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樓送客，恰見幾個孩子正在比“富”，比一比誰收的“壓歲錢”多。只見一個女孩說，“我姥姥給了我600，說是六六大順。”一個男孩不屑地說，“我姥爺給了我800，說讓我一輩子都‘發’。”另一個小不點的女孩說，“這也值得宣耀啊？一位不認識的叔叔給我爺爺奶奶來拜年，一進門就夸我漂亮，并隨手塞給我一個‘紅包’，他走后打開一看，你猜是多少？”“多少？”“5000！”乖乖！……看到如此場面，那真是感慨萬端！
以往，每逢春節拜年時，長輩總要將事先準備好的壓歲錢分給晚輩，據說可以壓住邪祟，晚輩得到壓歲錢就可以平平安安度過一歲。清人吳曼云《壓歲錢》的詩中云：“百十錢穿彩線長，分來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談簫價，添得嬌兒一夜忙”。由此看來，壓歲錢牽系著一顆顆童心，而孩子的壓歲錢主要用來買鞭炮、玩具和糖果等節日所需的東西。
我對壓歲錢最早的記憶，是在五歲那年的處夕晚上，母親和父親一邊下著水餃（后來才知道叫年夜飯），一邊讓我給早已端坐在炕上的爺爺奶奶去拜年。我老老實實跪在地上，對他們說一些剛剛學來的“拜年話”。就見奶奶從枕頭底下拿出一張嶄新的2角錢，笑得合不攏嘴說：“乖孫子，快過來，奶奶給你壓歲錢。”而父母則是等我睡著后才把2角錢悄悄塞到了我的衣兜里。那一年是1956年，是一根油條才賣2分錢的年代。
我這輩子收到最多的一次壓歲錢是在1964年春節，那一年，穿著嶄新海軍軍官服的大姐夫回家過年，我去拜年時，他大方地給了我6張嶄新的1元人民幣。至今，大姐夫給我壓歲錢的場景仍然記憶猶新。
到了1966年，父母給的壓歲錢已漲到5角，拜上一圈年也能收入3、5元，這對于15歲的我來說，簡直就是一筆“巨款”，我時常會為如何花這些錢絞盡腦汁。1968年我17歲時，也是我最后一次收到壓歲錢，總共11元。父親將1元錢遞給我后說：“往后你就是個大人了，再拜年就不給壓歲錢了。”那一刻，我陡然有些失落，真想時光倒流，還做小孩子。
兩個月后，我就當兵離開了家，成了真正的大人。2年后回家過春節時，在母親提醒下，我才意識到自己應該履行一個大人的職責，給拜年的晚輩們準備壓歲錢。我送出的第一份壓歲錢是給我的外甥，用紅紙包著的1元，那可是我“月工資”的1/7啊。
又過了些年，壓歲錢就像芝麻開花一樣，“節節高”了起來。從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漲到了現在的攀富斗富。壓歲錢也已不再局限于紅包，更多的長輩選擇帶孩子上書店購買書籍和學習用品，以及MP3、手機、相機、電腦等。更有了“買黃金給孩子當壓歲錢”的報道。大年初一，在江蘇中金太平南路專賣店，一位年逾七旬的南京老太太帶著一大家子人，掏出30.3萬元現金為孫輩們買了1公斤的黃金壓歲錢，營業員僅現場為其編串壓歲錢的紅繩就花了1個多小時。（《揚子晚報》2月17日）
早期的壓歲錢相對來說還算保留了一些它的本源，但隨著這些年來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金錢至上拜金主義的不斷泛濫，人們越來越漠視壓歲錢本該具有的象征意義，轉而追求其現實利益，所謂的“壓歲錢”正在逐漸變味。現在與其說是給孩子壓歲祝福，倒不如說是大人間利益博弈的一種變相的表現形式。君不見，壓歲錢不再是偷偷摸摸給，而成了很多人的公開表演，成為一場顯示自己財氣與實力的晉級賽；其次，對給壓歲錢的功利性也很有講究。如果知道這個壓歲錢一定能通過其他途徑收回來，或對未來的回報抱有較高預期，那么就出手闊綽。反之，則會隨風就俗簡單表示。
壓歲錢表面上給的是孩子，實質上給的是孩子背后的家長，其厚薄也視乎于關系的遠近以及投資回報率的預期。這壓根就不是在“壓歲”，而是人們在窮得只剩下錢后所孽生的一種惡性病，這種病的傳染大大淡漠了人間的親情、傳統、道德及家庭關系，不僅禍在當代，更將殃及千秋。
難道不是嗎？！大人的一言一行，孩子都會看在眼里、記在心頭。大人以發壓歲錢多掙足面子為榮，孩子以收壓歲錢多為傲。整個社會都陷入一種對金錢狂熱的崇拜甚至膜拜中，都以攀比虛榮至上。長此以往，這個社會將不復人倫、感情以及禮義廉恥，人們之間的交往除了金錢、欺詐外，還會有什么呢？
再想想，其實也不只是壓歲錢，不只是過年，不只是親情……當今社會，又有哪一樣不是在逐漸變味呢？錢包鼓了，腦袋空了；酒盅滿了，友情淡了；電話多了，見面少了；節日多了，感覺沒了；富人多了，公平少了；文憑高了，工資低了……這到底是福是禍呢？！
山東省陽信縣國土資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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