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類是社會資源的管理者。這類人的謀利手段往往就是直接收受賄賂和貪污挪用公款。或者親屬朋友依靠這些人手中無形而巨大的權利，產生很多附屬利益。
這一類人實在是有點石成金之能，一張條子使人立馬成數百萬巨富的現象并不罕見。廣西，貴州，云南，四川，河北，湖北，湖南，東北等等，哪個省沒有省部級的官員落馬？公雞版圖上還有凈土？上梁不正，下量不歪都難！東北某市曾經有一案，因為涉及400余位處級以上的官員。中央不得不規定，在此案中行賄10萬以下的，自首即可免責。400多位處級官員全部開排，該地區行政系統將癱瘓。
第二類人是少部分國有企業的負責人。這些國有企業的負責入侵吞國有資產，最后被繩之以法的只是其中極少數，大多數都成為或明或暗的當代富翁。根據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統計資料、抽樣調查和典型案例進行初步分析，在十余年內，中國平均每年流失、損失的國有資產達500多億元，每天流失國有資產達1．3億元以上。至于這些損失的國有資產中有多少是被這些企業負責人鯨吞的，是一筆永遠也無法算清的糊涂賬。據中國一份官方調查報告指出，占居民家庭總戶數7％的富裕、富豪型家庭中，包括部分企事業單位領導人、部分股份制企業負責人、部分承包租賃者以及少數以權謀私者。從中國目前的工資制度來看，這些人的財產來源大多處于一種可疑的灰色狀態之中。
第三類人是有能力將這種權力變換為金錢的中介者。他們和社會資源管理者中的腐敗者是種共生共榮的關系。這類人的構成相當復雜，既有退休官員和現任官員的親屬，也有很多來自社會下層的人。前者靠關系，而后者則屬于“能人”。一般來說，這些人都具有手頭活絡，眼光靈活，善于為自己編織關系網的能力。而那些掌握管理權力的人，也需要有人配合才能將手中的權力變為金錢。這就出現了人們戲稱“官員傍大款”的現象。比如房地產，地皮的審批，到拆遷到最后建成成品房。在這個過程中到底有多少交易？房地產上，一個小小的包工頭都牛逼到爆炸。最終的結果是普通人窮盡一生的積蓄而蝸居一地。社會資源迅速向少數人靠攏。
第四類人是從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脫穎而出的經營者和供銷人員，以及那些民營企業家、包工頭、部分私營企業主。屬于前一種情況的人往往在國有（或集體）企業中積聚了多年的生產經營和市場經驗，多為企業中的骨干。他們善于把利用工作之便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變為自己致富的資本。由于他們的“能耐”來自于職務的便利和權力，所以還有一些人采取一種更聰明和更隱蔽的方式，自己并不直接“下海”，而讓其親屬子女出面經商，全部供銷渠道卻是由本人提供，可算是在舊體制和市場經濟這兩頭都占盡風光。但這種行為最多只能說他們長袖善舞，很難歸之于“違法”一類。屬于后一種情況的人則頭腦靈活，善于把握時機，自力更生，創業致富。這類人構成了中國今天說的“民營企業家”階層（包括鄉鎮企業家在內）。由于中國目前處于“模擬市場經濟體制”階段，不少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主要由政府配置，這些民營企業在爭取資源以及市場推銷中并不排除通過關系網進行種種“尋租”活動，如傭金、回扣、中介費之類。
第五類人由于因緣際會，成為這一時代先富起來的那一批人。如體育明星、名畫家、著名演員、名作家、證券經營中獲高利者，以及少量各種各樣在改革中“搭上車”的人，如深圳特區那些困土地致富的當地農民。但是這些人從量上來說，并不構成今天富裕階層中的主體，他們積聚財富的方式，也并不是中國當代原始積累的典型形態和主流方式。
以上種種，導致不少年輕人將他們奉為偶像。在他們的影響下，“勤勞致富”早已成為一種過時的思想觀念。從而導致社會整體是非感下降，整體道德觀沒落。出現了“無官不貪污”，甚至“不貪如何為官”的非正常觀念。 社會主義，社會就是這個社會，主意還是要你自己拿！老百姓甚至認為，你做官貪污可以，只要做事，讓我們能夠過得下去。多么樸素，多么可悲的要求！
認識一個教授級中青年前輩。碩士生導師。手術做得很漂亮。耿直實干。在談論及一臺顯微鏡購買時，他說人，你要拿“回扣”可以，但要讓鏡子好用。這樣一個知識分子，是非感如此！
從上面的歸納，可以看出來，富裕的途徑還是社會資源的管理者來得直接，來得便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過是讓官員先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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