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明喆
（一）
一臺琴如果彈起來處處不和諧，是鋼琴本身的問題，還是彈琴的人的問題？自然是鋼琴本身的問題，是鋼琴跑弦了，需要調音。可是偏偏有人要說，鋼琴發出不和諧的聲音，不是鋼琴的音不準，而是彈琴的人有毛病——誠如在這個提倡“和諧”的社會里，有人一聽到“不和諧”的聲音，就認為這些發出“不和諧”聲音的人有心理疾病，心胸狹隘。
一個社會，就像一臺鋼琴，它和不和諧，不是由彈奏這臺大琴的人決定的，也是由這臺大琴本身決定的。一臺琴不準了，要想知道它哪個音不準，你就得彈出來，讓它發聲，你如果不彈出來，不讓它發聲，無聲的鋼琴，那叫和諧嗎？是的，不和諧的聲音不好聽，但是不和諧的聲音至少可以暴露問題，這比無聲要好，無聲的鋼琴擺在那里，看上去很氣派，實際上它就不能彈奏了，很多年不彈奏，不讓它發聲，不調音，它以后就徹底調不準了，就要報廢！
當然有些人也主張調音，但是他們在琴上隨意的彈，聽到哪個音不準，就調哪個音，我看了發笑，你這樣調是永遠調不準的。因為你既沒有調準標準音，也沒有調準平均律，也沒有調好所有的八度。
那么一臺琴應該怎么調？其實無論是鋼琴還是社會這臺大琴，調琴的步驟都一樣。
首先，你要調好國際標準音，這個標準音在鋼琴琴鍵上，叫a1，就是440赫茲。
在社會這臺大琴上，這個標準音就是民生。國家和地方的一切政策和法令，都要以民生為標準音去制定，去執行。
然后往下擴展8度，調好a音。
這個a音在社會大琴上，就是民主。老百姓要有說話的權力，最關鍵的是要老百姓有決策權，國家大政方針，由老百姓說了算。否則，比如說，百姓辛苦工作上交的血汗稅款都買了外國人不想還的外債，人民的看病錢、養老錢、讀書錢就這樣人間蒸發了。假如人民自己可以對自己的勞動成果進行分配，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再調平均律。
社會的平均律，就是民權——每個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只有平均律分好了，人人機會均等，各各利益均占，社會才有可能旋宮轉調，才適合演奏所有調的樂曲。調平均律時，哪個音分多了分少了，開始不覺得問題嚴重，越往高低音兩頭擴展，越出問題，搞不好要斷弦。
然后根據平均律確定的一組音，往下擴展8度，調好低音。
社會的低音就是國家的法制制度，低音好的琴，彈起來給人穩定的感覺。當然，這里又得往上說說平均律，法制制度就是要以公平公正的原則為依據。
調好低音后，再往上擴展8度，調好中音和高音，以及極高音。
中音是國家行政制度和行政機構，高音是國家文化教育體系，極高音是國家意識形態和宗教藝術。這里還是要講平均律，只有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才有合理的行政制度和行政機構；也只有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才有文化教育體系；也只有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才有有利于人民大眾的意識形態和服務于廣大階層的宗教和藝術。
最后調同度，把每個音的3根弦（低音是二弦和單弦）調純，也就是調得頻率完全一樣（極高音可以有一點不純，那樣聽起來，聲音不會太亮太脆太短促，而是悠揚綿長）。
把前面的工作都做好了，這之后，才到了逐一解決社會上問題的時候。在意識形態和宗教藝術的層面，就是要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太過單一，雖然聽上去很亮，但很脆，很短促，不會悠揚綿長。
現在一些大談和諧的人，他們主張發現哪個音不準就去調哪個音，這樣調出來的音，也許就那一個音的三根弦完全調純了，也就是那一個局部調好了，一個部門調好了，一個小問題解決了；也許這個音在一個調或幾個調里是非常準的，但在其它調里非常不準，這就是把一個階層，一部分人照顧好了——典型的只照顧一部分的利益。你以為這就和諧了嗎？按照這一部分這一階層人士的論調，那自然是再和諧不過了，可是在另一部分人看來，極不和諧。
和諧，不是一部分人用強權用武力用恐嚇用威懾對另一部分人進行壓制表現出來的沉默，也不是另一部分人用性格用信仰用自我麻痹用精神超脫對一部分人退讓妥協表現出來的惟命是從和誠惶誠恐。那些動輒“和諧”的人對我們說，你要敢于破壞和諧，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我們就要將你“和諧”掉！
一臺琴要和諧，是按部就班的調出來的；一個社會要和諧，也是如此。
（二）
有這樣幾位真正的共產黨好干部，他們是幾個信訪干部，他們認真對待群眾的每一次來訪和每一封信件，結果他們活活累死了！這樣的人，讓我欽佩不已！讓我想起我碰到的那種十幾年沒調過的琴，那些琴有的根本調不動了，可是你不光得調動，還得調準，調準了還跑弦，再調準再跑，你必須一次就要調很久，很久，然后下次還得去調。我有好幾次，手上調起了血泡。但是這琴跑弦是整體跑的，也沒有被外行的調琴師亂調過。而那幾位信訪干部所調的那臺“社會大琴”，那是一臺什么“琴”哦，到處都是“亂調”出來的，整臺琴二三十年就沒調過，且三十多年前，“律制”還被調亂了，三十多年前的這臺“琴”，是用“十二平均律律制”調出來的，三十多年后的這臺“琴”在那個轉折點上，被人用“純律”粗略地調過一次。
什么是鋼琴調音所用的純律？所謂純律，就是每個七聲音階都是完全準的，這只在弦樂器和管樂器這些依靠人的手指摁位移動和吹奏氣力力度可以靈活控制的條件下可以做到，但是假如用純律去調鋼琴，那么有一部分調是絕對準的，而另一部分調是絕對不準的，這種不準，憑一個音樂天賦很一般的人的耳朵就能輕松聽辨出來。巴赫時代的歐洲，用的就是純律調鋼琴，所以那時的鋼琴演奏會上，有很多曲子被演奏時，聽眾感覺某些音是絕對不準的，相差半度。
什么又是鋼琴調音用的十二平均律呢？所謂十二平均律，就是在純律的基礎上，對每一個調進行分律，使原來的純律并不那么準，從而使每個調聽起來都是相對來說比較準的（人耳通常是聽辨不出來的）。在中國，春秋時期的編鐘就可以很自如地旋宮轉調，如著名的曾侯乙編鐘，可以肯定地說，春秋時代的編鐘就是用十二平均律這一律制制造出來的，結果這個律制到明朝時很可能是失傳了，而明朝也要鑄造編鐘啊，于是明朝一個叫朱載堉的王子推演出了十二平均律這一律制，有了這一律制，編鐘的鑄造就有了一個根本的音準技術標準。朱載堉的十二平均律后來逐漸被傳到歐洲，被運用在鋼琴調音上。
現在再說信訪局長調的那臺被“調亂過律制”的“社會大琴”吧。那樣的一臺“琴”，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律制”呢？可能調亂這個“律制”的人想，雖然我要調成“純律”，但我還是得保留一點“十二平均律”的痕跡，這樣一來，這臺“鋼琴”上的“律制”，既不是“十二平均律”，也不是“純律”，這就是特色中國之特色所在了！在這樣一臺“律制”混亂的社會大琴上，政府官員們發現按照這個亂的“律制”，根本無法調準整臺琴，于是他們干脆來了個偷懶調琴師的懶辦法，他們裝出一副敬業的樣子，問那旁邊聽的人，說：“你聽聽，這個音準不準”，聽的人根據前面幾個音判斷，說“不準”，他們調一下，再彈這個音，再問，聽者一聽，說“準了”。其實這就是偷懶調琴師忽悠外行！哪里有這樣調法的！鋼琴的某個音的音準準不準，是以該琴上的國際標準音和平均律為音準基礎的，豈是以上下某幾個音的音準為準的？當然，這些官員也沒有辦法，他們若要求上面領導改回到“十二平均律”，上面領導可能會批評他們“左”，他們若要求完全調出“純律”，即便上面同意了（上面很可能會同意），下面的老百姓很可能又會罵他們“右”，所以他們干脆不去想“律制”這個問題，這就導致后來流行“不要問姓資姓社”的觀點，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發展生產，這解決的就是局部問題，就是只調鋼琴局部的音準！結果，在這臺社會大琴上，官員張三走過來不問律制地瞎調幾下，走了，官員李四走過來瞎掰幾下，也走了。他們根本不可能也無法按部就班地來調！
對于中央高層來說，也不問采取什么“律制”“調琴”，這說的就是他們制定國家大政方針的根本依據了，他們也是概念模糊的，他們在“律制”不確定的中間那一組“基準音”上往上下方向調八度，結果調出的八度雖然準的，但是整臺琴演奏起來總是很糟糕，偶爾很準，偶爾很不準！而對于基層干部而言，采取什么律制亦即國家在根本上采取何種制度，怎樣調八度亦即國家各項大政方針的出臺，都與他們無干，他么所要做的是配合中央的方針政策搞好當地的工作，他們所做的，相當于調好鋼琴每個音的同度，也就是把每個音的三根弦的音高調得完全一樣。但是中央的“律制”也是含糊不清的，這“律制”一下偏向“十二平均律”一點，一下又偏向“純律”一點，以致每一屆政府所做出的決策就可能有較大的變動，這就好比鋼琴上的八度也總在變來變去，結果基層官員們累得要死，換來卻可能是老百姓的怨聲載道！長期這樣，基層官員的積極性就被打消了，他們甚至認為有時候做事反而成了瞎折騰，不做事反而還僥幸好一點！所以說，中央對地方失控，根本原因也在于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模棱兩可！當今中國的社會狀況較為混亂，誠如那不按律制不守章法亂調出來的鋼琴啊！
毛澤東時代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就好比可以自如的旋宮轉調的十二平均律；而后三十年改革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這導致原來的“十二平均律”傾向于只有一部分調完全準，而另一部分調完全不準的“純律”。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有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就好比鋼琴調律律制中的純律，一部分人覺得國家政策很適合他們，而另一部分人則感覺國家政策是對他們的專政，完全不適合他們。一如賣淫可以合法化，資產階級認為符合人性，而無產階級認為賣淫合法化是恥辱一樣！一如人大代表用錢買，資產階級認為很合理，而無產階級認為用錢買來的人大代筆只為他本階級階層的利益說話，而絕不可能成為人民群眾的代言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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