，給自己，給后代留下長久的恥辱呢？　　

也許，在當今百姓的心目中朱镕基總理就是他們敬重的現代清官。我想憑正直、清廉和堅決反腐敗這些事實，朱镕基總理有足夠的資格名垂青史，至少在老百姓的心中是這樣評價的。這就是世間公論。 　　

清官是人民之福，社會之福，國家之福。我們需要更多的清官。　　

注：謹以此文代表我的朋友——一群布衣紀念歷史上所有的清官們，尤其是朱镕基總理，讓我們及我們的孩子不要忘記他。　　

                     2010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