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事網民”意識形態探析
流波
人類經歷了采集、漁獵、游牧、農耕、工業等基本階段。20世紀中葉興起了信息革命，其中互連網的蔓延帶來的是信息革命的暴風驟雨，使時間與空間不再是交流與溝通的障礙，人與人之間、物與物之間的無限聯通將成為活生生的現實。上個世紀90年代初，全世界還只有22個國家上網，目前互連網已遍及全球。我國1994年接入互聯網后，互聯網的規模迅猛發展，截止到2003年底，上網用戶數已超過7950萬，遠遠超過了日本5600萬的數量，僅少于美國的16575萬，名列世界第二位。無疑， 中國將會形成全球最大的互連網用戶群，而中文也將成為互聯網上的第一大語言。在這里，我之所以提出“時事網民”這一概念，是便于與網上以休閑、娛樂、交友等行為為主的網民相區別。也就是說，在龐大的網民群中，有一部分關心時事、愛國愛民、心憂天下者在網上進行不懈的努力與戰斗。對這一特殊的網民進行分析、正確誘導，使這一正義力量為國所用、為民所耘，于黨于國有利，很有現實意義。本文將對中國的“時事網民”進行一些形態分析，以供有關參考。
一、“時事網民”的主要來源
這一特殊網民的來源是比較廣泛的，可以說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有革命老前輩，有左翼愛國知識分子，有工薪階層中的良知者，有下崗工人、打工者（包括體力和腦力或曰黑領和白領）、學生（包括初、高、大中專學校肄業畢業者）、軍人、農民、商人、海外華人、留學生等等。這部分人里有大量生活無序無來源者。
從地域來說，遍及世界五大洲四大洋，可以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這一特殊愛國網民。在國內，“時事網民”多集中于北京、廣東、山東、河南、河北、湖南、江蘇、上海、浙江、四川、湖北、福建、遼寧、天津、廣西、重慶等省市區。從大小城市到小鎮或個別電迅發達的農村，都有他們的身影。
從年齡結構來看，從七十歲左右的老者到十幾歲的學生，以青壯年居多，學生不少，打工者不少，比較穩定的是部分白領和工薪階層。
二、“時事網民”的民族、愛國和社會主義情懷
1、網民中的民族愛國主義情愫。這里的民族主義決不是講的單個民族的無國家概念的狹隘民族主義，那樣就陷入了民族分裂的泥坑之中；這里講的民族主義 就是我央央中華大氣，是我長江、黃河之精魂。事實上，今天中國的少數民族其實就是保留中華祖先遺風最多的先民后裔，這一點尤以南方少數民族為突出，北方如滿族、蒙古族都是“薩滿”（太陽、巨石祖母）崇拜民族，在我炎帝時期所稱首領的“可汗”、“蟾蜍”稱謂在蒙古族中完整沿襲下來。擴充之，東南亞、古印度、埃及、兩河流域、西北利亞的先民都是中華民族，都打上了中華長江流域稻作農耕“薩滿”崇拜深深的烙印；而漢族則是由于南北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融合、同化形成，也就是由現在所謂的少數民族的祖先在歷史上綜合同化而來，追根溯源都是一家。古人的華夷之辨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統，只要接受中華文化，便是中華。 由于我們的祖先重文化，輕血統，幾千年來，朝代屢屢更迭，中華卻屹立不倒，即使偶爾有外敵問鼎，也無不被中華文化征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古時的中國，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有的是“天下主義”，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中華重于種族的中華，明末大思想家顧炎武認為，改朝換代和老百姓沒關系，而文化的興亡才是和每個人戚戚相關的天下大事。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指的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今天民族主義的文明之源、精神之源。今天中國民族主義的升華是對一二十年來我們過份的崇洋迷外、漢奸理論橫行和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不敢針鋒相對、軟骨可欺的背景下的一種逆反，是毛澤東時代正氣的回流，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再現。中國今天是太需要民族主義了，但民族主義剛有些抬升，國內一些綏派勢力，國外的反HUA勢力就如臨大敵，從理論上思想上輿論上宣傳上進行扼殺。自上個世紀我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中美撞機事件以來，西方媒體充斥著對中國形形色色的分析，其中有不少文章提到中國的民族主義。面對西方列強對我的現代式的污辱，中國人起碼的愛國舉動，正常的愛國行為，在西方看來都必須加以遏制，西方媒體誣之為極端民族主義，是義和團的再現。更可悲的是國內部分中國人也隨聲迎合，中國的右傾“自由派”知識分子甚至認為，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對于世界的領導是十分仁慈的，其他國家應由美國來管理，甚至好過由本國的專ZHI政府來統治，這樣的漢奸理論大有市場。他們不顧今天被這個帝國主義戰爭奴役下的阿富汗、伊拉克人民的苦難，美國打著“民主、人權”動不動就要滅了一個主權國家的直裸裸的侵略行徑，總是用他們主子貫用的旗號——所謂的民主、人權、法制來招搖撞騙，對國內民族、愛國主義者極盡污蔑之能事，狂吠不止。
今天人們盲目的崇洋迷洋心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近代以來西方在經濟、科技等方面還遠遠地走在前面這樣的客觀現實和西方不斷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西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對自己偉大民族在人類文明史中所應有的崇高地位缺乏根本認識甚至漠視的惡果。今天的殖民文化不僅大有市場，理論上還不斷創新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鴉片戰爭提出了中國近代化的任務，所以，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就不能反對，甚至還要歡迎”，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當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實現現代化”，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要加強今天中國的民族愛國主義，關鍵對中華文明要有再認識。對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歷史地位進行正確的定論，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精神源動力進而關系到人類文明的根本走向這樣的大問題。要徹底驅散“西方中心論”的歷史陰霾和剔除長期以來沉積在人們心理的殖民殘痂，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審視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無與倫比的歷史地位，對自己偉大民族和文明的認識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國”、“四大發明”這一基本定式上是其實也是一種誤區。就是這一基本認識也被強大的思想誤流湮滅得有綜無影，從而形成了一種對中華文明莫大的社會誤識：是中華傳統文明，特別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阻礙著中國近代的發展、阻礙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在這里，幾千年民族輝煌的表層被一百多年來的民族恥辱銹化得斑駁就離，以至于民族的、愛國的精神長城是那樣的易坍易塌，而殖民的、“西化”的理論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我們必須從思想上、理論上徹底走出“西方中心論”的誤區，清醒認識到在這種思想觀和理論觀支配下所形成的長期以來對我中華文明的藐視和輕描淡寫，深刻反省我們自己對偉大文明的漫不經心或還冷嘲熱諷甚至是徹底的虛無！
當然，我們的黨和政府也清醒的認識到這個問題，從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的二十多年間，中國宣傳思想和媒體報道的分水嶺出現在1989年政治風波的前后。在1989年之前，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親西方”和“反傳統”。中國的宣傳思想和媒體報道對西方也充滿著一種“浪溫情懷”。1989年政治風波后，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制裁。隨后，中國政府開始著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大力倡導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教育，并特別強調中華民族的概念。據一位有心的網民統計，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中國政治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人民日報》在1988年使用過“集體主義”或“愛國主義”或“中華民族”這三個詞語的文章分別有14篇、113篇和237篇，而相隔一年后，到1990年，使用過這三個詞語的文章卻分別劇增為91篇、517篇和637篇。并且這類詞語上升的趨勢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持續著，這是個好現象。
二、網民中的社會主義情愫。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多半是由民族愛國主義者進化而來。以筆者來說，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當時正是西方各種思潮沖擊校園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進行歪曲貶值最盛行的時期，思想深處也充滿了自由主義的甜蜜。人類文明、先進文化當然是不能拒絕的，中國人其實什么時候學西方都是最快的。我當時涉獵了西方大部分的社會學科，包括科技史，但當看到西方人寫的人類歷史、人類文明史的發展時，深深的傷透了心，好象整個人類、地球史都仿佛是西方人——上帝的嬌子在制造、在進行、在運作，東方，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在這一過程中是無足輕重的。當然，西方也不泛公正思考者，如英國的李約琴博士。也正是這一思想、情感的刺通穿透了我的心，我在想，中華民族真的如西方所講是個劣等民族嗎？中華文明在人類的長河中真的就沒有其應有的地位嗎？如果歷史就是這樣的，那就自認吧！
從此我開始了這一方面的業余學習與思考，中華文明只有“五千年”嗎？中華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國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嗎？研究的結果，讓人興奮不已，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太偉大、太輝煌了。讓我們打開人類長河的閘門，仰看中華文明之光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到海不復回。從現今考古史料中，我們可隨便采擷幾個實例以之繩證：我國北京山頂洞人約在公元前2.5萬年前后就進入了農耕文明，其年代遠遠超出其它較早農耕文明（如時間約在公元前1－0.7萬年的西亞“新月形沃土地帶”農耕文明）1.5萬年以上；距今1.2—1.1萬年前的廣西柳州大龍潭和廣東英德青塘圩遺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飾有繩紋，而此時人類的另三大文明還基本處于蒙昧階段；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古文化遺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雛形，比之古埃及、巴比倫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約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約8000年前的骨笛，多為七孔，具備音階結構；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遺址中發現窖穴達88個之多，儲藏粟的總量約10萬余斤之多；中國玉器業的發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獨樹一幟；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已中充分顯示了中華先民紡織業的發達，中國絲織物后來成為古代文明史上橫貫中西最為耀眼的彩帶；江蘇金壇三星村石鉞的出土說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備軍；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奴隸殉葬，反映了制歷權（社會政權）的形成和神權的高度集中；湖南澧縣古城墻的發掘證實我國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墻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現；天文歷法獨領風騷，七日星期制的使用遠遠早于猶太人”、“巴比倫人”2000年；牛河梁遺址南部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規模宏偉，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這些偉大的歷史因考古的發現而與被我們當著神話講了幾千年的“三皇五帝”史有機結合起來，使中華近8000年國家文明史的面目顯露端倪。中華文明是上下各五千年而非上下共計五千年，中華文明是“一萬年”！偉大的史學研究者——《三皇五帝史斷代》的作者董立章先生“挺奮進之孤師，付十數年之功力”，通過考古學、古文獻學、考古年代學、古天文學、古氣候學氣象學等的綜合研究，得出了驚人的歷史結論：隨著以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為基礎的華胥氏超級部落聯盟（已具半國家性質）勢力的漸衰，而發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漸東進的伏羲部落，與東夷女媧部落聯盟后形成巨大族團，大規模從山東、江浙西進北進，于公元前5341年統一中原，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中華伏羲奴隸制國家誕生了。它西起關隴，東致大海，南括長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遼，其遼闊版圖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倫所無法企及。壯哉！從公元前5341年伏羲奴隸制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個奴隸制王朝——商朝的滅亡，莽莽蒼蒼3000年，期間主要經歷了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摯、唐、虞、夏、商等十個朝代，主要大事紀有：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稱霸九州；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戰；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亂；公元前2780年統一四川；公元前2220—2150年鯀、大禹治水；公元前1930年統一巴蜀；公元前1520年小甲統一川陜。就這樣，在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進程中，中華民族猶如人類歷史的火車頭，執人類文明之牛耳呼嘯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紀，已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會的初級階段——封建領主制的國家——西周而雄居于世。經春秋戰國——人類文明史上最具改革與活力時代文化的大積累，到秦皇漢武——統天下而修法度，外擊強奴內舉經濟，使得強大封建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綜合實力雄渾無比，化解了來自中亞、西亞兇悍蠻族的進攻并將其大部融化，避免了諸如古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羅馬極早就被游牧蠻族滅亡的命運。此后的中國歷史，無論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時期，還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統一大帝國，中華文明始終以其無可替代的先進性和獨特性，逶迤磅礴至人類發展的近代前夕。完全可以這么說，在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大多數歲月里，中國的綜合國力雄超于世，國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又是中華科技特別是“四大發明”徹底改變了歐洲進而整個人類近代的歷史進程。所以說，不是中華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國之首還是之尾的問題，而是中華文明遠遠地走在世界其它文明的前列且自文明發祥以來從未間斷延續至今。
當然，我們應當好好分析中國近代為什么落伍的原因，落伍后在一個相當的時期里又為什么沒有趕上直至成為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等等。這還得要從當時的大環境大歷史背景說起。國際上，一是歐洲在沉寂了近千年后所暴發出的無窮能量，這股能量帶著人性的野蠻與擴張，就象一條餓極了的猛獸沖出了牢籠，它虎視眈眈，用古希臘羅馬精神武裝頭腦，以中華科技文明為先導，帶著吞食全球的欲望，追蹤著阿拉伯人的退跡，拉起海盜式的風帆，開始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掠奪與殖民：非洲成了販運黑人的奴隸場，廣大黑人被當做畜牲般捕捉槍殺；美洲的原有居民（實為中華先民的支系）印弟安人被驅逐屠戳，慘絕人寰；印度、東南亞諸國已被搜括的遍體粼傷。二是西歐借鑒東方文明特別是中華“四大發明”徹底改變了西方的社會結構，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工業革命使歐洲向著人類近代文明迅跑，這為歐洲能最后掠擊自人類文明以來一直執文明牛耳于前的中華大國奠定了經濟的軍事的基礎。三是美國獨立后的迅速崛起，俄羅斯由蒙古金帳漢國下的莫斯科公國成倍的擴張開來，日本因“明治維新”的成功而由被殖民者激速發展成張狂的國家，這幾個掠奪成性的帝國的形成，從國際背景說來，中華大國的厄運是在劫難逃了。國內，從表象上看，到17、18世紀，中國經濟還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到了19世紀40年代，中國在與西方的對外貿易交往中，還基本是中國產品輸入它國的占絕大部分，西方卻還拿不出象模象樣的中國比較需要的東西輸送到中國來，于是英國就從印度偷運來鴉片，林則徐禁煙，才導致了中英鴉片戰爭。其次，由于國內的農民起義和民族戰爭而形成滿清入主中原，這是導致中國近代最終走向落后的內質原因。這個意思并非說因為建立了滿清國家政權就一定會導致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而是說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滿清國家政權的建立更容易形成中國走向落后的諸多不穩定因素。其一，正當歐洲資本主義滾滾向前之時，中國的明末農民大起義誘發了滿清入關，這種農民起義與民族戰爭不似歐洲近代的農民起義旨在徹底摧毀西歐舊的農奴式的封建割據和黑暗的宗教窒息社會，而在于推翻一個舊的封建政權后又建立一個幾乎相似的封建政權，而且這個政權的建立是由一個文化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來完成，其艱巨性、危害性和破壞性更大是顯而易見的。清軍對當時世界上最美麗繁華的蘇州城的毀壞性攻擊就是其典型一例。其二，由于滿族在各方面相對的落后，入主中原后對漢文化的崇拜，勢必進一步掩蓋中華大國相對后發起來的歐洲發展有所停滯的內質，使中國進一步沉浸在“世界中央”之國的自豪之中。康熙大帝比俄國的“秦始皇”彼得大帝大約4歲，而彼得能化妝到西歐考查并高價買回工程師，但要求康熙有同樣的舉止卻不現實。其三，滿清遺老是近代改革圖強的伴腳石。浸潤著中華文化同樣被殖民奴役著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殖民擴張之路，并最終成為傷害中華民族最為慘烈的國家之一。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卻以失敗而告終，最主要原因是滿清政府的大部分人尤其是遺老們認為這種變革首先就是針對滿清而來，就當然要以全力進行阻撓與破壞。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是李自成個人的悲劇造成了中華民族近代的整體悲劇。后來，又有多少中華仁人志士為國圖強奮發，最后才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貌才為之一新。毛澤東主席總結這段歷史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
看看今天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給中華帶來的無論是政治上的理想破滅、經濟上的自主的國民體系的喪失、道德精神上的人性惡的循環、自然資源的無序開采造成的人類環境的嚴重破壞，使我們這些民族愛國主義者深深的感覺到只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民族愛國主義者也只有上升到社會主義者才真正具有了意義！筆者的心路驗證了今天許多社會主義者的成長歷程：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者轉變成民族主義者，由民族主義者進化成愛國主義者，由愛國主義者升華成社會主義者。在今天共產主義渺茫之時要堅定的去做一個共產主者！！！
談到社會主義者不能不說左與右。但強勢國家與弱勢力國家的右傾表現不同甚至相反：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右傾勢力是典型的狹隘的民族、愛國主義者，他們排外，主張侵略，如美國的小布什、日本的小泉、以色列的沙龍等；而在弱勢力國家，右傾勢力就是對外卑躬屈膝，崇洋媚外，向往資本主義民主，主張缺投降或被殖民。正所謂強弱右傾勢力相輔相成，一拍即合，相得益彰。
在我國，民族、愛國、社會主義者一脈相承，而右傾西化、漢奸賣國者一丘之貉。為著民族、國家、真正的黨、真正的社會主義計，我們就是要理直氣壯的做一個民族的、愛國的、社會主義的左派！要徹底驅散右傾勢力二十多年來對“左”的陰霾迷霧，也要吸取歷史上機械的、盲目的教條主義的“左”的教訓，堅決地與右傾勢力、右派做斗爭，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于危難！
三、對“西化”、“分化”中華民族的勢力進行堅決斗爭是當務之急
"時事網民”中還有另類，他們也極為關心時事，但他們的目的卻正好與民族、愛國、社會主義者相反，他們就是網上盛傳的西方雇擁的“槍手”。有愛國網民對這些槍手的行為進行過總結，這些“槍手”在全球中文BBS賣國求榮，進行著可恥的勾當：
■打擊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對民族、愛國、社會主義者，他們就極盡污蔑、打擊之能事，稱他們是“愛國賊”、“糞青”、“太子黨”、“共狗”等等，同時宣揚“如果美國人打進中國來，那一定是為了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而來的，我們不應該去反抗，而且是應該幫助美國人"。而且往往以不同筆名發表多個跟貼，給人以“人多勢眾”的感覺，仿佛中國愛 國的人已經廖廖，多數人都是象他們一樣，對中國恨之入骨。
■詆毀中國取得的任何成績。他們只對負面的消極的東西敏感和感興趣，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積極和正面的東西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如在某網站BBS上看到這樣的言論：“從經濟角度看，中國的經濟是個奇怪的經濟混合體，一種充滿了管制下的原始資本主義，既無長期戰略，也無短期目標；中國的法律不少，但都是東拼西湊還相互矛盾制約，幾乎毫無用處；我們施行的救火式改革讓我們半休克了二十年，并給我們的未來帶來更多的痛苦……”如果有人贊揚成就，他們就群起攻擊，說其是共產黨的爪牙、太監，是無恥。
■大肆散布關于中國的謠言、假消息。這些假消息當然都是壞的，如某某領 導人的女兒、某某太子黨如何在海外過奢華的生活、中國導彈擊毀臺灣華航客機 ；他們編造出中國人吃嬰兒的假新聞和吃人的歷史，如中國廣東東莞“人吃人” ，等等，試圖喚起世界人民對中國人的鄙視和中國人對自己的政府和國家的仇恨 。對中國確實發生的一些壞事，不但連篇累牘地張貼，還添油加醋、盡可能地補充不實的內容，牽強附會地發掘所謂“內幕”。
■玷污中國的英雄人物和領導人。如據他們“考證”，岳飛根本不是“忠臣”， 秦檜倒是受到了“不公待遇”，應該“平反”。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的人民領袖因為在朝鮮戰場使美國人丟了“面子”而成了十惡不赦的“暴君”， 他發動的十年文革更是“罄竹難書，餓死幾千萬。其實這些人對文革根本一無 所知。同時，他們是是而非為反面人物叫好，說汪精衛是“在黑暗中的偉大人物，他一 心讓中國免于戰火之中，他一心要讓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一樣，生活在天皇的光 輝之下，過著皇道樂土衣食無憂的生活”。
槍手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制造謠言破壞穩定。這無疑是最大的危害。“穩定壓倒一切”，社會穩定 ，是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基本的條件，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所在。美、日“寫手”不斷造謠惑眾，就是企圖在中國制造混亂，破壞社會穩定 ，讓人民群眾無法正常工作、學習和生活，干擾經濟建設這項中心工作，進而實 現他們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圖謀。
■混淆青年一代正確的價值觀念。“青年是上網人群的絕對主體，這個事情 要小心。”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鄭國省認為，青年一代價值觀念具有相當 大的可塑性，一些錯誤的是非觀、人生觀、歷史觀、利義觀充斥中文網絡，充斥 著青年一代的大腦。這危害的不僅是青年一代，更是中國的未來。
■抹黑中國和中國人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這些“寫手”極力渲染中國“ 人吃人”、不講信用、街道的垃圾堆成山、中國官員全腐敗、中國人野蠻虛偽， 等等，總之“妖魔化”中國和中國人，讓人讀過之后，在政治上、道德上、種族 上和文化上厭惡和仇恨中國和中國人。
忠心安社稷，利口覆家邦，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面對如此猖狂的反HUA言論 ，如果我們再不加以重視，那么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這讓我想起了美國“西化”、“分化”中國的“十條誡令”。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未停止過對 新中國的“西化”、“分化”活動，美國中央情報局（以下簡稱中情局）是從事這一陰謀活動的“急先鋒”。早在1951年，中情局就于其 絕密的“行事手冊”中開始制定專門對付中國的條文，以后隨世界局勢的變化和美國利益的改變而不斷修改，至今形成十條，其內部代號為《十條誡令》。其主要內容轉述如下：
第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并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育。為他們制造對色情產生興趣的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恥。一定要毀掉他們一直強調的刻苦耐勞精神。
第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布。只要讓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
第三，一定 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四，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
第五，要不斷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人。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利用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傳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就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一定 要不擇手段。
第七，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貸幣貶值，發生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臺。
第八，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 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表面上必須非常慈善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來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破壞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第十，暗地運送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美國政治智囊庫——蘭德公司在1999年6月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對華戰略分“三步走”的新方略：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敗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包括地緣戰略層次和國際組織體系層次，以削弱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和戰略選擇余地；
第三步是在前兩步都不見效時，不惜與中國一戰，但作戰的最好形式是美國不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
小布什一上臺就加緊了這一對華戰略的實施，就任總統不久就急匆趕往中情局 蘭利總部視察打氣，高度贊揚中情局在冷戰時期為美國的利益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冷戰結束后的今天，“需要每個人發揮工作熱情和獻身精神，為美國的利益承擔更大的職責。”并強調說“中國是最令美國 感到不安的國家”，“中國應該成為中央情報局日常工作中的重點”，就此加緊了“和平演變”中國的進程。
我們面對這“十條誡令”仔細揣摩一下，我們今天的現實社會是否已經“和平演變”了？面對如此險峻的局面，中國還能放松警惕嗎？中國人還能掉以輕心嗎？中國網警還能是非不分敵我不分嗎？
2004年8月下旬草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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