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精英”不費吹灰之力解決了“錢學森之問”

不服氣？人家的邏輯嚴密著呢——“教育擔待不起‘培養’杰出人才的全部責任”、“教育不能夠扭轉乾坤”——我又沒說不負責任，只說“擔待不起全部責任”、“不能夠扭轉乾坤”，這話誰能說有錯？

然而恰恰正是這“毫無錯誤”的話把“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個大問題悄悄消滅于無形——教育不能扭轉乾坤，別人就能扭轉乾坤？教育擔待不起，別人就擔待得起？教育不擔待，別人就擔待？教育沒責任，別人就有責任？教育沒轍，別人就有轍？轉了一圈，“老虎吃天——沒處下嘴”：你錯我錯大家都錯；你有責我有責大家都有責；你管不了我管不了大家都管不了——不說沒錯，就是不說具體誰的錯；不說不該做，就是不說具體該怎么做；不說不負責，就是不說具體誰負責……結果：“培養杰出人才”的問題誰也解決不了，誰也不必負實際責，最后不了了之——這才是最關鍵的結果：把“錢學森之問”變成沒有實際結論、沒有實際結果、沒有實際措施的筆墨官司口舌扯皮，除了空談什么也做不成。

光推卸了責任、化解了指責、把問題弄成不了了之的扯皮還算不得高手，因為這不能徹底消除人們心頭“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個大疙瘩。

真正的高手不僅善于推卸責任，而且更善于變被動為主動。北大“精英”不愧為“精英”，一著釜底抽薪就徹底解決了一切詰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也許并不需要太多錢學森這樣特別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們對下一個時代的要求。”“我們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經濟，主要是農民，包括農民工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把經濟推上去的”——“高，實在是高”：不僅義正詞嚴，而且理直氣壯——出不出人才、出什么人才、不出什么人才是時代的需要，誰能說不對？什么樣的時代需要什么樣的人才：英雄的時代需要英雄；狗熊的時代需要狗熊；龜兒子的時代需要龜兒子；王八蛋的時代需要王八蛋。毛澤東時代需要錢學森，“特別是”時代需要的是符合“勞動密集型市場經濟”需要的“農民工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需要的不是杰出人才而是杰出奴才；不是才子、學子、人子而是戲子、騙子、龜兒子。在這種時代培養錢學森這樣的杰出人才是逆時代需要，說輕了叫“不懂市場規律”，說重了叫“反動”。

在這樣的時代，錢學森早過時了，盡管表面風光，實際早“下崗”了（雖然表面上很體面）。別看有些人一口一個“錢老”客氣得要命，而實際當真尊重錢學森、當真把錢老當杰出人才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第十四條規定：

下列人士逝世，下半旗志哀：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杰出貢獻的人；
（四）對世界和平或者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杰出貢獻的人。
發生特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志哀。
依照本條第一款（三）、（四）項和第二款的規定下半旗，由國務院決定。
依照本條規定下半旗的日期和場所，由國家成立的治喪機構或者國務院決定。

《國旗法》關于下半旗志哀的規定非常明確，沒有任何附加先決條件，如：沒有規定必須要跟國葬聯系在一起，沒有規定必須征得家屬同意，沒有規定必須尊重家屬意愿，等等。換句話說，只要符合《國旗法》第十四條規定的人去世，就必須無條件降半旗志哀，否則就是違法。

如果承認錢學森是杰出人才，承認錢學森的對中國的歷史貢獻，那就必然承認錢老符合《國旗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是“（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杰出貢獻的人”，必然根據《國旗法》，舉國為錢老下半旗志哀。

而實際呢？根本沒有按照《國旗法》為錢老下半旗志哀。顯然《國旗法》規定負責具體實施的國務院不承認錢學森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杰出貢獻的人”，更不承認錢學森是時代需要的杰出人才——如果承認錢學森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杰出貢獻的人”、是時代需要的杰出人才，那拒不執行《國旗法》、不為錢老下半旗志哀這一行為本身豈不證明國務院帶頭犯法？豈不證明所謂“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加強法制”等等全是騙人的鬼話？豈不向全世界宣稱所謂憲法、法律全是一文不值的廢紙？豈不全國老百姓公開宣告所謂遵紀守法全是忽悠人的鬧劇，自己根本不打算執行？可見所謂“錢老去世，我心情特別不好”、“錢老是我的老師，我們是忘年交。我非常懷念他。這些天，我一直在翻閱往日與他的通信和寫的日記”、“他的每一句話我都能聽懂，我還給他當‘翻譯’……”之類口口聲聲推心置腹全是演戲；全是“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騙出一個體制來”的時代特色；全是“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腳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王熙鳳本色。

錢學森都沒資格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杰出貢獻的人”和杰出人才，那誰還有資格？連錢學森都不符合時代需要，那還需要什么“錢學森之問”？

“用兵之道，攻心為上”。“心病還需心藥醫”。北大“精英”一句“時代不需要”就徹底解決了“錢學森之問”：不是我沒本事吃到葡萄，而是葡萄酸。不是我沒本事培養出杰出人才，而是時代不需要。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

北大“精英”的本事不僅僅表現在徹底推卸掉責任、忽悠得人們認同不需要錢學森這樣的杰出人才，而且表現在能反守為攻倒打一耙，證明自己不但無過，而且有功：

——中國青年報：難道不需要一個引領者嗎？

——王義遒：當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領導人和經濟創業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創造這樣一個時代。

看看，中國現在需要的不是錢學森，而是“農民工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外加“政治領導人和經濟創業者”——這可絕對是北大的拿手強項：“學者型官員”和“ 學者型買辦、商人、民營企業家”。繞了半天，中國培養不出錢學森那樣的杰出人才原來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有北大這樣官僚買辦資本家的批生產專業戶才是最符合時代需要——北大“精英”不愧精英，一個“四兩撥千鈞”，嘴皮子輕輕一動就把讓人深思的“錢學森之問”變成了北大“精英”自我標榜、自我表現吹噓的宣傳廣告——厲害不厲害？

在這種情況下，為“錢學森之問”絞盡腦汁，為“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而爭論不已的死腦筋們，可笑不可笑？
=======================================
黎陽聲明：本人放棄對此文的版權。只要不違背本文主旨，任何人均可轉貼，可散發，可抄襲，可復制，可被冒名頂替，可被任何媒體拿去用，可被任何人引用到任何文章中且不寫出引文出處，本人分文不取。

附錄：北大原副校長：現今不需太多錢老般杰出人才

來源：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

2009/11/11

接到錢老離世的消息時，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教授正在從哈爾濱趕往北京的飛機上。一路沉默的他，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幾行字，“他(錢學森)有遺憾：我們沒有出更多像他這樣的杰出人才”。但是，“教育擔待不起‘培養’杰出人才的全部責任。他期待一個時代，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后來，他把這篇文章以《錢老走了，呼喚一個時代！》的題目在博客上發表，點擊量已過11萬。

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

中國青年報：錢老晚年時最大的擔心，就是中國創新人才培養問題。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王義遒：這不全是教育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的問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也許并不需要太多錢學森這樣特別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們對下一個時代的要求。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經濟發展在世界都是一個奇跡，但我們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經濟，主要是農民，包括農民工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把經濟推上去的。

中國青年報：難道不需要一個引領者嗎？

王義遒：當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領導人和經濟創業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創造這樣一個時代。

解放后有段時間，中國發展非常快，“兩彈一星”上天，大家都歸功于西南聯大教育，說西南聯大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對這問題還有另一種看法。西南聯大的教育確實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這批畢業生成才時，正好是新中國成立，國家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需要人，這些人就都成了領軍人物。這就是當時的形勢要求。所以我的觀點是，不要著急，形勢到了，人才自然會應時而生。

中國青年報：那要等到什么時候？

王義遒：我們現在迫切需要一個新的時代。我想，再過20年，局面會有很大變化，會產生更多杰出人才。我們現在的經濟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經濟轉型就要有比較多的創造性的東西，整個國家發展都需要創新。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咱們現在的科技創新人才有多少能夠處在世界前沿？

王義遒：可能還是比較少。我們在世界頂尖的領域里，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恐怕是整個氛圍和環境的問題。現在不斷有海外人才引進來，但目前的學術環境不改變，可能很難讓他們自由地發揮長處。很多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實際上也是從歐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們在美國就能夠生根發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過來，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中國青年報：在這樣的大形勢下，教育還能有什么作為嗎？

王義遒：教育不能夠扭轉乾坤，但并不是說教育沒責任。我覺得現在高校里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就是行政權力遠遠大于學術權力。我管事的時候，要去找一個人來做院長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難，他們覺得干這種事情對學術會有妨礙。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學者都很愿意當官，因為只有當官才有特權和資源，有自己的項目、經費、場地和人員。這種風氣如果延續，學校將來就非常危險。

我還有一個憂慮。2002年從學校的學術委員崗位退下來之后，我給他們的一句話就是：北大千萬不要出“武大郎開店”。就是說，一個院長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難引進水平更高的人。我覺得現在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我們國家現在都是單位所有制，人才很難自由流通，這都是問題。一個好的時代應能讓每個人的潛能、優勢充分發揮出來。“人盡其才”，這是我的理想。

中國青年報：我們要怎樣做，才能讓人才的潛能充分發揮？

王義遒：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改變人才的單位所有制。人身的單位依附，會使人缺乏流動性，成為單位功利的工具，不能發揮自己的潛能和優勢。在人才單位所有制的情況下，還要防止“武大郎開店”的情況。一個人成才有兩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個是還得有人賞識。現在搞科研的人比較多，競爭過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內斗”很厲害，誰想出來很困難。就好像一筐螃蟹，誰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鉗子會把它拽下來。

中國青年報：您曾跟我們談到，當年錢學森就是被當時清華物理學院的葉企孫教授發現、賞識，并給予了特殊培養。

王義遒：葉企孫教授確實能識才，但也不能說現在就沒有識才的人。他們那時候一個班不超過14個人，老師當然了解學生。現在的教授手下有幾十上百個學生，怎么還能保持一種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一點是，師生間要互相了解，教師要讓學生不僅僅是學，還要有機會做實際的研究工作。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讓他們能夠開闊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們現在就是束縛太多。我并不覺得中國人創造力不行，胡思亂想的人還是很多的。搞科學研究要有一點胡思亂想的精神。我接到過好多來信，比如說想推翻相對論、發明永動機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歲了，還在研究這些問題。你會覺得比較可惜，他們確實有一些想法，但基礎太差，想的東西沒有科學根據或早就是人家解決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中國青年報：那些基礎扎實、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會這樣胡思亂想了？

王義遒：現在教育確實有這個問題—越學得多，就越不想了，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對科學都沒有興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對全民進行一種科學素養教育。現在整個民族的科學訓練是不足的。

中國青年報：要怎么去做？

王義遒：評價一個民族素質的重要標準，就是看這個民族有沒有理性思維。我就提倡對文科生進行科學思維訓練，比如開一些數學、物理和生物的課程，把邏輯訓練滲透到這些課里面。還可以專開邏輯課，但我擔心不一定開得好，如果只講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論，就變成邏輯知識灌輸了。這也是我們教育的一個大問題——很多問題我們都把它變成了知識，其實應該是一種能力訓練。

中國青年報：最后請您說說，您心目中老一輩知識分子是什么樣的形象？

王義遒：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終“以天下為己任”。我覺得錢學森身上最寶貴的精神也是這一點。把愛國、“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跟科學、不斷追求未知的興趣融為一體，這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點。只可惜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正在喪失這種精神。這一點我們需要覺醒。

黎陽先生的觀點確實有失偏頗，過于激憤了
能賺錢算否杰出人才？

　　杰出人才及其成果的產生，需要兩個基本要素：1、個人的素質、興趣、意志與實踐中堅韌不拔、持之以恒的刻苦鉆研、努力奮斗；2、正確的發展方向或選題以避免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只要具備了這兩個條件，想不出人才及成果都不可能。這就是杰出人才及其成果的形成規律。

　　而反觀中國現在的現實，急功近利、實用主義、拜金主義第一，“貓論”成為各行各業的神圣圭臬！而這些東西都是與杰出人才規律背道而馳的東西，如何能夠培養出杰出人才？不過，如果英雄不問出處，認定能賺錢也是杰出人才的話，那現在的杰出人才則比比皆是----貪污腐敗、化公為私、空手套白狼，平地暴富，隨處都能扒拉一堆！

　　毛澤東時代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卻人才濟濟、英雄輩出，為什么？因為那是一個理想主義至上、人人可為理想獻身的時代，至少首先滿足了出人才（主要是自然科學人才）的客觀規律中的條件１！再加上選題正確－－也是時代的需要，兩彈一星等杰出科技人才與成果自然也就應運而生了。

　　所以，王義遒的觀點比較切合現在的實際，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這個金錢至上的時代，不需要不會賺錢的人才，所以，只能產生摟錢圣手----貪污腐敗從百萬級、千萬級已經上升到億萬級了！數十億的貪污腐敗也早已不是新聞了！而胡潤百富榜上的“摟錢發家圣手”們，那一個是僅僅真正靠自己的辛勤勞動致富的呢？難道這些都不是時代造就的“杰出人才”嗎？

　　因此黎陽先生的觀點確實有失偏頗，過于激憤了。

[ 6:1217 ] yiwen(秦.村.白.花) - 18:28:43 11/15/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