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們下面看看周恩來1957年關于民族發展問題的講話，雖然不長，但句句切中要害，而且對“改革”的服務對象以及方向方法都有明確的定義，真是和今天的改革精英們有天壤之別。
比如周恩來強調首先讓多數人幸福起來，“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數人幸福。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改革后的一個時候，上層分子不能象過去那樣生活便當，用錢也不那樣方便了。”注意，周用的是“幸福”二字，內涵深遠；而精英們強調“富裕”，并且是上層分子的富裕，比如“共產黨員要帶頭致富”“致富光榮”等等。精英借用了周恩來的措辭“改革”二字，但顛倒了內涵，并且利用周恩來的詞匯巧妙地忽悠了當年的左派們。精英的所謂改革完全開了歷史的倒車，把中國拉回到幾千年一成不變的生產模式和政治結構之中。
《周恩來選集（下卷）：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 1957，8，4》
“我們所說的社會改革，最根本的是經濟改革。為什么要改革？因為要建設社會主義，要人民生活富裕起來。要富裕就要有工業，一個民族沒有工業不可能富裕起來。因此，我們中國要工業化，沒有工業化，就不可能使生產發展。”
（齊婕雯按：周和精英都說“經濟”改革是最根本的，但周強調的是工業化，而精英呢？大家都看到了，強調的是小農經營化。真是天壤之別）
“而要工業化，就得首先在農業上實行改革，把農業上的封建制度、奴隸制度廢除。農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夠使農業經濟得到發展，才能有工業發展的基礎。農業能夠大量增產，才可能積累資金，才可能供給工業原料，才可能解放勞動力參加工業生產。只有建立起工業基地來，這個民族才有發展的基礎。所以每個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經過經濟改革。”
（齊婕雯按：周的工業化首先從政治結構下手，解決中國幾千年來農民一盤散沙沒有被有效組織起來的輪回弊病。而精英們剛好是解散農民，回到中國幾千年不變的小農生產中。）
“經濟改革分兩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如果不進行經濟改革，維持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多數的人民還是奴隸、農奴和封建制農民，生產力就不能夠解放。生產的東西大部分被剝削去了，勞動者本身還是窮困的，他們就不可能有增產的積極性。”
（齊婕雯按：周強調改革必須反剝削，而且強調勞動者必須首先富裕，否則就無積極性。而精英們后來的路線剛好相反。）
“我們要對現在還處在剝削者地位的兄弟民族上層分子說清楚這個問題：如果他放棄剝削，他所得到的好處，比反對這個改革所得到的要多得多；如果他抗拒改革，被群眾起來推翻了，他就得不到好處，或者得到的少了。如果他贊成改革，國家和政府會照顧他，群眾可以對他寬大些。”
“改革只是一個先后問題，緩急問題，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問題。不改革，民族就要貧窮。我們中國這個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層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
“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數人幸福。當然我們也要承認，改革后的一個時候，上層分子不能象過去那樣生活便當，用錢也不那樣方便了，因為收入是有一定數額的了。但是，前途是有保障了。將來工業更發展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也會更提高。這一點，我們要對所有兄弟民族的上層分子也講清楚。”
（齊婕雯按：周講的改革目的很明確，就是讓多數人富裕，使大家都“幸福”，而不是讓少數人剝削，產生鄧貴大之類淫官；而精英們的改革是讓少數人富裕并剝削多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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