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經濟的快速增長與“重慶模式”
自薄熙來調任重慶市委書記以來，團結市委“一班子”人，提出了建設“五個重慶”的非常有創意的目標，以務實的精神、惠民的決心、高效的手法，為民眾辦了一不列實事，受到了市民的認同與贊揚，前段時間的“打黑除惡”與“反腐倡廉”，全國人民看在眼里，記在心中，那只是“五個重慶”中的二項，建設：“平安重慶”和“宜居重慶”工作中的小部分。市民把他看成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讓民眾看到了毛主席的光輝重新在重慶大放光彩。
據悉重慶市經濟逆勢而上，GDP將達6000億元，增長為14.5％，人均GDP將突破3000美元大關。重慶市吸引外資為西部第一，此成績不容小噓，這些成就來源于“重慶模式”的誕生。
“重慶模式”名稱源于清 華大學 教授崔之元在中國經濟學會第八屆年會上一篇演講中提出來的，它有別于“廣東模式”、“深圳模式”、“溫州模式”或“浦東模式”。
何謂“重慶模式”呢？簡言之，有以下三個基本條件形成：
1、重慶直轄后帶上了大三峽庫區的“涪陵”、“萬州”、“黔江”等多是處于落后狀態的最廣大的農村區域，城鄉差距很大。
2、重慶是老工業基地，特別是“大三線建設”時期在交通不便的山區建了不少工業項目，可謂國企底子厚實，但是包袱沉重。
3、地處內陸，與沿海比較起來，交通不便就是最大的弱點了。
故 崔之元 教授概括起來是：
“大城市帶動大農村”；
“其經濟思維的核心是‘國企增值’與‘藏富于民’攜手并進”。
崔之元 教授對此評價說：
“國企改革的‘重慶模式’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性內涵，即‘國資增質’與‘藏富于民’可以兼顧，并不矛盾。”
對于上述評價我基本贊同，但對“藏富于民”這一點，我仍有一些不同看法。
在以薄熙來為首的重慶市領導班子有力地推進“五個重慶”的建設，的確是打造“重慶模式”的大實踐。他們不失時機地借助于中央在“全球經濟危機”的特殊時期提出并實施“拉動內需，改善民生”的政策與“五個重慶”建設結合起來惠及重慶人民，使老百姓的生活環境和生活待遇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目前還談不上已“藏富于民”，其他省市的情況也是如此。
只能說中央政府是在努力實施“藏富于民”的努力過程當中。對重慶而言，這種努力體現在大環境的改善，例如“平安重慶”建設使社會治安改善；“暢通重慶”建設使交通便捷有了改善；“宜居重慶”建設和“森林重慶”、“健康重慶”建設使居住環境空氣質量和居住條件有了改善；等等的確惠及了全民。
但“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現狀尚未遏制住，底層民眾的生活改善也很不均衡，占極大比例的民眾的口袋里仍缺錢，談不上拉升消費，故離“民富”生活水準還有很大距離。
只有把底層民眾的生活水準提高，讓他們口袋里有可用于其他消費的錢，那才叫“民富”。我曾說過，目前是《國富民窮》；也曾希望《把“干得多掙得少”轉換為“藏富于民”》（註）也提出了《關于改變“國富民窮”現狀的幾點建議》
例如：
“1、增加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減少民眾高等教育入學費用的支出，或者逐步提高義務教育的層次，這即能有效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水平，又減少民眾教育負擔，一舉兩得。
2、提高離退休人員的收入水平，特別是60年代和70年代老一輩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應加大增加的弧度，因為他們的退休金基數實在是太低了，他們為共和國的付出實再是太多而得到的又確很少，我為這部分老人呼吁，讓他們能享有與“富國”相稱的晚年吧！特別是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扶助力度應加大一些。
3、增加醫療保險的投入，像四川省汶川地震災害時黨和政府關切災民那樣，讓老人們能得到更多的關切與照顧。”
目前有個好消息是：中央擬提高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增加10％；不過這個10％的基數應全國統一，特別是內陸及貧困地區其基數本來就低，如以當地均數為基數那么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就會擴大而非縮小。另外建議此次增加的退休金對相對貧困落后的地區，就不要地方當局負擔，而由中央財政統一支出。
（註）http://blog.readnovel.com/blog/htm/do_showone/tid_41675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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