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拳擊碎黃鶴樓，兩腳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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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靠那些革命領袖，恐怕根本就不會有革命發生。革命自己創造了自己。
亞里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是十九世紀最敏銳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之一。他留給我們一部經典著作，即《美國的民主》。這本書極其鮮明地描述了法國資產階級在1848年所處的十字路口。在二月革命爆發前的幾個星期，他似乎預見到了這場革命。他在議會的一次講演中說：“你們難道沒有嗅到空氣中革命的氣味嗎？”然而，當革命真的爆發，他因預見了革命而獲得巨大聲譽時，他卻拒絕接受這種榮譽：“我所預言的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場革命。”
兩種情況下托克維爾都是對的。在專制君主的奢侈腐敗日益嚴重的背景下，他預見到，如果專制主義王朝不向群眾讓步，那么群眾的饑餓和不安將在起義中爆發。但是他認為，當時需要的是選舉改革。他絕沒有想到工人會走上街頭，設置路障，提出維護自己權利的經濟綱領，不僅反對國王，而且反對資產階級。這位好心的資產者誤認為自己的階級就是“人民”。他寫道：“我相信，人民在大革命的任何時期都不曾有過如此的驚恐。我認為，唯一能與這種驚恐相比的是在羅馬帝國時期，當文明的羅馬社區發現自己落在歌特人和汪達爾人手中時感到的極度恐懼。”對托克維爾來說，所謂“歌特人，和汪達爾人”，就是巴黎街頭武裝起來的工人！
布朗基（Blanqui)曾經設想由他領導一場精心策劃的小型陰謀政變。路易·勃朗（Louis Blanc)也曾鼓吹過“國家工場”，但是卻沒提到過任何實現國家工場計劃的革命。普魯東曾經極力鼓吹反對“厚顏無恥的工資法”，但絕對沒有宣揚過推翻雇傭奴隸制度的革命。如果工人們跟著那些領袖的指揮棒轉，那么1848年就不會發生任何革命。但是，盡管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的領導或誤導，革命卻自己發生了。成千上萬的工人和學生走上巴黎街頭，要求普選權和“組織勞動”。
詩人拉馬汀（Lamartine）在革命一開始就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他以含蓄的語調說，他參加革命是要“力挽狂瀾”。這句話表明了臨時政府的性質，也表明了它的局限性。這個新建立的資產階級政府，現在轉過來反對它的無產階級同盟者的經濟要求。拉馬汀認為，政府的功能就是“消除各階級之間存在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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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爾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思想家與群眾之間的鴻溝上架設橋梁”。從他的這種態度來看，似乎全部當代科學都裝在他的頭腦中，而他的使命就是把這些科學傳授給“群氓”。他因煽動群眾而受審判，在為自己的辯護同中，他表達了對知識分子作用的特殊看法：“中產階級對普通民眾為什么那么害怕？回頭看看1848年的3月和4月吧。你們難道忘了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況了嗎？警察軟弱無力，普通民眾在大街上云集，街市和民眾都被無思想的煽動者支配……風暴把粗魯無知的人們拋來拋去……那時候知識分子在哪里？先生們，你們在哪里？……你們應該感謝那些在思想家與群眾之間的鴻溝上架設橋梁的人，是他們拆去了資產階級與人民之間的藩籬。”
拉薩爾不是“叛徒”。他不可能被人收買。他是在為自己的原則而斗爭，他曾為這些原則而身陷囹圄，并且時刻準備為這些原則獻出生命。然而，拉薩爾無法理解工人居然可以進行統治。在他看來，工人不過是一些“暴民”。1844年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的時候，他就這樣認為。當時他還是一名學生，但他認為國家應該恢復“秩序”。1848年，當工人不是破壞機器而是破壞資產階級秩序時，他并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他捍衛工人階級的勝利，但仍然把工人看作是“被無思想的煽動者所支配……被風暴拋來拋去”的“暴民”。1862年，他號召工人組織自己的獨立政黨，但事情并沒有因此而改變。他的號召是與“擁立我為領袖”的目的分不開的。工人是受苦受難的群眾，是弱者，而國家是強者，可以“為我們每一個人實現任何人都無法為自己實現的東西”。因此，他感到有責任“為”群眾來進行統治。他應該成為領袖，而工人則應該繼續勞動，同時應該盡可能表現好一點，以便他能夠進入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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