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代課教師將被全面清退，成為了社會輿論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盡管教育部一再聲明2010年并非清退代課教師的最后期限，但各地還是不斷傳來代課教師被集體清退的消息。全國40多萬將被清退的代課教師，年齡大多在40~50歲之間，原本就由于待遇低下屬于非常典型的弱勢群體，現在又即將“被退出歷史舞臺”，他們曾經的遭遇和現有的命運，都深深觸動了社會各界善良人士的心，表示同情和支持這些代課教師的文章一時間非常集中，另有一些媒體和慈善人士開始組織對他們的援助行動。
筆者來自西部貧困地區的鄉村，從小就有過跟代課教師的“零距離”接觸，對一些情況了解頗多。從內心來講，本人對這些在教育體系被邊緣化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處境有著非常悲切的同情，他們的待遇一直以來只有公立教師的十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大多數人貧困潦倒，即使在非常落后的農村，他們的生存狀態也基本上處于當地的最底層，連多年來廣為社會關注的“農民工”都趕不上，在很多情況下都成為日子緊巴的鄉村父老們的接濟對象。“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除卻現有的體制等大環境的因素之外，從個人發展的路徑選擇角度來看，這些代課教師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身悲劇的導演者。
從理論上看，我們并不能排除部分代課教師確因家境盈富、胸懷學子和志向慈善而從事該職業的可能，但在實際案例中，本人還沒有發現過這樣情況，幾乎所有的代課教師都家境困難，全家吃了上頓沒下頓，孩子、父母和自己衣服破舊、缺醫少藥。綜合各類媒體報道情況，多數地區代課教師的“月薪”（不知道叫月薪合適不合適，姑且按照通俗的叫法稱作月薪吧）為200~300元之間，部分邊遠地區甚至會更低。2008年筆者回鄉祭祖碰上一個親戚的親戚，他就是代課教師，干了十多年，月薪僅為150元，40多歲了沒有成家，上課的時候住在學校里，平時流竄式地寄居在近親家里，別說是孝敬雙親，連他自己都做不到“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按照國內目前的物價水平，300元大約是一個什么概念？大約相當于150斤大米或者豆腐，一套非常普通的西裝，城市3口之家一個月的水電煤氣費，普通地級市一個月的房租，嬰兒的兩桶奶粉，6~7塊非常普通的80地板磚，30斤豬肉，北上廣上班族一個月的公交費，一份朋友婚禮的份子錢，或者是幾位朋友出去小聚一次的應酬費，抑或三線城市城鎮居民1~2個月的低保金。總而言之，即使按照每月300元的標準來看，代課教師在任何地方維持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都非常困難，更談不上養家糊口了。在家境并不寬裕的情況下，連續十年以上從事如此低收入的職業，不光是對自己不負責，更是對妻子兒女和父母的極端不負責。
也許有人說，他們都是因為就業困難、被逼無奈才選擇從事代課教師這個職業的，但這僅僅是一種說法而已。民工被公認為是我國社會最底層、生存最艱難的群體。而事實上，即使是打零工，目前農民工的日薪都在100~200元之間，經濟發展狀況非常之差的邊遠落后地區，他們的日薪至少都有50元，考慮到天陰雨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平均每個月也能出工15天，按照這個標準算下來，絕大多數農民工每月的收入也不會低于700元。目前在鄉村的留守農民，人均收入確實很低，但在絕大多數地區他們基本上能夠溫飽，只是手中的現金很少而已。退一萬步來講，我們“敬愛的”代課教師，就算是去當農民或到外地打零工，其狀況也要比現在好得多。
現有論者，多從對社會的奉獻角度來對代課教師進行肯定，本人也并不對此論持否定意見。但筆者認為，生存是每個人天賦的人權，也是每個人應該追求的最低價值底線，即使是富有犧牲精神，這種犧牲也應當是建立在為社會高度肯定和贊揚基礎之上，譬如為國捐軀的烈士。如果所謂的奉獻一不能使自己保證溫飽、還拖累妻兒老小，二不能得到社會的高度肯定和贊揚，這種奉獻本身就沒有多大意義。這么多年來，代課教師“月薪”一直維持在公立教師十分之一左右的水平之上，缺衣少食，老婆、孩子和父母都跟著幾乎到了“赤貧”的地步，其“奉獻精神”也未得到學生、社會和政府的真正認可，或者說為了“極其自私”的“奉獻精神”而拖累了全家大小，而“自戀式”的奉獻仍未得到全社會的高度肯定和贊揚。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這種所謂的“奉獻精神”寧可不要。
有大量的學者為代課教師呼吁，為他們喊冤，說什么他們一直以來沒有得到政府和社會的公平對待，用來安慰他們受傷的心靈。筆者對此也抱有同樣的感情，但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代課教師所在的大大小小的學校，都是非常正規的體制內單位，多少年來一直遠遠未能做到國家政策所要求的“同工同酬”，甚至待遇接近了當地城鎮低保的標準，這確實是非常令人遺憾、痛心和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換個角度來看，這種現象無論怎樣不合理，都是數十年來實實在在存在的，并非晚近之事，而且不是靠個人努力和媒體呼吁所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代課教師還是能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多少個春夏秋冬一直堅持下來，就不能不說是一種個人選擇，在就業早已多元化的情況下，并沒有人強迫他們必須從事代課教師的職業，事實作為他們個人來講，應該有著更多的選擇。在鐵的事實面前，不能改弦易張，根本就不能怪政府和社會對他們不公平，而只能怪他們自己太不爭氣，心甘情愿選擇“赤貧”的行當。
當然，體制內單位“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也非常普遍，比如城管和協警，待遇也處于超低的水平。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城管和協警盡管待遇超低，但其實際收入卻處于較好的水平之上，這也是社會上大量的人擠破腦袋也要當城管和協警的緣故。而在醫院等一些事業單位，雖然也存在大量編外人員，同工不同酬，其待遇也遠不止200~300元的水平。作為同樣屬于編外人員的代課教師，顯然不具有類似的待遇或者便利條件，最終導致“赤貧”，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任何人和外在環境。常言道，“人在沒有辦法改變環境的時候，就只能去改變自己”。在明明知道無法改變代課教師生存狀況的情況下，又不去改變自己，還是一如既往地去充當這種職業，站在個人發展的角度來講，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最近看到革命烈士江姐的兒孫都在美國發展的事情，筆者就感概頗多，也許這件事情更值得我們“敬愛的”代課教師們去深思。
吸引代課教師在待遇極端惡劣的情況下充當“麥田守望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希望能夠“代轉公”，轉正入編。事實上，黨和國家也確實給過他們多次機會。但受編制資源和自身實力等因素影響，能夠成功轉正的畢竟是少數，“適合”轉正的不用熬十五年左右的時間都轉正了，剩下的都是由于種種原因“不適合”轉正的，或者說基本都是“代轉公”無望的。已被時間證明“不合適”轉正，又一直“堅守”超低待遇崗位的代課教師，筆者不能不對你們表示遺憾。我從小認識的“曾經的”代課老師，大多數就因他們自己“不適合”轉正，又不愿“義務勞動”而該做其他，以求吃飯穿衣、養家糊口。人人都有適合自己發展的職業，從職業規劃角度來講，如果一個人感覺自己難以適應某個職業，或者在某個職業上堅持下去毫無光明可言，就應該趁早該行，免得自己呆的太久了，再干其他的都干不了，最后給自己、家人和整個社會都帶來巨大的傷害。
不得不說，“等靠要”的思想也在相當大程度上釀成了代課教師們的悲劇。本來自己也感覺自己“不適合”轉正的代課教師，很多人之所以堅持了數十年，是因為他們堅信最終國家不會置他們而不管，更不會半路拋棄，最終會給他們一個說法的，他們服務的畢竟是正規的體制內單位，而非民營和外企企業。這是一個非常簡單而恐怖的觀念。殊不知，國家雖然在綜合實力上要遠遠強于個人，但國家也有國家的難處，國防、科研、惠農和重大項目投資等方方面面都需要大筆投入，從1980年到2009年，我國中央財政除了1985年外，其余年份全部是財政赤字，地方財政也鮮有盈余之年。在這種情況下，幻想通過“等靠要”賴上政府，無異于緣木求魚，更何況在具體的操作細節中還會涉及到很多其他實質性影響因素。類似于“代課教師被清退”的事件在實踐中還有很多，比較典型的就有2009年6月發生的江西來賓“掛職10年辭退事件”，除卻政策、行政管理等因素外，那200多名掛職學生“等靠要”、幻想最終有人會給他們說法，是導致悲劇最終發生的重要原因，本身他們就是一種比較尷尬的志愿者身份，而非國家工作人員，大多數早就應該看清楚自己的處境，早謀出路。
在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并不是對代課教師說風涼話，落井下石，而是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給后人一個重要的啟發。在目前多元化職業發展路徑可供選擇的情況下，更多的青年朋友們應該應該引以為鑒，積極主動設計和踐行自己的發展道路，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和僥幸，趁年輕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在殘酷的職場競爭上立于不敗之地，不要親手為自己導演類似于代課教師們的悲劇。從古到今都是自救者天救。
雖然代課教師的悲劇在更大程度上是他們自己釀成的，在目前畢竟已是既成事實，覆水難收，其中不免也有很多社會性因素。最后本人還是要為他們呼吁，呼吁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共同努力，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彌補我們一直以來對他們的虧欠。說句實在話，就憑他們以往對社會的貢獻和待遇，在清退他們之時，按照他們每年工齡1萬元的標準進行補償也并不為過。截止到2009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經接近2.4萬億美元，國家經濟實力早已不同往昔，完全有能力承擔起這筆費用。這些錢還可以通過社會募捐、專項福利彩票發行等方式多渠道籌集。不論原因如何，我們虧欠人家的，終究要給人家補上，這也是社會文明及和諧的內在要求。如果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做到這一點，最起碼也應當統一政策，給這些曾經的“功臣們”按照城鎮低保的標準發放救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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