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民生的最大壓力來自于未被納入CPI的消費增長，其中醫療、住房、教育是重中之重，從房奴、準房奴到孩奴，再到病不起、結不起、養不起對民生造成的傷害已經無法形容。在長達三十年民生收入滯后于GDP與通脹的狀態下，普通百姓面對這些難以抗拒的需求消費，早已經無力承受，民間疾苦也已造成民怨，這不是一個和諧社會里所應發生的，更不該發生。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社會創造的總財富有60%被政府所得，民營企業稅負高達40%，普通居民收入中一半以上最終流入政府，數據顯示：1995年至2007年，去除通貨膨脹，國家稅收增長5.7倍，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僅增長1.7倍，農民人均收入只增長1.2倍。如包括政府賣地收入，懸殊更大。政府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成倍增加，只能說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政府得益最多，農民分享得最少。而政府財政在民生方面的投入比例又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據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印度、美國、日本幾個國家的行政費用占財政收入總值分別為: 中國:35.6%；印度:6.3%；美國:3.4%；日本:2.8%。用于教育,醫療的比例:中國:2.8%；印度:19.7%；美國:21.5%；日本:23.3%。可見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過于龐大，而醫療、教育的投資又過于低下，在政府每年增印23%貨幣投向市場的情況下，自然通脹率始終保持在10%以上增長，相對通脹而言，城市居民與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是造成居民生活成本增加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居民生活成本漲幅高于收入增長速度，生活壓力就會節節高升，最終導致幸福感長期下降，而這一切都與政府所占的社會總收入比例與政府財政分配方向有關。
政府占有過多社會財富的主要原因來自于產業結構問題，從當前工業總產值數據中可見，重工業對工業總產值的貢獻率達72%，輕工業僅為25-28%，而目前國內重工業企業中大半以上是國企與壟斷行業不能拉動就業，輕工業中多數行業發展受制于政策，無法發展，最終勞動力密集的實體產業及民營企業始終處于被政策擠兌的市場地位中，因此造成從業人員收入低下的市場現狀，導致大多數人群收入低下。此外，房地產自2003年被確認為支柱產業后，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大，到2009年房價過度膨脹，最終房地產投資在資本形成中貢獻比例超過70%，而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達到92%，拉動GDP8個百分點，而在最終消費數據中，2009年全國消費中有一半用于買房，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52.5%，拉動了4.6%的GDP，將兩項數據羅列到一起可見，房地產投資消費對2009年GDP的真實拉動已經超過7%，而這一切是建立在政府推動房地產市場造成房價暴漲之上的，最終高房價對本就收入增長緩慢的百姓生活造成最大的擠壓，數據顯示：2003年10月份全國平均房價為2456元，2009年10月全國平均房價已經達到4785元，漲幅94%以上，隨后在11月12月份直線暴漲，今年1月又出現溫和上漲的趨勢，這其中商品住宅價格漲幅更高，京滬深、杭州、溫州、寧波等地部分樓盤7年漲幅已經達到10倍以上，70個大中城市住宅價格也平均漲幅3倍以上，部分沿海城市與省會城市商品住宅價格漲幅超過4倍以上，而最近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僅增長70%左右，農村人口人均收入僅增長40%左右，真實房價收入比的跨度之大已經無法用常規比例衡量。
當然2009年政府推動房價的主要原因是為保GDP，而政府始終在依靠GDP拉動就業，但是事實上房地產真實拉動的就業率相當有限，以2009年房地產從業人員數量看，加之房地產業所謂的上下游產業鏈中所有直接產業，總從業人員不過5000萬，而房地產業自身的從業人員僅僅不足600萬。事實上當前全國的勞動力人口已在7.8億左右，更多的勞動力人口依舊集中在其它產業中，由此可見房地產拉動就業是一個天大的騙局，政府救市的真實目的就是為了GDP。
隨著2009年房地產的火爆，到10月份北京房價收入比已經超過27：1，截止到年底，深圳房價收入比超過15.7：1，上海房價收入比超過18：1，全國平均房價收入比中，城市居民房價收入比達到8.7：1，農民工房價收入比達到23：1，農民房價收入比超過29：1，高房價低收入的畸形產業結構已經非常突出，截止2009年10月，北京房價租金比達到1：500，部分地區租金比超過1：700，商品房價漲幅已經超過60%，上海、深圳的房價漲幅也超過GDP的5倍，而人均收入僅僅與GDP持平，百姓買房所需要付出的勞動價值越來越大，已經達到無法承受的極限，因此在租金比低于國際水平50%以上的情況下，京滬深三地的樓市也徹底失去了投資價值。
刨除京滬深三地看其它城市，從2009年70個大中城市房價數據看，其商品住宅價格真實漲幅均已超過50%，從2008年市場低迷時期各房地產專業研究機構的調查數據綜合分析看，在2008年房價低于當前房價50%時期，已經有超6成人買不起房，隨著房價每上漲10%會出現15%人群買不起房的比例看，房價至今已經達到頂點，除去目前20%富人外，多數大中城市中的普通收入人群均已買不起房，農民與農民工也只能望房興嘆。當然，受區域經濟與收入差異影響，房價較低的三四線城市除外。
最后看今后經濟發展方向，從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可見，城鎮化的發展趨勢已經成為重中之重，因此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也就是說將來有4.5億農業人口進城已經是必然趨勢，然而以當前城市資源配置結構看，除沿海與北京及省會城市外，其他城市資源配置都相對落后，人均收入也相對低下，因此人口向資源配置優勢強的地區移動已成必然，而這些城市當前的房價已經絕非城市化人群可以承受，在房地產市場化20年時間里，城市居民基本已經解決了居住問題，今后支撐房地產的只有這群或租或買的被城市化人群，可見受高房價低租金所影響，在當前房價過高下，樓市的支撐都已經徹底失去。
當然政府對房地產調整的能力早已收放自如，自從09年房地產業中投機過度引發房價暴漲將真實需求排擠到市場之外后，政府即以制定城中村改造與新城區建設的新方向，依靠投資與大拆大建來解決樓市成交量的做法已經開始實施，然而這樣的政策只能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除去加速建設經濟適用房與保障房系統外，政策中根本沒有顧及到夾心層與被城市化人群的居住需求，其中也包括此前數年積累下的幾千萬滯留在城市的畢業大學生，至此可見，真正對商品住房需求最大群體的住房問題，在政策中根本沒有解決。
最終從上述所有問題綜合分析看，這一輪房地產調控能否解決社會需求還很難說，當然，至今為止政策并未出盡，而從房地產市場真實需求情況看，今后政策的方向，是民生問題與政府問題的糾結，政策如何調控，政策調控的利弊，主要將在是否顧及民生中體現。
（因原文過長，中間數度刪減，更多數據及分析將在今后博文中逐漸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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