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敢死隊》出版受挫給責任編輯的信

就《敢死隊》出版受挫給責任編輯的信

××兄：　　

您好！　　

自2009-08-26你發出“我當盡力”四字回復后，四個多月未見音訊，我隱約預感有變，便在2009-12-28發郵件問訊：“2009年將終，不知《敢死隊》運作如何？有何為難之事？望將實情相告。”你2010-01-02 11:42:06回信說：“正要告您。近來出版署又開會議，強調謹慎出版有關圖書（包括文革）。社里及新聞出版局里審稿以后，認為內容個人色彩突出，××不太敢出（××政治第一，一貫的小心翼翼）。非常抱歉，不知怎跟您說。先建議您到別處看看。”　　

盡管《敢死隊》的出版暫時受挫，我仍然要感謝你的真情：　　

五年前，我在聚會時說要寫一本《獄中詩話》，回憶自己文革中蒙冤的經歷時，你迅即表態說：書寫成后，交給你來出版；　　

三年前，我因人生變故的刺戟，決意暫停古小說研究，全力向“自身資源”挖掘，在有生之年完成三本帶有自傳性的書，你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一年前，當《敢死隊》處于寫作狀態時，你積極爭取，將它列入貴社2009年的選題計劃；　　

《敢死隊》交稿后，你對它作出中肯的評價，說：“老師行文乃有治學之風，精確的史實面前，不需雄辯。內蘊的革命熱情、待人真情、不渝愛情、奮戰的智慧勇氣、慎獨的安然理性均展示了人性的光輝（可惜愛情用墨太少了點，比如歐陽出獄回來見到唐，不應該對堅貞之愛妻描寫些什么嗎，按革命年代愛情的比例，幾十字就夠了。）老師本身的故事勝似傳奇，亦信焉。總的感覺，大學者的小說。”　　

所有這些，讓我完全相信，為了《敢死隊》面世，你確實盡力了；盡管《敢死隊》的出版暫時受挫，我仍然要感謝你對我的支持。　　

對于《敢死隊》出版可能遇到的障礙，我是有精神準備的。我2009-04-14曾代擬了一份內容簡介：

本書寫一個農村中學教師，因寫了十年日記，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他教過的二百名中學生，相信自己的老師是清白的，頂著很大的壓力，一心要為他平反昭雪。此事受到淮陰地委書記儲江的重視，1975年作出為他平反的決定，又因“反擊右傾翻案風”，收回作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江蘇省委和《群眾》雜志的關懷下，才宣布正式平反，《群眾》1979年第3期發表了潘震宙執筆的本刊評論員文章《歐陽健同志的遭遇說明了什么》，與歐陽健的《十年日記，四載冤獄》。1979年8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樂秀良由此而感發的《日記何罪!》，使眾多日記蒙冤者獲得解脫。此書的最大亮點，是肯定了撥亂反正時期對冤假錯案的平反，表現了普通民眾心靈中的美與善，總體傾向是積極健康的，對于建設和諧社會是有益的。

為了減少審批的阻力，我建議不要一般性地提涉及文革，而著重強調平反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錯案。孰料仍不能獲得諒解，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貴社及新聞出版局的審稿意見認為，《敢死隊》“內容個人色彩突出”，這倒是說得不錯的。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一信中說：“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而且應當是如此。”就個人經歷而言，我毫無疑問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敢肯定，一班“干校”“牛棚”的受難者，他們苦難程度，和我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我應該比他們更有資格來訴說那“十年浩劫”的真實歷史；而就個人信念而言，我是毛澤東思想的信奉者，堅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堅信知識分子必須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我敢肯定，我對文化大革命的體認，是一班“干校”“牛棚”的受難者說不出來的。我就是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為什么就不能獲得出版的機會呢？　　

你建議我“到別處看看”，那“別處”，莫非不在“出版署”的領導之下么？至于“出版署”領導不了的香港、臺灣，我又不想把這樣性質的《敢死隊》放在那里出版。看來只好先放一放了。　　

與我一生中經歷的挫折相比，《敢死隊》的受挫只能算是小焉哉耳。以我備受磨難形成的“無可無不可”心態相衡量，我又覺得《敢死隊》暫時不出也許是好事。因為我計劃寫作的人生磨難三部曲－－《敢死隊》、《高唐賦》與《稗海潮》，一是政治磨難史，一是感情磨難史，一是治學磨難史，它們是縱向平行、而不是前后銜接的，三者在內容上必然會有交叉。你在審稿提出《敢死隊》愛情用墨太少，就是因為我想把相關內容放在《高唐賦》中去寫的緣故。如果《敢死隊》先行出版，就完全定型了，即使發現有什么不妥，也無法糾正了；倒不如三書同時進行，最后統盤協調，反而會使風格保持一致。這豈不是壞事變成好事了么？　　

但是，事情還有另一個方面。我為《敢死隊》定下的目標是：保證它是“嚴肅記憶”，是即是，非即非；有則有，無則無。沒有粉飾，沒有想象，沒有推演。有的只是對材料的考訂，有序的安排，以便有效縷述事物演變的內在邏輯而已。但書中所寫的“是”和“非”究竟能不能成立，不僅要經受愛我者、是我者的認可，也要經受仇我者、非我者的反詰。可惜的是，“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敢死隊》表彰的愛我者、是我者，包括我四十年前的學生，亦多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而《敢死隊》要揭露的仇我者、非我者，一個月前已經去世了一位。我總希望《敢死隊》趁多數當事人在世時出版，以聽取他們的正面的或負面的反饋，這才顯示出公平和公正。然而，事與愿違，個人又有什么辦法呢？　　

馀不一一，祝　　

大安！　　

歐陽健　　

[email protected]　　

201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