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卻還沒有立——《讀書》三十周年雅聚沒有“暉黃”
《讀書》三十歲了，都說三十而立，但是《讀書》就像個失憶的孩子，曾經的十一年歷史被忘得干干凈凈，成長的記憶都不全，遑論“而立”。
話說今年四月份，京城金臺飯店群賢畢至，老少咸集，慶祝《讀書》三十周年，號稱“雅聚”。樊老板做東，從部委官員到雜志領導到大學教授，從創辦人到老作者到新起之秀，酒足飯飽之余自然要發些高論來應景，其間或是陳詞濫調或是心懷鬼胎，不一而足。但是，觥籌交錯中似乎少了兩位重要人物——前主編汪暉和黃平，不僅酒水沒有他們的，就連在編輯部編發的紀念文章里，兩位的名字也沒有出現。有意思的是，響徹文章的卻是吳國老繼續“解放思想”的呼喊，振聾發聵！思想解放來解放去，曾經的主編，深耕《讀書》十一年的主編就是在這種“解放”的氣氛下，被遺忘地干干凈凈。
《讀書》的“暉黃”時代，十一年間，我們看到了可喜的進步。在知識界發起的多次有價值的論戰，在思想史上的意義自有公斷；“長江學者風波”、“高家村風波”、直至最后的“換帥風波”，這些事件都一次次的證明《讀書》和汪暉在思想界的影響，顯示存在的價值。
都說《讀書》折射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大有在社會上釀成新思潮的勢頭。可是我們知道，一種新思潮并不是高喊幾種生吞活剝的主義，也不是在打打筆墨官司那么簡單。重要的是能否在困難問題來臨時，用自己堅持的主義來應付解決，自己親自踐行自己的信仰，這是對知識分子是否真誠的有效試驗。胡適悲觀的說過“多少負盛名的個人與機關，都因經不起這種試驗而令人失望”。不幸的是，最近的這次“雅聚”中，三十歲的《讀書》對自己前主編的遺忘又證明了胡適的悲觀。
《讀書》還是讓我們失望了，她沒有雅量來容納一位據說帶“新左”色彩的主編，甚至在其離任僅一年多以后就匆匆將其遺忘。不管他曾經寫過的“編后記”啟動了無數青年人的理想；不管他曾經動情的說過“在《讀書》工作十一年多，愛護這本雜志已經成為一種本能”。一位力圖“創造獨立思考的批判空間”的主編，在其被拋棄之后，所謂的“批判空間”馬上灰飛湮滅，甚至自己也難以容身。這是令人失望也是讓人難以容忍的。
忘掉汪暉已經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了，但是問題也許更嚴重。
如果《讀書》真能折射改革開放的話，對讀書的失望就要擴散到更高的層面上。此次“雅聚”向我們說明，新思潮終究沒有釀成，背后的所謂學者露出的市儈面目卻是令人不寒而栗！知識分子沒有為求知識的真誠，沒有釀成新思潮的理想，卻滿懷派系斗爭的齷鹺心理。
學者猶如此，改革何以堪，中國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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