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沒有“誤解”

中美兩國沒有“誤解”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2月23日　發表《中美兩國的相互“誤解”》指出：　　

“除了美國的實際力量，美國對中國的誤解也是其不愿意向中國調整政策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這種誤解表現為西方的一個強烈信念：中國能夠被美國（和西方）所改變，使之符合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　　

“‘xx事件’后，中國和美國（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國主動向美國調整政策。盡管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有起伏，但總體上是中國有意愿向美國的利益作調整。在經濟方面，中國加大開放自己的大門，“邀請”西方資本到中國。中國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西方來說具有標志性意義，因為這意味著中國接受了西方主導的現存國際經濟體系。在政治上，盡管中國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發展和民主化，但中國也表現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領域（如人權）和西方對話，接受聯合國人權公約。即使在戰略領域，中國也作出了很大的調整。這尤其表現在臺灣問題上。中國從以往把臺灣視為是完全的“內政”問題，轉向和美國合作來處理臺灣問題。在其他方面，中國也表現出了非常合作的態度，如朝鮮核擴散問題和反恐戰爭等。”　　

鄭講的這個事實：西方要改變中國；中國調整自己，與美國合作，現在基本上盡人皆知。正是基于這個事實，中國才產生了“資改派”，發生了“資改派”與“反思派”的斗爭。所謂“資改派”，就是肯定和促成這種改變的一群人。所謂“反思派”，就是反對這種改變，要堅持搞社會主義的一群人。　　

我肯定鄭永年講的這個事實，同意他講的“在國際關系中，相互誤解經常成為導致國家間沖突的一個重要根源。”也同意“不同的國家利益并不見得只有通過互相的沖突才能得到實現和增進。”但是不同意鄭永年的觀點，否認中美兩國存在誤解（我注意到在標題中他對誤解二字加有引號，在行文中又注有外文misperceptions，我不懂外文，因此可能對他的“誤解”有誤解）。

看中美關系，我認為余永勝　2月26日　《奧巴馬時代，中美關系為何“高開低走”？》的觀點：“從宏觀上說，美國的外交決策受兩大因素的制約，一是國家利益，這是決定性因素，與世界各國都一樣；二是價值關懷，比如民主、人權、宗教等，這就體現出美國的特色了，雖然它沒有國家利益重要，但也不可小視。不同的部門和力量，對這兩點的強調有所不同。作為國家的“法人代表”，行政當局側重于國家利益；而公眾及代表公眾的國會，相較而言更多地體現價值關懷。”要全面、深刻，更反映中美關系的實質。我認為，中美關系，不僅是兩個國家的關系，或者說，形式上是兩個國家的關系，根本上是兩個階級、兩種社會制度的關系。

作為國家關系，中國的“xx事件”并不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美國沒有必要采取損人不利己的經濟制裁措施對付中國。特別是已經過去3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對現在美國國家的利益毫無關系，但是奧巴馬卻在現在還不忘在全世界反對它。這些用國家關系是解釋不了的。這里表現的是價值觀的對立，社會制度的對立，是對立的階級關系。當然，國家是階級統治工具，國家關系也是一種階級關系，不過階級關系在不同的國家，可以表現為同一階級的不同國家間斗爭，也可以表現為不同階級的不同國家間斗爭。　　

我們知道，同一階級所表現的不同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最激烈的時候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這種同一階級——資產階級——的世界大戰，就如同資產階級中的不同資本家在市場上的競爭一樣，結果是重新瓜分世界市場，不會改變戰敗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同階級的不同國家斗爭，根本點不是重新瓜分市場，而是要改變國家的階級統治，改變國家的社會制度。這種不同階級的國家間的斗爭往往有一個特點，常常是斗爭雙方的國家的相同階級可以處于一方，常常是被統治的階級反對自己的祖國。我們知道，列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對第二國際提出的“保衛國家”，外國對蘇聯“十月革命”的干涉戰爭中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和外國侵略軍一道反對蘇維埃國家，就是對立階級表現為不同國家間斗爭的實例。今天的中美兩國關系，就包含了處于不同國家的不同階級斗爭。只有不僅從國家關系，而且，應該說是主要從階級關系的觀點才能理解，才說得清楚，比如美國對“六四事件”的反對，比如馬英九、達賴和中國國內一類人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的歡迎和辯護。　　

國家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國家，但不是說國家關系就直接表現為階級關系，因為統治階級總是把自己打扮為社會代表，說國家是全民的國家。這就像企業和投資者的關系一樣，企業的法人代表的活動代表整個企業而不是表現為投資者的雇員。所以有時候國家也會從整個社會穩定的要求，采取一些越出階級利益的舉措。關于國家理論，關于國家、階級、政黨的關系，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科學的闡述，本文只是指出，我們應當從階級關系這個根本看國家關系，這樣看問題，才看得清楚。　　

中美兩國目前所呈現出來的各種沖突，從本質上反映了兩國不同的國家利益，“問題在于，美國不愿意為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作政策調整”，是事實。但是產生這個事實的因素，不僅是美國不甘心做“老二”，更主要的、根本的是，要中國“被美國（和西方）所改變，使之符合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就是引導或者迫使中國成為一個符合美國理念的國家。”但是，這不是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誤解”，而是為了資本主義不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它們必須要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美關系這些年所表現出的時好時壞，不過是美國根據具體情況時而拉、時而壓，或者如鄭永年所說的“引導或者迫使”所表現的現象，就像商品的市場價格圍繞商品價值波動一樣，決定于中國向美國靠近的程度。　　

“中美兩國的相互‘誤解’”這個命題，顯然低估了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智商。資產階級國家與無產階級國家的關系，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系，中美兩國的領導人是知道的，這是誰戰勝誰的問題，中美兩國就是為此一路斗爭過來，兩國國家的領導人不會不知道這個一般人都知道的事實，也不會不懂得這個最基本的政治常識。我早就說過：“中美雙方，就領導人而言，都不存在幻想，否則就不配當領導人，這種人領導的國家就危險。但是，”——我接著指出：“布什把真實關系告訴了美國人，而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卻給中國的許多人帶來幻想。”

在鄭永年的“在美國誤解中國的同時，中國也在誤解美國。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人本身也對自己國家的變化充滿信心。很多人也相信，隨著改革開放和世界接軌，中國本身也會成為類似于西方的國家。（也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本身的這種看法更強化了美國和西方的信念。）”這段論述中，只是論——觀點不正確，如果把關于心理表現的詞匯去掉，述是對的。　　

中國要“補資本主義的課”，出自一種“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基于中國處于不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種認識。要說“誤解”，只能是誤解科學社會主義，不是誤解美國。對于美國，不說毛澤東，至少在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并不存在誤解，不然就不會要“六四事件”，就不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于鄧小平以后的中國，只會發生理論認識的改變，不應該對資本主義、霸權主義已經表現得十分清楚的美國有誤解，不可能產生美國會接受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這樣低級的誤解。就是中國不搞社會主義，完全資本主義化了，美國也不可能讓中國超過它，這是常識，怎么可能有誤解呢！　　

中美雙方的誤解這個認識，是對于中美關系的誤解，中美雙方沒有誤解，因此不可能通過消除中美雙方的誤解解決中美沖突。　　

鄭永年關于中國應對國際關系變化的批評：“沒有很好的思想準備。一旦發生，不知道如何應付，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說，甚至連對本身崛起對外在的世界的影響，及外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可能反應，中國也缺乏足夠的理性理解。在政策層面，除了一些表達中國的善意的政策口號外，沒有任何理論創新來解釋中國崛起對世界的意義。而無論是政策界還是社會層面，在很多國際問題上，一直停留在表達“喜、怒、哀、樂”情緒的層面，所缺少的是對真實世界問題的理解和對問題的理性回應。”是對的，但是他的“對國家利益可以有不同的定義，而追求國家利益的途徑也會不同。一種開放的心態有助于避免沖突，而更有效地實現和增進國家利益”的這種說法，是無原則的，荒謬的。現在有不少人宣揚這種東西，似乎一個國家為自己的利益去損害他國的利益，是合理的，應該公允的。按照這種“理念”，美國搞霸權主義是國家利益的需要，日本侵華戰爭是國家利益的需要，都是合理的，應該公允的；汪精衛投降日本，真是一種“曲線救國”的愛國行為，應該贊揚！追求國家利益的途徑可以不同，但是，國家利益不可以有不同的定義。必須批判這種荒謬的東西，反對帝國主義利用這種主張侵略他國，警惕有人利用這種主張出賣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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