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民主革命論

社會主義民主革命論　　

朱耀宇　　

毛主席在新民主義革命時期，曾于1925年12月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文中詳細分析了當時中國各階層的經濟地位以及將由此引發的各階層針對中國革命將持有的態度，以此作為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使用何種斗爭策略的判斷依據，并成功地指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到來，可以說，這是一部及時的戰斗檄文，它指明了那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革命斗爭的方向，洞若觀火地預測到了中國革命斗爭過程中將遭遇的諸多阻力，旗幟鮮明地指出了哪些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哪些是革命力量的朋友，那些是革命的對象，這些精辟的分析為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成為歷史勝利的過去，但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毛主席沒能繼續領導我們收取這份勝利！按照歷史發展的大布局而言，社會主義民主革命面臨的斗爭和困難要遠遠超越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因為：　　

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團結而具有戰斗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他們的目標是明確的——消除資本家的剝削，他們具有當時任何社會階級都不具有的條件——分布集中、有自己的政黨、有當時國際共運的外在支持、有切身的受剝削之痛、沒有固定資產的拖累、有農民這個也受農村地主壓迫的天然同盟軍等等。這些是工人階級的優勢，有了這些優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斗爭中，他們面臨的局面將只會是“囚徒困境”，在零博弈的形勢下，要么被資本家殺死，要么消滅資本家！除此別無他法，投降的選擇斷然是不會有的，因為資產階級不會因為無產階級的投降就給他資本家的社會地位，即使當時不殺他，也僅僅因為可以利用而已，一旦工人階級整個群體的被消滅或喪失抵抗能力，那么皮之不存的情形下個體的工人也就失去了利用的價值，毀滅的到來只是延遲了腳步而已！因此在這樣的歷史情形下，中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和戰斗力將是史無前例的！　　

二、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政局動蕩為無產階級奪取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社會土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面臨著國內軍閥混戰、相互侵軋的混亂局面，盡管當時蔣介石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國內軍閥派系仍然存在，如東北系、西北系、桂系、粵系、川系、黔系等，這些派系的林立現狀導致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號令不通，蔣介石政府總是想利用中央軍鉗制最終消滅各個地方實力派，而地方實力派也是想在仰承鼻息的做作下攫取實在的地方實權以更好地和中央抗衡，所以總是將保存實力作為獲取權益的最重要謀略。因此盡管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但是由于著眼點不同，所以對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是不可能做到步調一致的，因為蔣介石在鎮壓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過程中總想一箭雙雕，用地方實力派的力量去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從而達到逐漸削弱地方實力派的目的，以便實現自己的統一全國的夢想。當然在一開始地方實力派是有些熱衷于執行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鎮壓的，因為他們有兩個自以為很劃得來的打算，一是覺得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行動是件極容易的事情，不會付出多大代價；二是覺得可以借機向蔣介石要更多的砝碼，至少是可以在鎮壓的過程中奪取更多的地盤或是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從而提高對抗蔣介石的軍力。可是隨著戰事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抵抗之強烈讓他們逐漸明白了這并不是一樁劃算的買賣，因為他們在鎮壓革命的斗爭過程中不僅一無所獲而且損失慘重，導致與中央的軍力差距日漸懸殊。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日漸發展的歷史情形下，蔣介石想借助地方實力派剿滅革命武裝力量的算計只可能落空的！更要命的是，隨著中央軍實力的急劇膨脹，有些地方實力派竟然萌生出“挾敵自重”的想法，因為他們覺得有一定反抗實力存在的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的存在便可以很有效地削減中央的力量！所以說，正是由于國民黨政府從一開始就未能實現真正的統一，所以它的失敗在南昌起義爆發的那一剎那就已經注定了！　　

三、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旨在滅亡中國的圖謀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歷史契機。明治維新后，日本就開始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邊鄰的朝鮮、中國就首當其沖了，等到日本吃下朝鮮后，由于消化仍需要時間，所以對中國的侵略便只能往后推移了。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總算把朝鮮消化得差不多了，大舉滅亡中國的舉措也就由以前的遮遮掩掩光明正大地走向了前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對東北的占領和對華北的野心讓中國各個階層的愛國意志逐漸變得統一了起來，抗亡圖存的民心迫使志在剿滅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的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改變直接的武裝進攻方針，轉而想利用日本人之手，將無產階級反抗武裝投入對日作戰以便達到一石雙鳥的目的。可是在歷史的現實下，這一圖謀注定是會失敗的！這是因為：從日本滅華的目標出發，它要重點打擊的是中國當時的政府，推翻中國政府或迫使中國政府投降便必然成為證明滅華勝利的唯一依據。而當時的無產階級在法律上還是“匪寇”，日本人不可能做出“本末倒置”的愚蠢選擇，同時，蔣介石也不會向日本尋求借日本軍隊剿滅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的做法，這和當年清政府借外國人之手剿滅太平天國起義是根本不同的，當時外國人之所以出兵幫助清政府，是因為他們并不打算滅亡中國，而只是想在華謀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所以清政府便被視為他們在華利益的代言人，維護代言人就是維護自己，因而只要清政府子時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他們丑時便可以發動對太平軍的進攻！而蔣介石不是晚清皇帝，日本也不是當時的英國，蔣介石抗日的打算和維護國家的統一并不是虛偽的，尤其是明白日本志在滅亡中國的意圖后，作為合法的政治領袖，除了被迫抗戰便無路可選，因為向日本尋求這種幫助就是引狼入室。因此可以這樣說，只要日本發動大舉對華進攻，蔣介石便必然會選擇抵抗的，當然日本人在一開始并沒有預料到這一點，因為他們太低估了蔣介石的抵抗決心和中國人民的抵抗力量！一旦中日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無產階級武裝力量便可以在戰爭的縫隙中生存和發展下來，因此，在客觀上來講，日本滅亡中國的舉動卻也正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能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　　

可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呢？接下來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會必然取得勝利嗎？取得這個勝利是容易還是困難呢？對此，我們可以很果斷地做出這樣的回答：社會主義民主革命較之新民主主義革命而言，其勝利的取得要遠遠困難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因為：　　

一、 社會主義民主革命沒有一個堅強統一的領導力量，其領導階級的分化極大地削弱了社會主義民主革命陣營的戰斗力，分化的領導層不僅成為繼續革命的反對派，而且從內部開始發起不斷腐蝕革命領導力量的攻勢。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其領導階級內部的分化使斗爭的方向發生了根本逆轉——已經不再是追求繼續的革命，而是轉而維護業已從資產階級手中搶占的所有國家資源（政治權力、經濟特權、文化自尊等）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不被剝奪！這種領導階級的蛻變必然導致領導階層的分裂，本色不改的真正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偽共產主義分子的分道揚鑣必然會削弱無產階級這個領導階級的實力，革命的領導階層內部的斗爭必然瓦解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的斗爭有利態勢！那么，作為領導階層，內部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分化呢？這要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說起，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過程中，為了最大限度地壯大自己和推進革命斗爭的發展，所以在吸收黨員的過程中難免會給一些偽無產階級分子或共產主義覺悟不高的私利分子提供機會，這些人并沒有真正的解放全人類的意識，依靠這些人的力量，根本上就無法實現人類社會的完全解放！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這是因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了執政黨，他們所據有的資源已經很多了，各級政權的權力分布，對社會經濟資源的掌控能力都已經成為了他們現實中所擁有的固有權力！而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目標就是要繼續更深入地實行公有制改革、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全社會的公平和平等。這個目標很顯然就會將已經據有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已經轉變為各級官員的共產黨員手中據有的財富作為革命的目標（其實只是要求他們為革命奉獻出這些財富）。而當時的客觀形勢是這樣，很多長期從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共產黨員已經擁有了漂亮的住房、漂亮的小車、豐厚的收入、較高的社會地位、支配別人的政治權力……，他們中的有些人不愿意放棄這些別人沒有的資源，他們很多人產生這樣一種“革命已經成功就該是論功行賞的時候了”的這樣一種落后的封建時代的腐朽想法，而這些卻又正是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繼續推行的歷史任務和必然選擇。因此，當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全國推行“農業合作化”“工商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在領導階層實際上就已經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唇亡齒寒的道理他們是懂得很清楚的了，一旦完成了對舊社會私有制的徹底改造，接下來必然就是從內部清理自己的“私有財產”了——而這正是他們萬萬舍不得、必須盡力維護的革命成果。領導階層的這種分化在接踵而至的農村“人民公社”運動中進一步激化，領導階層之間的分化由以前的表面平靜轉而升級為風起云涌的斗爭。至此，本應擔負起社會主義民主革命領導重任的領導階級上層發生了分裂，這種分裂使真正的共產黨人被迫由進攻轉而進行防御，新的戰場的開辟和自身力量的削弱將必然使社會主義民主革命面臨更多的變數，而這正是由于領導階級自身的分裂造成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大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因此推翻國民黨政府、沒收大資本家大壟斷集團的財富，他們是支持的；可是現在革命到了自己頭上，他們斷然不可能不作出反抗的舉措，作為已經據有一定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集團。一方面他們并不急著要發布從領導階層中脫離出去的宣言，相反，他們會好好利用已控的權利，向堡壘內部滲透；另一方面，由于很多黨員干部并不能及時捕捉到這種變化，他們根本就不會察覺到昨日的同志加戰友在今日居然成了敵人，試想一下，當一支軍隊尚且連自己要進攻的目標都不能發現，他又怎能贏得戰爭的勝利？因此，社會主義民主革命所面臨的困難絕非新民主主義革命能比擬的！　　

二、 社會主民主革命時期遭逢的生產力科技化時代給無產階級奪取革命的勝利帶來了突出的社會障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經濟落后在客觀上制約了更多、更大財富集團的出現，如在蔣介石國民政府時期，四大家族的經濟壟斷便阻遏了更多財富集團的出現，在社會總財富相對恒定的情況下，四大家族攫取的越多那么剩下的可供其他群體據有的就越少了，相對稀少的財富就只能寄養出很少的一部分人，其余的絕大多數人無法脫穎而出了，這樣在客觀上就會導致蔣介石政權賴以生存的階級基礎的“基軟”，一個政權失去了強大的階級基礎，那么距離其覆沒的時間便只是遲與早的區別啦。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在全球興起的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發展迅速的時勢下，全球處于一個生產力技術急速飛躍的歷史時期，在這樣一個崇尚科技的時代，個體智能的等級將直接決定著其社會價值的大小，所以個體智能荷負的生產力價值在這一時期超越了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代，對個人生產力價值的推崇將必然會成為各國最重要的生產力發展追求方向！所以對個體的激勵和培養應該受到國家的重視，然而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并沒能及時地明白這個道理、運用好這個優勢——準確的講，不是沒有去運用，而是沒能最大限度地運用好。所以在50年代——70年代的黃金發展時期，西方社會出現了短暫的快速發展，盡管當時我們的發展速度也是很快，但是這種看上去同西方發展速度呈漸大態勢的表面現象正好成為那些偽無產階級分子攻擊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借口：必須重視對人的解放，給予個體更大的自由，讓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得到最大發揮。很顯然，高呼促進發展、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口號是所有中國人民都愿意樂見的，群體向利的天性促成了很多民眾不斷垂青于偽無產階級分子口號的社會現狀，正是由于社會群體力量對他們的支持和擁護，所以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失去了最廣大的民眾支持！！！因此，如果不能重新開啟民智，讓老百姓明白事情背后的真相，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就一定無法領導民眾取得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最終勝利！　　

三、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國所面臨的復雜國際環境在客觀上限制了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發展。首先，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亡國滅種的巨大威脅，贏得了民族的獨立，從而徹底打破了任何國家潛在滅亡中國的危險，這是民族的驕傲和輝煌，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一個民族的發展也是這樣，越是在艱險的環境中，它的人民會越團結、越隱忍、越有戰斗力、越能蓬勃向上，古人所言“生于憂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日本失敗后，中國人民在歡呼聲中享受著相對得多的安逸生活，那么以前的民族矛盾（往往是轉移國內矛盾的靈丹妙藥）就必然退而轉居其次了，新的矛盾——國內矛盾就會逐漸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沒有了民族矛盾這個粘合力的存在，叢生的國內矛盾會逐漸形成強大的破壞力，侵蝕國家的團結，原來可能會因民族矛盾而暫時潛藏的矛盾會重新浮出水面，所以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社會土壤實際上是變得更加蕪雜了，這相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面臨的狀況而言絕對是一種更大的負擔。其次，當時的冷戰格局、“中蘇交惡”及國家經濟關系利益至高化是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始終無法逾越的溝渠。冷戰格局使中國沒有選擇余地地加入了蘇聯陣營，依靠蘇聯的支持，方才在國際上站穩了腳，但是也正是這種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做法后來導致了蘇聯向我尋求利益反饋的做法，蘇聯要求在遭到拒絕后，中蘇關系全面惡化，蘇聯大軍陳兵百萬于我邊境之上，巨大的壓力使中美聯合成為了可能。中美在國際上的走進一方面是中國找到了一個可以用來抗衡蘇聯武力威脅的盟友，但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惡果：其一，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掌權的國家，不管出于什么樣的原因，與自己曾經兵刃相見且一直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頭號資本主義國家靠近，這必然會給人一種投入西方陣營的直覺，如果是一個這樣的人，我們通常會毫不猶豫地給他按上“叛徒”“勢利”的稱號，這樣就必然會給我們的道義指數帶來下滑的后果，到最后可能成為找不到盟友的“多余的人”，兩個陣營都不會把你當做真正的朋友，況且，這種出于無奈的做法也會遭致國內一些人群的批評。其二，與美國的接近在客觀上為國內的偽無產階級革命派引來了實力強大的援軍，狼和狽的相會必然會產生奸事不斷，只要中美關系不從根本上斷絕，那么國內的偽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會獲得源源不斷的支持，從而使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勝利更加遙遙無期。其三，為西方資本主義進攻中國打開了一道窗戶，一切都在中美合作的“木馬”下，西方資本主義將會將數不勝數的“特洛伊士兵”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多余的話：寫到這里，我忍不住佩服起有些自命非凡的人，他們指責毛主席推延了中美建交，而不知道毛主席其實并不想真正和美國人建立關系，而僅僅只是想借美國之手來抗衡蘇聯，可笑的是后人居然以此來微詞毛主席外交的藝術！好笑的《公告》，虧得有些人居然將其作為勝利的外交戰利品，哈哈，在美國人眼里，它什么都算不上，不信等著瞧，美國人還會不斷地違背它）一旦這些“特洛伊士兵”和偽無產階級分子實現了戰略上的合作，那么中國將會淪為其商品供應地。在殖民時代，帝國主義是將中國變成其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從中國掠奪礦產能源，運回去給自己的機器作原料，生產出商品，再將其銷往中國，從中國掠走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失去了能源礦產，失去了真金白銀，得到的是由自己國家資源能源轉變而來的商品；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國際貿易運輸工具的改進，資本主義國家干脆把工廠搬到了中國，這樣既可以避免生產過程中導致的環境污染，又可以更隱蔽地掠奪中國財富，他們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利用中國的鋼鐵、煤炭、石油、水電等生產資料，利用中國政府的優惠政策和稅收補貼，將大量的廉價商品運回本國低價出售，滿足本國人民消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貌似得到了一些紙做的美元，得到了外貿總量世界名列前茅的隆熾贊譽，得到了世界工廠的美名，得到了西方借此宣揚中國威脅論、抵制中國商品（實際上他們這是故意忽悠中國的）的膽戰心驚的害怕，得到了環境污染的回報，得到了人民生活水平實質上的不斷下降。難道我們先賢在兩千多年前即已曉諭天下的自古交易“得幣者虧，得貨者利”的古訓真的是來自遙遠的火星嗎？一旦淪為西方的商品供應地，那么中國的國力將會陷入不斷削弱的惡性循環之中，財富不均、社會不公將必然導致下層人民對執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不滿，如果不明真相的民眾一旦憤怒爆發，那么那些偽無產階級分子必然會借此綁架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動用武力進行鎮壓也就必不可免了，一旦鎮壓成功，那么共產黨從1927年來為中國人民謀求福祉過程中的巨大犧牲流血都將白流，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無事生事的借口隨時都可以被制造出來，在動亂中，偽無產階級分子將會在不明真相的民眾歡呼聲中奪取政權，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也就必然推遲到更久遠了！非但如此，即便真正的無產階級力量能更有效發動人民大眾，運用人民的力量消滅這些偽無產階級革命分子，但是“國家經濟利益最高化”的國際價值取向必然會讓西方國家借機搬弄是非，從國際上支援偽無產階級分子，在中國尋求其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如此一來，中國社會內部極有可能爆發新的動亂，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就會再一次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了…… 　　

所以，綜合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民主革命時期的不同歷史條件的比較，我們將會很自然作出社會主義民主革命要較之新民主主義革命困難得多、繁雜得多的判斷。　　

2009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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