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國的失業問題相當嚴重。從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和失業率的數字來看，近年來我國的城鎮公開失業狀況正逐漸惡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1992年為2.3％，1993年為2.6％，1994年為2.8％，1995和1996年分別為2.9％、3.0％，失業人數也從1992年的363.9萬上升到1996年的552.8萬，1997年的失業率更是達到3.1％，呈明顯上升趨勢。到了2009年，城鎮登記失業率4.3%，而在2008年為4.2%， 2007年是4.0%。
改革開放以來，一面是是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年年加快，但另一面為什么失業問題如此嚴峻呢？顯然，勞動力市場供求總量矛盾是形成我國當前嚴峻就業問題的背景和前提。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二是年年擴召的大學生中，93.8％的農村籍大學生把城市作為首選。二者相加，最終形成民我國當前大量農村勞動力入城務工和城鎮大量下崗職工并存；大量下崗職工不能實現再就業和許多部門發展不足并存。表現在數字上，自然就是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失業人數的逐年上升。
據1月26日經濟參考報報道，近年來，流動人口過度集中在大城市的問題非常突出，不少城市已感到不堪重負。以土地面積只有1952.8平方公里的深圳為例，建市不到三十年，實有人口已從幾十萬迅速增長到1200多萬(其中流動人口占85%)，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國第一。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成為制約深圳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的突出“瓶頸”。北京外來人口也在迅速增加,現已突破1000萬，加上本地人口，總人口達到2200萬，已大大突破了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01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為1600萬左右的目標。”廣州全市流動人員已接近600萬，幾乎與戶籍人口773.48萬人相當。
大城市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讓前些年一心想著“打工”、“掙錢”，然后拿回家過日子的心態有了新變化，現今許多流動人口已不愿頻繁流動，而是追求與發達地區的文化融合。且越來越多的人注重家庭團聚，正從以前男勞力“獨闖”，逐漸演變成夫妻同時外出務工以及攜子女外出的“家庭化”趨勢。為此，部分流動人口開始購房安家，成為城市中事實上的“移民”。上海市近些年流動人口中，大約有10%左右的人口會在城市逐步沉淀下來，穩定居住在城市中。
非大城市不去，就業自然愈來愈難;非白領崗位不就，通道自然越來越擠。大規模、無限制的農村勞動力、大學畢業生的流入，構成了對城市居民就業的沖擊，加重了城市就業矛盾。且使這些城市土地、環境、水資源難以承受，社會穩定壓力極大。已逐步成為我國城市管理與發展的新課題甚至新難題，如處置不當，甚至可能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激發點。
加之近年來各地按公安部要求都在進行戶籍制度改革，那種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最后障礙也變得越來越弱。城市政府面臨兩難的選擇：嚴格控制進城務工人員，既不符合中央精神，也勢必提高城市勞動力成本，使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和服務業失去競爭的優勢。但是，如果任其發展，似乎也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對于農民而言，城里有活能到城里去，沒有活，家里還有一塊地，既進得了城，也回得了鄉。而對于大量城鎮居民來說，沒了工作卻只能“閑著”，他們真的能“閑得住”嗎？顯然，作為執政者應對此有透徹的了解和掌握，及早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無序流動，以減緩同時出現的經濟高增長與高失業率并存、大量國有企業職工下崗與大量農民工進城就業的特有矛盾的爆發。
山東省陽信縣國土資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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