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一個新時期法律維權樣本

聆聽法制進程的鏗鏘足音

時代周報記者  宋陽標2010-02-04 01:11:48    第64期

新中國60年的法制建設歷史，將中國老百姓以進法庭為恥徹底改變為理直氣壯地進法庭維護自己的權益，這種民族心理的變化，將幾千年來，中國民眾對威權的恐懼，逐步消弭，是中國邁入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轉折。
2010年2月2日上午，曹小姐站在北京市朝陽區勞動仲裁委員會的仲裁庭內，要求她的老東家，一家知名的權威政論期刊，按勞動法賠償她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經濟損失。

起訴老東家，而且是具有很大權威性的東家，要求補償自己的損失，這種事在當今已成為見怪不怪的現象，而在20多年前，這種事情還是很罕見的，那時候，不管是誰，只要進了法院，總有些不光彩的感覺，由此再上溯到1949年以前，在很多地方，普通民眾，只要進法庭，不管是誰有理，統統先挨上幾十大板再問是非。

解放前

律師即訟棍

據新中國第一批律師之一，曾任職于“長沙市法律顧問處”，1979年湖南省恢復律師制度后的第一位律師，78歲的長沙老人易延禮回憶，新中國成立專門的法律機構前，中國沒有律師制度，老百姓打官司時找不到懂法的辯護人，就要自己為自己辯護，假如受害人不懂法，口才又不如被告人，辯護時，有理的也會被說成沒理的，官司就有可能打不贏，這種法律制度當然很不健全。

易延禮說，古時候，中國有“狀師”之類的人，但不能說有完整的律師制度。解放前，國民政府審案子時有律師，當時被稱為“訴棍”，現在俗稱的“訴棍”是指那些只管牟利，打官司卻不負責的律師。國民政府時期，律師主要看誰給的錢多，錢多的一方就能贏，老百姓打官司很貴，還不一定能打贏，所以很多老百姓不敢去打官司。

電視連續劇《蒼天》對解放前的打官司有過形象的敘述。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馬錫五在延安時期接收了一個地方的國民黨法庭，那時候，去打官司的，都要先挨打，在一塊大石頭上跪著反省或聽法官講話，因為法官認定打官司的都是刁民，馬錫五對此深惡痛絕，他帶領鄉親們燒掉舊法庭的刑具，砸掉跪石，宣告與舊的司法制度決裂，群眾拍手稱快。

新中國初期

打官司不收律師費

新中國建立以后，堅決廢除國民黨舊法統，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徹底摧毀了國民黨政府的舊法統，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清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體制。毛澤東同志曾說，這部憲法，“使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正確的道路可走。”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新中國在短短兩三年時間里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同時抓緊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構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

從1949年到1957年，新中國建立了10個全國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畢業生達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輪訓了10多萬名司法干部。同時，各法學學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發表了很多著作和論文，一些法學刊物紛紛創刊。這些成就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包括改革開放以后法學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復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礎。

易延禮回憶，1954年《憲法》出臺，我國開始嘗試建立辯護制度。全國學習蘇聯模式，成立了很多“法律顧問處”。長沙市法律顧問處是在1956年初成立的，當時也是湖南省第一個法律顧問處。一共10多個人，易延禮就是其中一個，進顧問處之前是上大垅派出所的所長，才24歲，當時全省沒有多少法律人才，只能把易延禮這些還算懂法的人都拉過來。這些律師大部分來自法院或者公安局，也有從大學里直接招聘進來的高材生，學歷普遍挺高。

易延禮接手的第一個案子，是一位父親涉嫌虐待女兒，檢察院要以虐待罪起訴他。易延禮為這個父親辯護，通過調查和研究卷宗，他認為不能構成虐待罪，只是父親對女兒的教育不當，采取了粗暴的手段，有時有打罵行為。經過多次辯論，審判長聽取了易延禮的意見，宣判這個父親無罪，放他們回去了。

第一部憲法頒布以后，大概在1956年到1958年之間，當時老百姓打官司，律師是不向他們收費的，律師為誰辯護，由法院直接委派，所以律師辯護時很公正，只對法律負責。

新中國成立初期，成文的法律很少。沒有法律依據怎么打官司？當時國家政策、條例、通告等文件很多，所以判案依據主要是這些政策條例，比如《中央反革命條例》、“三反五反”等相關政策。

易延禮回憶起自己曾經辯護過的一個案子，解放初，湖南出現過一個“農民黨”，私立黨派，在當時是很嚴重的反革命罪，反革命罪一般都是判處死刑。后來易延禮調查得知，其實，這個“農民黨”就五六個農民常在一起開開會而已，他們沒有很明顯的推翻政府的綱領，經過辯護，還是宣判了反革命罪，但不構成死刑，判無期徒刑。還有湖南大學一群學生鬧事的案件，也是帶有“反革命”傾向的，都是易延禮他們接手的。 

第一批律師周光輝老人還記得1956年時，《衡陽日報》一名編輯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從事過參謀工作，被起訴為反革命分子。接到案子后，28歲的律師曲尚志認真研究資料，認為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共同對外，不能定性為“反革命”，經過他的辯護，被告得以成功平反。

易延禮回憶起長沙市法律顧問處的命運時說，這個顧問處原本運轉得還算好，接了很多案子，平時也搞一些普法的活動，但因為政治原因，法律顧問處只存在了2年。1958年，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匆匆建立起來的法律顧問處，又很快撤銷了。

改革開放后

法治十六字方針的確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現行《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試行)》、《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相繼出臺。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頒布了三資企業法等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重建檢察機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級人民法院進行了恢復整頓，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隨著行政管理領域單行法律、行政法規相繼出臺，工商、稅務、土地、衛生等行政執法機構恢復運轉。同時，律師、公證等法律服務機構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級各類法律機構基本得以恢復和建立，全國法律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

易延禮回憶，到1979年下半年，修改后的《憲法》頒布，國家決定恢復律師制度和辯護制度。湖南開了一次“三長”會議，即法院院長、公安局長、檢察院檢察長。當時有個公開的審判大會，要求有辯護律師參加，案情是一個搬運工人對廠長不滿意，用刀背把廠長的后腦勺砍傷了。案子比較普通，但這是辯護制度中斷20多年后，湖南省第一個有律師參加的案子。

但湖南省基本沒有律師了，省里就把易延禮叫去。易延禮覺得故意傷害罪是構成的，但領導的工作方式不當，才引起搬運工不滿，而且搬運工只是想解解氣，加上傷者傷勢不重，可以從輕判決。最后審判長聽取了他的意見，判了搬運工人3年有期徒刑，緩刑3年執行。

易延禮說，這次審判，也標志著湖南的律師制度重新恢復了，上面要求他重新組建法律顧問處，到1979年底，顧問處重新掛牌。

71歲的長沙市民唐國青回憶，在1981年冬天，他弟弟為了60多塊錢和別人打官司，他們一家從來沒有上過法庭，不知道官司是怎么打的。弟弟問他：“應該怎么稱呼那些判官？”其實唐國青也不知道，就告訴他：“看戲的時候，老百姓都下跪，把判官叫做老爺，估計現在也是這樣吧。”打官司前，法院說有個律師會幫我們辯護，唐國青的弟弟看到律師后，緊張得喊了好幾聲“老爺”。

后來律師幫他們打贏了官司，告訴他們：“現在沒有老爺了，我們是律師。”

到1982年左右，“長沙市法律顧問處”慢慢改為“律師事務所”。

新時期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確定

1996年，江澤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下來，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治國理政模式的根本轉變，意義重大而深遠。

1997年，易延禮為原中共湖南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黨委書記、公司董事會董事長兼總經理張德元等受賄、窩藏贓物一案做辯護。不過，最終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人張德元、張曉丹、鄒建萍的部分上訴，維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1997年7月10日（1996）長中刑初字第261號刑事判決中以受賄罪分別判處上訴人張德元死刑。

在這個時期，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十六大以來

維護公民合法財產權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科學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

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這個時期基本形成。

《物權法》的頒布是這一時期法治建設的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篇章，成為我國對公民財產首次作出法律意義上的明確所有權歸屬的專門法律。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主任曹康泰指出，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法治建設，凝聚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智慧和不懈探索實踐的心血。其間雖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權威得到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全面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新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高尚，一個新時期法律維權樣本
時代周報記者  宋陽標2010-02-04 01:14:44    第64期

2010年年初，40多歲的高尚拿著兩份刑事判決書，指著其中一份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憤憤不平地告訴記者：“我真的不知道這公道在哪里能找到，政府和司法部門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真的很無助。”但是，對于高尚來說，他的最重要的信念在于他對法治的信任，即使經過這么多年的程序，他始終未動搖過法治的信念，沒有一次動起上訪的念頭。高尚說：“我相信法治最終戰勝腐敗，法治程序的正義也能夠得到最終伸張。”
高尚的信念來自于這幾十年的法律普及教育，他不但自己研究法律文書，他還說，如果自己的損失追回，他將出資設立一個獎學金，獎勵那些對國家法治建設作出貢獻的人。

史上最牛判決書

高尚手里拿著兩份判決書：一份是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宣告高尚無罪；一份是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改判高尚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高尚說：“兩份判決雖然一份判我有罪，一份判我無罪，但都是折中的結果。”

高尚的判決書曾被最高檢所屬《方圓法治》雜志報道為“史上最牛判決書”。

“淮北中院的判決非常荒唐。”高尚的律師陳令明告訴記者，“28頁的判決書，自己的東西只有一頁多一點，其余全是一審的內容。淮北中院說一審錯了，但怎么錯的，錯在哪里，一點都不說，就直接下判，這個判決太霸道了。”

高尚說，他的厄運都是從一塊1.7萬平方米的土地開始的。

2004年時，他在朋友名下有一塊土地，當時市容局局長呂劍想拿來給職工建房子，高尚就讓朋友給了一份授權書。由于市容局不能集資建房，就讓高尚同一家開發公司簽訂了聯合開發協議，然后再由市容局跟開發商簽訂集體購房協議（實為出資建房協議）。兩份協議形成后，市容局委托環衛處工會負責集資。集資剛開始，市紀委就介入調查，后來，市紀委又給司法機關出具證明說沒介入此事。高尚說：“本來我把地給市容局用，是因為局長呂劍是老山前線的英雄，蓋房子受益的又是我們單位的職工，所以我就幫了他，現在看來，我對社會，對人的認識太理想化了。”

高尚認為，呂劍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想建“市容小區”，而是以此為幌子，意圖侵吞他這塊土地。呂劍通過向職工集資，然后通過三方兩份協議，把集資款以支付土地款的形式交付給高尚，換取土地使用權。按照2004年3月8日發布的《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環衛處的這種集資建房屬于禁止之列，也就是說，環衛處的集資建房違規了，環衛處“撞到槍口上了”。

因為有人舉報到省里，有關部門開始調查。“集資款也沒有管理好，集資建房出事后，安徽省國土資源廳讓我們查這塊地的來龍去脈。”1年4個月以后，高尚所持土地被國土局偷偷拍賣，而國土局并未履行合法手續。國土局相關負責人向記者承認，只是給高尚發過一個擬收回的通知，并未有正式文件。

預謀的侵害

高尚的律師陳令明拿著一份2005年4月20日的問訊筆錄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市容局是5月18日報的案，傳訊高尚是5月19日，那么4月20日的問訊筆錄是怎么來的呢？5月13日的提請批準逮捕書又是怎么來的呢？

時代周報記者看到，該提請批準逮捕書上面清楚地寫著“犯罪嫌疑人高尚供認不諱”。高尚說：“公安機關在訊問我時，我依照事實和法律逐條反駁公安機關的指控，并明確告誡公安機關的辦案人員不要插手經濟糾紛。公安機關辦案人員告訴我，他也知道我無罪。但辦案警察說，這是領導安排的，他們沒有辦法。”

高尚說，公安部明令公安機關不準插手經濟糾紛，但是公安機關的辦案人員可以把收集的證據事實隱瞞變通使用，2004年3月12日環衛處總支委會議記錄是公安機關2005年7月13日“收集”的，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時間是7月15日，卷宗事實說明，在這個偽證出來前，連公安機關的謊言都無法自圓其說，那么，公安機關之前的案子是怎么辦的呢？檢察機關的批準逮捕又是怎么出來的呢？

中院的做法違背法律

對于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有罪”判決，高尚說，他曾經找過院長戚懷民，“只要你能從卷宗里找到一絲一毫的犯罪事實，我永遠不再找你”，戚院長的回答是，研究時他不在家。

相山區人民法院依照證據在判決書中聲稱：“高尚與市容局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互不存在隸屬關系。”

高尚認為：“按此說法本案就是民事法律關系，不屬刑法調整范疇，相山區法院就不該用四個犯罪構成要件來套，四個犯罪要件均不成立，就應當是無罪證據確實充分。但是，相山區法院釋放我的理由是證據不足宣告無罪。相山區法院的折中判決偏向了正義。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另查明’的方式改判我‘有’罪，但是沒有任何事實證據，公訴人當庭也證明沒有任何新事實，新證據。實際上，中院也是搞折中，合議庭一位法官告訴我，他們評議一致認為無罪，都是上面領導的事。中院判我挪用360萬，這么大的數字判3緩5，還讓我們局保留我的工作，顯然中院的這次判決還是折中，只不過這次折中偏向了權力。”

高尚說：“我兩次申訴到省高級人民法院，第一次，省高法把卷退回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做好我的息訴安撫工作，中院駁回了我的申訴；第二次，省高法又把卷退回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中院‘復查報果’，而中院再次駁回了我的申訴。高尚律師陳令明說，省高法的兩次退卷到中院的做法都是違背最高法的再審規定的。”

時代周報記者曾數次聯系淮北市政法系統相關部門詢問該案情況，但是均被推諉，被指定接待記者的該市的外宣部門一位女性領導，在給記者倒好茶水以后，就干自己的事情去了，其他部門均無人回應。

淮北市相山區檢察院一位檢察官透露：“高尚無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觀點，我們院里的同志都是這么看的。連市檢察院分管領導也是同意我們的意見的。但是，市委分管領導明確表態，無罪也要起訴，我們又能怎么辦？”

高尚相信，他的案子遲早都會解決，但是，如果不從制度上解決責任人缺失的問題，即使他的問題解決了，那么還會出現李尚、王尚甚至姜尚的問題。

高尚說，最高法2009年12月23日關于接受媒體監督的規定是個好辦法，但不能根本解決問題。高尚說，他建議在憲法里明確規定中國走共產黨監國與人民當家作主相結合的道路，在紀委設立特別檢察廳，在政法委設立特別法庭接受公民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瀆職侵權的控告，實行異地受理、處理制，把共產黨的領導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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