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一．從動機而言，是為了“振興中華”，是為了民族的生存與發展！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毛澤東實踐革命，是為了救國救民、振興中華，這是沒有疑義的！從他青年時期的詩文作品中，更可印證：
1915年5月，毛澤東在《悼友人易詠畦》挽聯中說：“胡虜多反覆，千里度龍山，腥穢待湔，獨令我來何濟世？”
191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挽易昌陶君》五古中說：“我懷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
及1937年4月5日的《祭黃帝陵文》，毛澤東就更加坦率言志了：“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最后毛澤東說：“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
從“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這十六個字，就可以看到毛澤東后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確是在實踐著自己的平生志向、兌現著自己的祭陵誓言。1976年6月15日，毛澤東同華國鋒等人進行重要談話。他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在毛澤東眼里，發動文化大革命與實踐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革命，是完全相提并論的！
毛澤東用來指導文化大革命的“四個存在”理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毛澤東并且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什么叫“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能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是為了“振興中華”、不是為了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嗎？
二．從目的而言，是為了埋葬幾千年來的吃人傳統！
毛澤東要在六十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因為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而且此前幾年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故只有采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
為何毛澤東對修正主義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意識形態如此深惡痛絕？這從毛澤東在1919年7月21日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可見一斑。毛澤東說：“（九）之自由討論學術，很合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人類最可寶貴，最堪自樂的一點，即在于此。學術的研究，最忌演繹式的獨斷態度。中國什么“師嚴而后道尊”，“師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在學術方面是“道統”、“宗派”、“思想界的強權”，在政治方面就是“修正主義”、“走資派”、“當權派”了！這一點在《紅衛兵戰歌》中說得很明白：“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學術的“宗派”強權，政府的“黑幫”官僚，不都正是奴役了中華民族二千年的元兇魁惡嗎？
三．從方式而言，是要在運動中殲滅反動勢力、培植民族元氣！
毛澤東在1917年4月1日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提出了“天地蓋惟有動而已”的哲學思想：“人者，動物也，則動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動物也，則動必有道。然何貴乎此動邪？何貴乎此有道之動邪？動以營生也，此淺言之也；動以衛國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義。動也者，蓋養乎吾生，樂乎吾心而已。朱子主敬，陸子主靜。靜，靜也；敬，非動也，亦靜而已。老子曰“無動為大”，釋氏務求寂靜，靜坐之法，為朱陸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靜坐法，自詡其法之神，而鄙運動者之自損其體。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見，天地蓋惟有動而已。”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親自宣傳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號稱“大民主”。在憲法中，曾有這樣的條文：“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
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澤東“天地蓋惟有動而已”的哲學思想的實踐！
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還說：“動之屬于人類而有規則之可言者，曰體育。前既言之，體育之效則強筋骨也。”
毛澤東正是要利用群眾的政治運動來強民族的“筋骨”！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致信江青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認為，文革是“一個普遍解放的時刻”，是反官僚化和等級化的產物，是平民的“黃金十年”。其實，這正是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的這個哲學思想的實踐：
“故生而強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誘我以至于強，未可知也。”
四．從更深習意義來理解四大，就是為了振興中華、為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而選賢與能！
毛澤東在1919年7月21日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就說：
“尚望于“研究”的精神之后，繼之以“批評”的精神。現代學術的發展，大半為個人的獨到所創獲。最重〔要〕的是“我”是“個性”和中國的習慣，非死人不加議論，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論，恰成一反比例。
“我們當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動。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燈之向外掃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顧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罷。
“老先生最不喜歡的是狂妄。豈知道古今真確的學理，偉大的事業，都系一些被人加著狂妄名號的狂妄人所發明創造來的。我們住在這繁復的社會，詭詐的世界，沒有批評的精神，就容易會做他人的奴隸。某君謂中國人大半是奴隸，這話殊覺不錯。”
這里說的雖然是學術，但毛澤東在政治方面強調“不破不立，大破大立”，道理不也是一樣嗎？縱觀毛澤東的一生，與魯迅先生一樣，都是最勇敢的反封建戰士，是幾千年來吃人傳統的批判者、反抗者與埋葬者！
所謂接班人的問題，歸根究底就是“選賢與能”的問題：選出學術的賢能、革命的賢能、民族的賢能！五四運動要“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打倒孔家店”，其偉大的意義之一，就是為“選賢與能”掃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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