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為學超乎一般，且在歷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優秀人物，往往被后人稱之為大師，并且敬仰有加。二十世紀初，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為救亡圖存而引進西學、改造教育的蔡元培先生；抨擊時弊，喚醒民眾，開一代文風的魯迅先生、胡適先生；以革命性的理論，破舊立新，推動社會變革的陳獨秀先生、李大釗先生都堪稱這樣的文化大師、學術典范，且個人品質、對國家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及獻身精神，均近于完美、無可挑剔。因此，近百年來，一代代的后人學子，莫不以其為精神導師，人格榜樣，學習范本，而加以推崇、研究、繼承并發揚光大。
但是，在中華民族悲慘的近代歷史背景下，在救亡圖存的危急關頭，作為后人我們可能永遠都無法真實的體驗他們憂心如焚的急迫心情。他們不約而同的從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在文化領域掀起了一場破釜沉舟完全徹底的文化革命，以求從根本上改變萎靡不振的舊習，把新鮮的血液盡快的注入民族的肌體，以挽救危在旦夕的中華民族。其動機無可置疑，其作用也已經被歷史所證明，其功績也被后人所肯定。
但是，先賢大師們在民族生死存亡危難的催迫下，在那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受到各種不利因素的局限和制約也是在所難免的，所以歷史性的注定了他們根本不可能從從容容地為我們建立一套完美無缺的教育體系和文化體系。作為后人我們也沒有資格要求他們那樣做，因此，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今天，對前輩先賢們的精神遺產和文化遺產進行客觀理性的研究整理，以使其更加完備更加健康，是我們后人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以便使前輩們建立的教育文化體系能夠為我們今天及未來的發展進步提供更加有力的文化支撐。
但是，現實卻呈現出另外一種態勢，教育已經被改造為一種牟利的手段，大師們建立的活的學說被當成了冰冷的武器，充滿靈性的思想被僵化成一個個神仙的牌位，這難道是他們所希望的嗎？他們以畢生之力苦心經營所要達到的難道就是這樣的結果嗎？
不是！一定不是！我推想，當私淑他們的摩羅，拿起檢驗的放大鏡，審視他們的學術體系的時候，當摩羅指出存在于他們文化體系中缺陷的時候，當摩羅提出修正改進他們的體系的時候，我想盡管摩羅的思想未必成熟，方法也未必得當，漏洞粗糙之處也在所難免，但是他們不會感到一絲的不快，相反，他們會感到無比的欣慰，因為他們永遠是活的大師，而不是死的靈牌，他們一定希望，他們苦心建立的學說是一股清流，而非一潭死水。如果讓他們指定一位傳承衣缽的弟子，我想他們也許會選定摩羅，因為他們是真正的大師。具有自我揚棄推陳出新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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