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礙中國出大科技人才的原因主要在于崇洋迷外
[ 數學 ] 于2009-11-26 10:03:24
阻礙中國出大科技人才的原因主要在于崇洋迷外
有一種觀點，就是制度萬能論觀點，或者政策萬能論觀點，就是一旦有某件事情不大順利，就認為是制度問題，于是就去折騰那個制度，或者認為是政策問題，于是就去折騰那個政策。
當然，我不否認制度的重要性，政策的重要性。實際上從理工科思維的角度講，制度和政策都是特別重要的，極端重要的。但是，這是硬的東西，實的東西。但是，還有軟的東西，虛的東西，也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思維方式，對思維方式的大規模宣傳，等等。
例如，毛澤東就建立了許多制度，制訂過許多政策，這些制度和政策都很重要。但是，毛澤東務虛的事情，也相當重要，甚至有可能比制度和政策還重要。例如，毛澤東寫過一篇《反對本本主義》的文章，在共產黨內廣泛地宣傳，這種廣泛地宣傳，對中國共產黨從上到下的各級干部的思維方式的影響極大，可以認為，當時的中國，也可以認為除了中國共產黨內的一群人在毛澤東的宣傳下許多人接受了反對本本主義的思想，全體中國的共產黨之外的知識界，基本上都沒有接受這種思想。
要說到出大科學家，我認為，錢學森的意見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夠迷信。錢學森就認為中國目前的教育制度或者一系列的制度不利于人才的成長。但是在我看來，哪怕是很壞的制度，其實并不影響重要人才的成長，這一點從國外就可以看出來。
例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現的時候，他本人在德國，而德國正處于反動時期，愛因斯坦甚至不得不流落它鄉，但是，你仍然不能夠否認很壞的德國制度中也是可以出人才的，因此這在于思維方式，而不在于制度。
前蘇聯的制度是不是很死板僵化？但是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和第一次載人航天都出于那個地方，全人類最流行的AK-47步槍是蘇聯人發明的。可以認為前蘇聯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科學家集體。
那么，要說到教育制度，有的人崇拜美國制度，但是美國制度在全世界到處推行，別的許多國家照樣沒有大科學家出現。
就是說，大科技人才的出現是與制度無關的，或者，如果出了大科學人才，那也不要歸功于制度。舊中國很壞的制度，照樣能夠產生大科學家，照樣也能夠產生毛澤東。
既然如此，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出大科學家，也不要賴到制度上，就認為改革開放失敗什么的。
我認為，在出大科技人才方面，目前國內主要需要務的，倒是虛，而不是實。就是說，要注重思維方式的宣傳，主要是要有反對崇洋迷外的宣傳。我以為，在中國的科學技術界，最大的障礙，就是思維方式，就是崇洋迷外的這種思維方式。因此，不要在制度上做文章，如果不改變這種思維方式，無論什么樣的制度或者政策都出不了大人才。
錢學森為中國的科學技術作出了大貢獻，但是也不能夠迷信他的觀點，事實上他的觀點有的主觀上是好的，但是客觀上，他畢業于美國高校，他說的話贊賞美國的高校的創新精神，但是這又潛在地助長了崇拜美國，雖然這可能和他的主觀目標不一樣，但是人們會那么想的。
因為我是在國內科學技術界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所以我知道這一點，就是在中國的理工科學界，崇洋迷外的思想特別嚴重，這是中國出不了大的理工人才的特別重要的原因。這一點一般的非科學的管理干部不知道這一點，他們對于專業技術人員也是很迷信的，尤其是看到這些人寫的論文中有一些公式，就更加敬重了，其實，不過就是一些能寫公式的騙子而已。
而這個崇洋迷外的風氣，確實是很中國的。這也有它的原因，就是中國有很長的時期，科學技術是遠遠落后的，因此一學科學技術就學的外國的東西，就必須先是“拿來主義”，因此，一段時間的崇洋迷外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可以認為崇灃迷外時期是中國追趕西方的一個必經的特殊時期。
但是，如果要出大人才，要有和諾獎獲得者相當的人才，則崇洋迷外是肯定不行的。
中國的崇洋迷外的思想，應當是出自于李鴻章。這個人看到了外國洋槍洋炮，還有洋貨的厲害，因此產生崇洋迷外的思想，因此才有洋務運動。李鴻章為什么做了這么多賣國的事情？因為他特別崇拜外國，沒有把外國當成紙老虎。他和他的崇拜對象談判，就相當于一個粉絲和歌星談判那樣，當然只有喪權辱國。李鴻章說當時中國遇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這被許多老朽們夸贊，但這句話因為講的是中國，所以仍然是崇洋迷外。正確的說法，應當是“當時的全人類都處于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這就是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
中國人看到了手持洋槍洋炮的洋人，所以感到困惑，但是他們沒有搞清楚的是，這些手持洋槍洋炮的洋人，心中也是困惑的，也是稀里胡涂不明不白的。
正如現在的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那一提起洋人的經濟學家那都是崇拜得要死，以為他們都是明白人的，認為只有國內才需要轉變所謂觀念，國外的經濟學家就不需要轉變觀念似的。但是他們不清楚的是，美國的經濟學家，仍然是稀里胡涂不明不白的，仍然是面對金融危機束手無策的。
結果導致這么一種情況，美國的經濟學家們個個稀里胡涂，無法對應金融危機，卻多人獲得經濟學諾獎，而中國的經濟能夠逆勢而上，能夠救全世界，卻沒有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荒唐不？我想外國人可能也想在中國找來著，但是，發現中國的經濟學家個個崇拜美國，而且中國對付金融危機的辦法也沒有總結成象樣的理論，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
而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哪怕不是在文革時期，也有不斷地對國外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這種批判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負面的東西，有打雞血，有針麻，有針炙治聾啞，等等，但是正面的東西，就是思維方式不迷信外國人后，有雜交水稻，有日本人占了多年卻不知道地下有石油的大慶油田。也可能正面的和負面的東西必須同時出現的，你光想要好的也許不可能。因為創新的思想屬于變異，而變異并不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允許變異，就永遠沒有好的變異出現。
有沒有“反動學術權威”這種東西？要知道改革開放之后，在理工學界徹底停止了對“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有可能是在理工學界特別狂熱的崇洋迷外風氣有關系。
為什么當時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就沒有這種崇洋迷外傾向或者風氣？因為蘇聯在歷史上，甚至在沙皇時期，科學技術就是不差于各國的，比如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比如切比雪夫大數定律和切比雪夫濾波器，等等，隨便指出一兩項都足夠俄國人自豪的。而中國的確就沒有這種東西。因此蘇聯人就沒有要追趕國外的科學技術這種想法，他們率先就搞了載人航天。
但是，在中國就有許多教授不行，我和他們中的一些人談過話，那他們對于國外的各個科學家的成就，都是如數家珍，滔滔不絕地特別崇拜地談論著，崇拜得要死，都成了國外科學家的粉絲了，試想這種人還能夠有多大出息？
我這篇東西主要還是針對國內的理工科學的諸專家教授，都是崇洋迷外的厲害的人。所以他們都沒有多大出息。我可以從科學技術發展的角度，這樣形容他們，就是他們都是一些“啃雞脖子的專家”。我下面來說明我發明的這個術語“啃雞脖子”是什么意思。
在科學技術的任何領域，在某一段時間，都會出現一個新的學科，或者在一個學科出現一個大的主攻的或者流行的方向，這往往才是第一流科學家要搞的事情，第一流的科學家是專門提出新的學科或者新的主攻方向的。然后就是一大堆二流三流的科學家跟在屁股后頭寫一些拍馬屁的追捧文章，當然，不是說一篇文章中肉麻地吹捧對方，而是加入到對方提出的主攻方向中，研究一個小課題小心得，于是當然也就成了二三流科學家，用這種辦法獲得教授職位比較快。
那么，我在這里把一個新的學科，新的主攻新的流行，當作一只燒雞，而眾科學家則都是吃這只燒雞的人。是大家爭搶著吃，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呢？
當然是首先要搶雞腿上的肉，因為這里的肉又肥厚又容易吃，只管張大嘴咔嚓一口，就是一大堆肉，然后是雞胸脯的肉，吃到最后，肉已經不多了，但是，在雞脖子的眾多骨頭里，還有一些特別微小的一絲絲的肉，但是如果要把這一絲絲的肉給弄出來，需要相當的難度，要有高超的技巧，要想盡一切辦法來把那一丁點肉給挑出來，但是營養呢？其實是不多的，我這里比做那個科研成果的用處其實是不大的，真正有用處的東西，那就是大腿上的肉。
也就是說，第一流的科學家，想出的東西原本是很簡單的，是在大學的本科的課堂上就很容易給學生們講清楚的。那個牛頓力學的三定律，給中學生講都很容易讓他們弄明白。這就是雞大腿的肉。
例如，大數學家希爾伯特就敢提出一個空間叫“希爾伯特空間”，如果你看過希爾伯特空間的定義，那簡單得不成話，一般的研究生你給它一說就懂。因此，提出一個希爾伯特空間，就是拎出一支燒雞。而且希爾伯特這個人就永遠留在科學史的重要人物的名單中了。那么，有沒有一個中國人，比如說張三，提出一個“張三空間”，他們不敢，他們想到這一點兩腿都會發軟，認為自己“不夠資格”。
因此，給出一個希爾伯特空間的定義，就是拎出了一只燒雞，然后就是眾多數學家寫有關這個空間的一些定理，當然一開始都是簡單的定理，而簡單的定理才是重要的，才是有用的，容易被別人引用的，因此，就是吃雞大腿。然后就沒有容易的證明的定理了，再要證明的定理就有一些難度了，這就是其它地方的肉了，而到了最后主要的肉都被吃光了，甚至雞脖子外圍的皮和肉也都被人吃了，因此仍然就有中國數學家，能夠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從那個已經看似無肉的脖子處的里面的某個地方總算又弄出了極小一絲肉，這種高難度的表演讓他獲得了教授的職務，但是，那一絲肉其實也沒有多大營養，或者說，其實沒有什么用處。
那么，雞脖子要不要啃，當然也要有人啃，有一絲肉沒有弄出來那也是一種浪費。但是我是認為，國內啃雞脖子專家也太多了一些。而真正能夠拎出一只燒雞來，讓外國人都來搶著吃，這種事情還沒有多少，甚至可以認為沒有。
當然，如果一個中國的教授確實有啃雞脖子的能力，那還算是有學問的，更有根本連啃雞脖子的能力也沒有，但拎出一只燒雞的能力也沒有，完全是靠造假和抄襲當的教授，這樣的人也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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