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實驗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示
曹久強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一些人看來并不陌生，因為他們認為早在中國之前，就有一個國家實行過。這個國家就是前南斯拉夫，現在這個國家已不復存在，他在東歐劇變中解體了。于是，在很多人看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驗以失敗告終了，甚至很多人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我認為這樣判定為時尚早。
首先，市場經濟只是資源配置方式，并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這個觀點鄧小平早就說過，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確實建立在公有制企業自治的基礎上，依靠市場的價格機制來運行。這個模式就是公有制企業自主決定自己生產商品的價格，然后在市場上出售獲得收入，并把收入在工人自治下民主決定工人的分配。從這點上來說，這確實是有市場，依靠價格機制來分配。現在的問題是，有市場，依靠價格機制分配的就是市場經濟嗎？我認為不能這樣說，因為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有市場，在市場上也有價格，依靠價格機制來運作，但是，他們都不是市場經濟，只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高級發展階段。對于南斯拉夫來說，打敗法西斯后建立的南斯拉夫也是直接脫胎于封建社會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在此背景下，一開始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可以說是商品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在南斯拉夫學習蘇聯體制進行工業化后，在建立了一定工業基礎的時候，在此推行不同于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時候，這才可以說是市場經濟。但是，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南斯拉夫市場經濟并不是經過長時間發展，很成熟，很完善的市場經濟，而是非常初級、很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比如，市場經濟的金融市場、以及公有制下的資源等要素市場并沒有得到建立并完善。相反，整個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運行中，社會主義金融市場是非常單一的。這一點與現在中國很不相同。目前中國在借鑒資本主義金融機制的情況下，吸取了資本主義金融運作的優點，中國社會主義金融市場相對于南斯拉夫來說就更加豐富。這一點從中國的股票市場、期貨市場以及金融債券市場都可以看出來。于是可以說，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遠沒有發展完善，成熟，而是非常初級、原始的市場經濟。由此一定要說南斯拉夫市場經濟的失敗，也是一個非常初級原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失敗。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與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不可同日而語。
同時，馬克思也說過，社會主義要吸收全人類以往社會的一切優點，包括資本主義的優點，要拋棄以往一切社會的缺點包括資本主義的缺點。在這一點上，南斯拉夫做的不夠，至少沒有很好的學習、繼承資本主義的優點，特別是金融領域。
因此，從這點上來說，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的失敗不能代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失敗。
其次，南斯拉夫的最大悲劇在于國家解體。造成這種國家解體的最大根源并不在于經濟上，而是在于政治上。因為南斯拉夫誤解了馬克思的國家學說。雖然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在資本主義滅亡之后，國家最終將消亡。但是，當時的南斯拉夫所處的歷史來看，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尚未消滅，還處于強勢地位。資本主義只是是在南斯拉夫的國內消滅了。由此，馬克思、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滅亡之后，到底是國內資本主義滅亡之后，還是世界資本主義都滅亡之后，這些都是有爭議的。而執掌政權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則認為，如果國家不是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完成之時就開始消亡，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蛻化為“國家社會主義”或“國家官僚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會脫離全體人民，形成“官僚特權階層”所操縱的國家壟斷。可見，南斯拉夫抱著國內過渡完成之后就立即消滅國家是對于馬克思、列寧的誤解。事實上，國家消亡必須在資本主義從世界消失之后，社會主義發展成熟到共產主義社會之后，國家才能消亡。于是，正是南斯拉夫過早提倡國家消亡，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特別是國家在于宏觀經濟計劃與協調下名存實亡，國家進入無計劃、無政府狀態。在此背景下，導致了各個加盟共和國爭奪地方利益，盲目擴大生產，亂上項目，同時，也造成社會物價缺乏國家調控，通貨膨脹嚴重，工人失業率上升，最終地方矛盾激化，各自獨立瓦解的后果。這種國家過早的消亡理念，導致了國家放縱地方爭奪地方利益，從而國內缺乏整體經濟觀念，也由此激化了地方民族矛盾。可見，南斯拉夫的解體的最終根源在于過早實行國家消亡，自動削減中央政府的職權，導致了地方小集團爭奪與分裂。
在中國，我們從來就是中央集權的國家。現實中，我們的中央政府并沒有放棄對于整體國家的強力調控與協調地方利益分配。這就是我們在面對地方利益沖突的時候，中央始終強調從全局利益和全局高度看問題，從而有效的化解地方小集團利益的做法。這也是我們能夠經受住1989年政治風波的原因。
至于國家存在，就會存在官僚這是對的。但是，國家存在并不必然存在“官僚特權階層”。因為“官僚特權階層”其實就是剝削階級的變種。只要社會主義國家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依靠政治民主是可以避免“官僚特權階層”的。而不是在國家不應該消滅，世界階級對立依然存在的情況下，試圖過早消滅國家來消滅“官僚特權階層”。可見，從政治上講，南斯拉夫的國家觀念是極為錯誤的，也是對于馬克思、列寧國家學說的誤解。這就是南斯拉夫解體的深層次根源。
再次，南斯拉夫基于他們的國家學說的工人自治也存在很多問題。一、公有制企業實現企業自治之后，不允許企業分流工人是不應該的。由于公有制企業不存在雇傭，也就沒有解雇這一說。但是，工人分流還是可以。對于企業多余的工人，企業可以以在企業民主決定的情況下決定分流人員，實現工人的自由流動。這一點，南斯拉夫企業沒有做到。既然工人不能分流，企業只進不出，也就加重企業發展的困難，最終使企業養懶人，缺乏活力。
二、工人自治作為公有制企業，有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自治形式，不同企業大小可以自覺采用不同的形式。而且自治民主并不是收入均衡的必然。因為如果企業民主導致工人收入均衡，那么國家民主也就會導致公民收入與總統收入均衡。毫無疑問，國家民主沒有出現這樣的均衡。同時，自治民主也不存在工人利益的根本對立，也就不會出現激烈的不可調和的沖突。工人內部最多是暫時激化的利益沖突，最終依靠民主協商是可以解決的。因此，公有制企業內部的利益爭議也是正常的，這不過是自治民主機制不完善時期的一種表現，不必夸大這種爭議的危害。
三、南斯拉夫對于國有企業的定義也存在誤區。把作為國家投資的企業看作是國家所有制也是不對的。國企只是特殊的集體企業。因為社會主義不承認資本產生對于企業的所有權，那么國家投資對于國企的所有權也就不存在。國家投資的錢只能算作國企的借款，國企每年支付法定貸款利息。對于具有天然壟斷的國企，國家應該征收壟斷稅來平衡具有壟斷地位的國企與其他一般性公有制企業的分配。這一點，南斯拉夫沒有做到。在當今中國，我們主動拆分國企，引入競爭，同時，制定《反壟斷法》避免壟斷阻礙競爭。這種意識不是當時南斯拉夫可比的，未來制定對具有天然壟斷性質的公有制企業征收壟斷稅將在中國出現。屆時，國家對于國企行為指導協調更加規范。
四、作為公有制企業在自治民主下，并不要求每個人工人都有企業家意識與素質。就好比在民主國家并不要求每個公民都有政治家意識與素質。正如政治家是民主國家在政治方面杰出的公民一樣，作為企業家都是工人階級內部管理經營企業的杰出工人代表。因此，公有制企業內部很多工人沒有企業家意識是很正常的。南斯拉夫要做的是允許具有社會主義意識的人自覺組建集體企業，引導扶植具有社會主義意識的個人自發建立公有制企業。這一點，南斯拉夫并沒有意識到。特別是，南斯拉夫制定只允許雇傭六個人的私人經濟組織存在很不合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處于生產力不發達的時候，有必要暫時利用資本主義，這一點不是不是可以的。既然要利用就不應該以單純的人數來限制資本主義，這不是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在蘇聯新經濟政策中，列寧就務實認識到，在落后國家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有必要在一段時間內利用資本主義來加強自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放資本家出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只不過，中國私有化走的有點過度，私有制試圖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反客為主。這一點就是中國要注意的。
五、南斯拉夫公有制企業不能破產。作為公有制企業，正如其他企業一樣，也與人生老病死一樣，有生就有死，有死才能有生。公有制不能破產明顯違背了自然事物生老病死的規律。公有制的破產其實就是市場價值規律在配置資源，沒有效率的公有制企業破產了，新的更加有活力的公有制企業才能在吸取以往公有制企業經驗的基礎上誕生，這就是有破才有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企業破產不能說明社會主義不好，不也能由這個現象決定國家性質。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公有制企業破產問題上關鍵在于不能出現公有制財產的流失，以及工人在公有制企業破產后不能得到妥善安置與再就業。特別是在公有制企業破產后，要讓由此下崗的員工生活不受到大的影響，國家應該為他們提供比較好的生活福利，支持他們轉變崗位。當前，中國很多的國企經營出現了問題，破產了。這一點沒有什么不可以的。現在的問題是，經營不好的國企破產后賤價賣給了私人，造成國有工人集體與國家財產的損失，而且缺乏國家福利保障下崗工人生活，支持重新上崗。這才是當前中國國企破產問題的關鍵。同時，在中國，很多國企一出現問題就想到了私有化，這是很不正常的。他們不相信公有制企業，不是立足于完善公有制企業，而是立足私有化，這種出發點就是極為錯誤的。在這一點上，中國必須改變過來，否則，社會主義危險了。
六、南斯拉夫所謂產權模糊的說法，這一點根本不能成立。很多人也把產權模糊用在了中國公有制企業上。作為公有制企業的，因為屬于工人集體的，國企屬于國企工人。這一點沒有什么產權不明晰的。就好比國家屬于公民，是不是國家屬于大家，大家也就產權不明晰了呢？毫無疑問是不對的。在南斯拉夫與中國都不存在公有制企業產權不明晰的問題。這種提法是虛假的，根本不存在的。只不過，作為集體企業，上沒有完善的集體民主機制來體現集體的所有權罷了。
七、南斯拉夫公有制企業自治造成企業決策的過度分權與決策分散化。這一點在企業民主制度初期中是存在的。但是，并沒有說的那樣嚴重。民主機制必然導致權力分散與決策分散，這一點很正常，只要不過度就可以了。現在西方國家政治也是在民主化下的分權與決策分散，但是，他們的反應并不遲鈍。他們依靠的就是完善的民主機制。可見，民主制度只要完善，就不會造成權力過度分散，決策過度分散。在中國，我們無論是國家與企業層面就是權力過于集中，民主機制不夠健全，特別是公有制企業還是依靠廠長責任制這樣的獨裁專制的個人管理制度，這樣就造成了很多公有制企業的生產經營問題。我們現在恰恰需要的是民主制度下的分權與決策分散。在以后的中國公有制企業的民主發展過程中應該有步驟建立企業民主，完善民主機制，就不會出現權力過分分散于決策過分分散。
八、公有制企業自治之后，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按照規定，南斯拉夫各聯合勞動組織的收入，除了向國家繳納一定的稅收之外，如何進行具體分配都由勞動組織自己決定，國家除以規定最低收入標準外，不進行任何控制和調節。這樣經營條件不同的勞動組織之間，其實際收入就相差較大。雖然南斯拉夫也提倡相互支援的原則，由于勞動者的覺悟程度所限，國家缺乏有力的手段，所以這種支援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今天中國，公有制企業內部收入分配需要國家協調，特別是公有制企業作為現代公司，一定必須每年的收入留下一部分法定比例作為企業發展的后備資金，不允許企業工人分光所有一年的收入，不做一點留存。同時，依靠征收壟斷稅與《反壟斷法》拆分壟斷的公有制企業，抑制依靠壟斷提價，協調好公有制企業相同勞動的按勞分配。
九、由于南斯拉夫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的失誤，在他們國家后期，發展困難。在西方貸款的誘導下，一步步改變了南斯拉夫的公有制企業自治制度，這樣進一步激化了矛盾，陷入巨大的債務危機，從而也為以后的解體埋下了伏筆。當前中國國家收支良好，外債也沒有很嚴重。未來我們必須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來發展，絕對不能受西方貸款的誘惑放棄公有制或者改變公有制的民主方向。
因此，南斯拉夫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意義非常重大。他的解體也不代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失敗。相反，他們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自治下的民主公有制結合起來的探索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確實初步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公有制的活力與效率，只是他們過早提倡國家消亡，自動放棄中央政府對于全國經濟協調與計劃的失誤讓人感到惋惜。他們沒有能夠把“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有效結合起來。這就是留給我們的經驗教訓。
在當今中國，我們應當毫不動搖的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動搖，不斷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與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不斷推進特殊集體企業即國企的民主化道路，不斷鼓勵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意識的個人與集體聯合起來，自覺建立集體企業，發展民間集體經濟。要暫時堅持民營經濟作為公有制在初級階段補充的地位，絕對不應許民營經濟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由于我們利用資本主義已經三十年，對資本主義的利用基本上充分，在今后要有目的、有步驟地引導民營經濟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如集體經濟方向發展。要毫不動搖的推進公有制企業的民主化進程，不斷完善公有制企業民主機制，不斷協調好公有制企業的內部分配。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金融、資源等要素市場，促進社會主義人力、物力依據價值規律在國家宏觀調控下順利進行。只有這樣，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會克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缺陷，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向勝利。用中國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和諧，更加具有活力與效率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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