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迫切需要一個新時代！

——我舉雙手贊成北大原副校長王義遒先生的觀點

郭春孚

有一些無知者，在輿論的誤導下，開始對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教授口誅筆伐，我看了后心急如焚——王義遒先生的話是無比正確的，他是站在了中國教育的制高點上談教育，是站在時代的前沿談教育，他的話是大實話，是科學的論斷，是時代的精華，是中國教育的最高智慧，是世界最新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

理由如下：

一，錢學森的遺憾，也是王義遒的遺憾。

接到錢老離世的消息后，王義遒教授在飛機上寫下了這樣幾行字，“他(錢學森)有遺憾:我們沒有出更多像他這樣的杰出人才。”而且隨后他還充滿深情地寫了《錢老走了，呼喚一個時代！》，這就說明王義遒教授是非常理解錢老的，不僅對錢老取得享譽中外的業績十分欽佩，而且對錢老的諸多觀點都是十分贊成的。

因此，錢學森的遺憾，也是王義遒的遺憾。在對中國當代教育的失敗方面的認知，他與錢老是相同的。

二，教育的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承載所有的社會責任。

王義遒教授說：“教育擔待不起‘培養’杰出人才的全部責任。”是的，教育只能起傳播知識、啟迪智慧、教化美德的基礎作用，是人才成長的搖籃。教育可以培養人才，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培養出一些庸才、廢才，這不是教育的錯誤。

一個人能不能成為杰出人才，至少要有三個條件：一個是要有淵博的知識，二是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三是要有用武之地。一個人有可能成為杰出人才，但你不用他，他就是廢才，而且由于受到多種條件的限制，他的才能得不到充分發揮，就可能蛻化為庸才。

培養杰出人才，教育是有責任的，但教育只能起基礎作用，教育只是一個人成才的搖籃，而不是成才的全部指望。教育不可能為一個人成為杰出人才創造和提供所有的條件。比如說，小布什、克林頓、希拉里等都畢業于耶魯大學，但從耶魯大學畢業的學生很多，不可能都成為美國的領導人。湖南師范學校培養出了毛澤東、蔡和森等幾位杰出人才，但從湖南師范學校畢業的學生很多，同期畢業的也是一批，而不是幾個，為什么他們都沉入人海之中了呢？杰出人才的產生需要許多條件。沒有個人的不懈努力，沒有個人的拼命付出，沒有實踐的強化鍛煉，沒有可發揮自己才能的機會，沒有時代的巨大激活，沒有適宜的社會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杰出人才的。

王義遒教授說：“現在不斷有海外人才引進來，但目前的學術環境不改變，可能很難讓他們自由地發揮長處。很多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實際上也是從歐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們在美國就能夠生根發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過來，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教育不是萬能的，就像母親一樣，可以生孩子，但生下來后，孩子成不成才，雖然母親有責任，但她擔待不起全部責任。

三，時代造就杰出人才，而這個時代是平的。

王義遒教授說：“解放后有段時間，中國發展非常快，‘兩彈一星’上天，大家都歸功于西南聯大教育，說西南聯大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對這問題還有另一種看法。西南聯大的教育確實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這批畢業生成才時，正好是新中國成立，國家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需要人，這些人就都成了領軍人物。這就是當時的形勢要求。所以我的觀點是，不要著急，形勢到了，人才自然會應時而生。”難道這不是事實嗎？

毛澤東說，時勢造英雄。為什么清末至民國時期，中國涌現出那么多杰出人才，就是因為時代需要，時代呼喚，時代催生出來的。

現在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呢？人們都想發財致富，一切向錢看，金錢至上，這樣的時代需要的是“政治領導人和經濟創業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經濟發展在世界都是一個奇跡，但我們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經濟，主要是農民，包括農民工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把經濟推上去的。”“普通老百姓就能創造這樣一個時代。”

“教育不能夠扭轉乾坤，但并不是說教育沒責任。”王義遒先生說，“我覺得現在高校里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就是行政權力遠遠大于學術權力。我管事的時候，要去找一個人來做院長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難，他們覺得干這種事情對學術會有妨礙。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學者都很愿意當官，因為只有當官才有特權和資源，有自己的項目、經費、場地和人員。這種風氣如果延續，學校將來就非常危險。”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大多數人都對金錢和權力具有濃厚興趣，興趣過大，遠遠大于做學問，大得讓人害怕，甚至只對金錢和權力感興趣，為了錢和權不擇手段，能出杰出人才嗎？

王義遒教授說：“他(錢學森)期待一個時代，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這也是王義遒教授的期待啊！而且也是大多數有志之士、有識之士的期待啊！王義遒教授說出了多少人的心里話、多少人心中的渴望？

四，中國的教育體制存在嚴重弊端，不利于培養杰出人才。

王義遒教授說：“評價一個民族素質的重要標準，就是看這個民族有沒有理性思維。我就提倡對文科生進行科學思維訓練，比如開一些數學、物理和生物的課程，把邏輯訓練滲透到這些課里面。還可以專開邏輯課，但我擔心不一定開得好，如果只講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論，就變成邏輯知識灌輸了。這也是我們教育的一個大問題——很多問題我們都把它變成了知識，其實應該是一種能力訓練。”

我上大學時，哲學老師講課只講一些干條條，連一句解釋的話都不會說，更不會舉例子。上邏輯課，老師越講越糊涂，幾次掛在黑字板上，講不下去了，只好說下次再講。工作12年后，我又考入文學研究班，但教授給我們講課仍然在念書，眼睛盯著天花板，不看學生。

王義遒教授說：“我還有一個憂慮。2002年從學校的學術委員崗位退下來之后，我給他們的一句話就是:北大千萬不要出‘武大郎開店’。就是說，一個院長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難引進水平更高的人。我覺得現在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我們國家現在都是單位所有制，人才很難自由流通，這都是問題。一個好的時代應能讓每個人的潛能、優勢充分發揮出來。‘人盡其才’，這是我的理想。”人盡其才也是古人的理想，是所有有理想的知識分子的理想。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讓他們能夠開闊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們現在就是束縛太多。我并不覺得中國人創造力不行，胡思亂想的人還是很多的。搞科學研究要有一點胡思亂想的精神。我接到過好多來信，比如說想推翻相對論、發明永動機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歲了，還在研究這些問題。你會覺得比較可惜，他們確實有一些想法，但基礎太差，想的東西沒有科學根據或早就是人家解決了的，但自己不知道。”王義遒教授說，“現在教育確實有這個問題—越學得多，就越不想了，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對科學都沒有興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對全民進行一種科學素養教育。現在整個民族的科學訓練是不足的。”

我們的一些家庭成員、單位同事和領導經常把一些喜歡和習慣“胡思亂想”的人看成瘋子，甚至送進精神病院給洗腦。把最正常的人看成瘋子，把正常人逼成“瘋子”，甚至把上訪的人強制送進精神病院，這就是我們的時代。難道中國真有那么多瘋子嗎？

而有一些不學無術的人，不擇手段當了官，發了財，腦滿腸肥，不思進取，卻對想問題的人、想做事的人倍加欺凌，搞得他們不干不行，干多了也不行，無所適從，只能做奴隸，將一些“聰明人”逼成了“哈叭狗”。
　  學生考試抄襲，教授抄論文，混錢混官為目的。

這樣的教育體制能培養出杰出人才？

五，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太自私了，自私自利的人成不了杰出人才。

王義遒教授說:“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終‘以天下為己任’。我覺得錢學森身上最寶貴的精神也是這一點。把愛國、‘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跟科學、不斷追求未知的興趣融為一體，這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點。只可惜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正在喪失這種精神。這一點我們需要覺醒。”

中國有多少考試能手，但有幾個創業能手？更有幾個甘愿放棄一切優厚待遇，為人民幸福、為民族復興、為國家強盛去努力拼搏？我的中學同學有一些考入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全國著名大學，可他們卻熱衷于賺錢、當官，有的竟然做了商人或給外企當領班。而那些僅考上中專、大專、成人教育學院的同學，甚至考不上大學的同學，則多數熱衷于當官，最有能耐的也僅當了個科長、處長，但有了點權后就削尖腦袋撈錢，成了眼睛朝天的富人。

有許多青年追求出國，有的中學生就出國讀書，不少所謂的尖子生在讀過研究生、博士生后，想盡辦法往國外跑，致使中國成了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人才后院、人才培養基地和人才蓄水池。

這是為什么嗎？撇開他們的個人因素不談，從社會大環境找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在國內得不到重用，沒有用武之地，也不如在國外掙錢多。王義遒先生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改變人才的單位所有制。人身的單位依附，會使人缺乏流動性，成為單位功利的工具，不能發揮自己的潛能和優勢。在人才單位所有制的情況下，還要防止‘武大郎開店’的情況。一個人成才有兩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個是還得有人賞識。現在搞科研的人比較多，競爭過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內斗’很厲害，誰想出來很困難。就好像一筐螃蟹，誰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鉗子會把它拽下來。”中國有才的人大多數都是螃蟹，沒有合作精神、互助精神、競賽精神，沒有優秀的團隊精神、拼搏精神、吃苦精神、奉獻精神、大公精神，有的甚至信仰叢林法則，沒有道德，沒有人性，變成了反人性、反人類、反祖國、反民族、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反動派。這樣的人怎么能成為杰出人才？

中國不僅創立了大同理論，而且在5000年歷史中得到了長足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第一個來源就是中國傳統的大同文明，第二個才是馬列主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為公”，“以天下為己任”，等等家喻戶曉的、膾炙人口的名言，為多少仁人志士所信奉，并終生為之實踐。而現在的知識分子卻將金錢和權力看成命根子，以做老板、當大官為榮，自私自利，喪失了高貴品質、崇高理想和高尚精神，怎么能成為杰出人才？

人們的普遍低級化、深度庸俗化，是這個時代造成的，主要原因是庸俗主義、實用主義、拜金主義、官僚主義等非社會主義思想理論以及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價值觀成為主流意識造成的。資本主義文明也有許多好的、比較好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但我們對這些好的東西沒有學到多少，卻被自身的錯誤思想和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打垮了。

王義遒教授說：“有故事，有傳奇，有幻想，就有大師，就有杰出人才！我們需要這樣一個時代！”

我舉雙手贊成王義遒先生的觀點，同時作一點補充：我們需要一個自由、民主、合作、拼搏、奉獻的時代，而不是束縛、獨斷、內斗、享樂、自私的時代。我們需要一個符合人性的時代，而不是反人性的時代。金錢至上、權力至上的時代產生不了杰出人才，這個時代該結束了。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中國的崛起，為了子孫萬代的幸福，我們一定要締造一個人才輩出的新時代！

“不顯山、不露水”，是一種韜晦之策，中國人就是要顯山露水，爭做杰出人才。這個時代再過十幾年后就會到來！

附文：

《鳳凰網》等不良媒體將此文標題改為《原北大副校長：現今不需太多錢學森般杰出人才》，進行炒作，發動對王義遒先生的攻擊。

教育不能扭轉乾坤，但不是說教育沒責任

　　接到錢老離世的消息時，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教授正在從哈爾濱趕往北京的飛機上。一路沉默的他，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幾行字，“他(錢學森)有遺憾：我們沒有出更多像他這樣的杰出人才”。但是，“教育擔待不起‘培養’杰出人才的全部責任。他期待一個時代，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后來，他把這篇文章以《錢老走了，呼喚一個時代！》的題目在博客上發表，點擊量已過11萬。

　　中國青年報：錢老晚年時最大的擔心，就是中國創新人才培養問題。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王義遒：這不全是教育的問題，而是一個時代的問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也許并不需要太多錢學森這樣特別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們對下一個時代的要求。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經濟發展在世界都是一個奇跡，但我們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經濟，主要是農民，包括農民工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把經濟推上去的。

　　中國青年報：難道不需要一個引領者嗎？

　　王義遒：當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領導人和經濟創業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創造這樣一個時代。

　　解放后有段時間，中國發展非常快，“兩彈一星”上天，大家都歸功于西南聯大教育，說西南聯大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對這問題還有另一種看法。西南聯大的教育確實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這批畢業生成才時，正好是新中國成立，國家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需要人，這些人就都成了領軍人物。這就是當時的形勢要求。所以我的觀點是，不要著急，形勢到了，人才自然會應時而生。

　　中國青年報：那要等到什么時候？

　　王義遒：我們現在迫切需要一個新的時代。我想，再過20年，局面會有很大變化，會產生更多杰出人才。我們現在的經濟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經濟轉型就要有比較多的創造性的東西，整個國家發展都需要創新。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咱們現在的科技創新人才有多少能夠處在世界前沿？

　　王義遒：可能還是比較少。我們在世界頂尖的領域里，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恐怕是整個氛圍和環境的問題。現在不斷有海外人才引進來，但目前的學術環境不改變，可能很難讓他們自由地發揮長處。很多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實際上也是從歐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們在美國就能夠生根發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過來，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中國青年報：在這樣的大形勢下，教育還能有什么作為嗎？

　　王義遒：教育不能夠扭轉乾坤，但并不是說教育沒責任。我覺得現在高校里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現象，就是行政權力遠遠大于學術權力。我管事的時候，要去找一個人來做院長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難，他們覺得干這種事情對學術會有妨礙。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學者都很愿意當官，因為只有當官才有特權和資源，有自己的項目、經費、場地和人員。這種風氣如果延續，學校將來就非常危險。

　　我還有一個憂慮。2002年從學校的學術委員崗位退下來之后，我給他們的一句話就是：北大千萬不要出“武大郎開店”。就是說，一個院長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難引進水平更高的人。我覺得現在這種現象不是個別的。我們國家現在都是單位所有制，人才很難自由流通，這都是問題。一個好的時代應能讓每個人的潛能、優勢充分發揮出來。“人盡其才”，這是我的理想。

　　中國青年報：我們要怎樣做，才能讓人才的潛能充分發揮？

　　王義遒：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改變人才的單位所有制。人身的單位依附，會使人缺乏流動性，成為單位功利的工具，不能發揮自己的潛能和優勢。在人才單位所有制的情況下，還要防止“武大郎開店”的情況。一個人成才有兩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個是還得有人賞識。現在搞科研的人比較多，競爭過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內斗”很厲害，誰想出來很困難。就好像一筐螃蟹，誰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鉗子會把它拽下來。

　　中國青年報：您曾跟我們談到，當年錢學森就是被當時清華物理學院的葉企孫教授發現、賞識，并給予了特殊培養。

　　王義遒：葉企孫教授確實能識才，但也不能說現在就沒有識才的人。他們那時候一個班不超過14個人，老師當然了解學生。現在的教授手下有幾十上百個學生，怎么還能保持一種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現在最重要的一點是，師生間要互相了解，教師要讓學生不僅僅是學，還要有機會做實際的研究工作。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讓他們能夠開闊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們現在就是束縛太多。我并不覺得中國人創造力不行，胡思亂想的人還是很多的。搞科學研究要有一點胡思亂想的精神。我接到過好多來信，比如說想推翻相對論、發明永動機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歲了，還在研究這些問題。你會覺得比較可惜，他們確實有一些想法，但基礎太差，想的東西沒有科學根據或早就是人家解決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中國青年報：那些基礎扎實、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會這樣胡思亂想了？

　　王義遒：現在教育確實有這個問題—越學得多，就越不想了，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對科學都沒有興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對全民進行一種科學素養教育。現在整個民族的科學訓練是不足的。

　　中國青年報：要怎么去做？

　　王義遒：評價一個民族素質的重要標準，就是看這個民族有沒有理性思維。我就提倡對文科生進行科學思維訓練，比如開一些數學、物理和生物的課程，把邏輯訓練滲透到這些課里面。還可以專開邏輯課，但我擔心不一定開得好，如果只講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論，就變成邏輯知識灌輸了。這也是我們教育的一個大問題——很多問題我們都把它變成了知識，其實應該是一種能力訓練。

　　中國青年報：最后請您說說，您心目中老一輩知識分子是什么樣的形象？

　　王義遒：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終“以天下為己任”。我覺得錢學森身上最寶貴的精神也是這一點。把愛國、“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跟科學、不斷追求未知的興趣融為一體，這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點。只可惜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正在喪失這種精神。這一點我們需要覺醒。（記者 黃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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