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西安作風與毛澤東的延安作風

　　昨晚看到了林偉網友所作的《蔣介石為啥被毛澤東在延安的住處震驚?》一文，其中有這樣一些話：

　　【蔣介石一生中唯一一次到過延安。作為國民黨軍的最高統帥，他是以占領者的姿態進入共產黨人的“巢穴”，這一事件在國民黨方面看來極具象征意義。(　2009年10月16日　《文匯讀書周報》)

　　報道稱，第二天一大早，蔣介石開始在延安城里轉悠。沒有人知道他此時此刻的感受。在棗園，蔣介石終于看見了他的對手毛澤東曾經住過的那間窯洞，與當地農民的窯洞沒有任何區別，門窗是沒有油漆過的陳舊的木頭做的，窯洞內墻面剝落，靠窗的那張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簡陋的床也是榆木釘起來的。窯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樹，樹下有個石凳，還有架紡線的紡車。隨從告訴他，這間窯洞的旁邊和下面，是周恩來、朱德和劉少奇等人的窯洞，這些窯洞無論外觀還是內設都是一樣的。盡管從一九二七年國共決裂開始，蔣介石就知道共產黨人已被逼進了山林和鄉村;特別是一九三四年，國民黨軍通過五次大規模的“圍剿”占領了共產黨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們千里萬里地走向中國西部人煙稀少的地帶之后，毛澤東與他的部隊面臨危境、身處絕境的情報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可是，此時，面對破敗的延安小城和這些近乎原始的窯洞，蔣介石還是感到十分震驚。他無法想象毛澤東何以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保持著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揮著他的軍隊在全國的戰場上與政府軍對抗，并且能在這樣的桌子上把文章寫得既尖銳犀利而又文采飛揚。

　　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蔣介石到延安的住所和“行頭”。報道說，接到蔣介石要來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來。飛機在西安與延安之間往來多次，洋瓷臉盆、澡盆、馬桶、沙發、鋼絲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廚師等等一應俱全地被運抵貧苦的延安。　八月七日上午　，“美齡號”專機在延安簡易機場塵土飛揚的跑道上降落，蔣介石被安排住進延安最好的邊區外交賓館里。】

　　但特別使我感興趣的，還是該文中的這段話：

　　【我想，這里不需要我再花費筆墨來述說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延安的住所之別和“行頭”之差，但這卻讓我想起了毛澤東在延安時說過的一句話：“我們要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

　　毛澤東是否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呢?這雖然已為世人所共知，但我卻還是想向大家提供這樣一個史實，以茲進一步的證明：

　　1931年，9.18事件暴發，身在新加坡的陳嘉庚坐臥難安，馬上主持召開了新加坡僑民大會，致電國際聯盟和美國總統，要求履行國際公約，制止日本侵略。同時，積極組織僑民慕捐，據統計，當時陳嘉庚每年要為中國抗戰提供三分之一的戰費。

　　抗戰到了1940年，海外華僑非常關心國內情況，但又無法了解。于是當年3月，陳嘉庚率華僑慰勞團回國，慰問前線的戰斗部隊、傷兵和戰爭難民。

　　陳嘉庚在重慶的日子里，蔣介石的黨政機關對他招待極為周到，恭維至極。陳嘉庚清楚的記得蔣介石在重慶接見他時，陪席的都是中央級大員。同時也領略了蔣介石的威風。當門口傳令長官喊一聲“蔣委員長到”時，在場者肅然起立，畢恭畢敬，連大氣都不敢出。等到蔣介石進來，衛兵為其卸去大氅，蔣揮手示“請”大家才小心入席，正襟危坐，有如大臣朝見皇帝一般。

　　但他并不為這些表面現象所蒙蔽和陶醉，而是自己用眼看，用耳聽。于是他發現所聽言詞下面掩蓋著奢侈、腐敗，達官貴人花天酒地，揮金如土，連行政院長孔祥熙都開起賓館酒店，而監察院卻不過問。再說，大街上男著長衫馬褂，滿清制服猶存;女則唇紅口丹，高跟旗袍;酒樓茶館林立，賓客盈門，汽車如流水，用油免計核，路燈整日亮，管理乏精神，等等。足見這戰時的首都虛浮乏實，沒有一項稍感滿意之事，與全國艱苦抗戰極不相稱。

　　是年　5月30日　，陳嘉庚到了延安。　6月1日　，陳嘉庚第一次跟毛澤東見面，遠遠就望見毛澤東在窯洞門口迎候。二人相見，熱烈握手，互致問候。進得洞內，只見墻上掛一地圖，陳設簡單，僅十幾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個舊式鄉村民用木桌而已。晚餐時就把一張圓桌放在小方凳上，鋪上幾張白紙就行了。餐桌上最貴的菜就是一碗雞湯，還是村民聽說毛澤東有貴客來了，主動把還在下蛋的母雞殺了送來的。

　　在延安陳嘉庚除和毛澤東交談外，還和朱德、肖勁光等領導人交談。他還親自走上街頭，深入市場，察看中共及邊區政府政策執行情況。他發現路邊大小商店絕大多數都是私人開的，與政府官員無關，政府抽稅很輕很少。大街上沒有長袍馬褂、唇紅口丹者穿行，也沒看見女子纏足者，男女衣著也較好，過往行人皆洋溢著昂揚奮發之精神，也沒有發現城內有無謂的應酬及奢侈、浮華而浪費的交際。

　　陳嘉庚還從各基層交談中了解到，邊區農民土地不沒收，而且賦稅很輕，一畝地最多要7斤半糧，其他捐稅一概沒有。部隊自己種地種菜，既保證軍糧供應，又減輕農民負擔。邊區政治良好，無失業游民，無盜賊乞丐，縣長都是民選，對官吏貪污者都予以嚴懲。他觀察男女間的關系，發現男女行蹤往來，坐談起居，自然有序，一切正常，如有互相戀愛，可自由結婚，只向政府有關部門簽押注冊即可。

　　在與毛澤東的多次會見中，一些看似是小事但實則折射出了毛澤東的高尚品格，引起了陳嘉庚的注意和驚奇。一次，他和毛澤東在談話，一些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學生走過來，不敬禮便坐，并參加談話，絕無拘束。而毛澤東也毫不介意。還有一次，他在毛澤東辦公室和毛澤東談話，總司令部內的人都參加，頃刻席間坐滿。有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凳上毛澤東身邊略有空隙，便塞身坐下。毛澤東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軀移開點，以便讓他坐得更舒適些。還有一次，他發現毛澤東和國民黨的一小科長相談許久，至深夜方回。

　　陳嘉庚總共在延安只停留了8天，但就是這一趟，讓他懂得中華民族的救星在延安。于是，他的政治信念也發生了改變，從擁蔣派變為擁共派。

　　我想，從這一段史實中，世人不僅能夠非常清晰地區別什么是“延安作風”，什么是“西安作風”，并且更明白了“延安作風”其所以能夠打敗“西安作風”的真正原因。難道這個真正的原因，不就是延安作風是對中華民族的靈魂、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最樸素最全面的體現么?

　　聯想到一些年來，我們的一些高級官員，雖然在口頭上有時也喊一下“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但在實際上卻嚴重脫離廣大工農民眾、海吃海喝、窮奢極欲、燈紅酒綠、官商勾結、巧取豪奪，甚至公然踐踏憲法、縱容私有制、縱容剝削與壓迫、造成血汗工廠林立，并且已經讓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已經把原本為主人翁的工農大眾打成了弱勢群體。請問，他們哪里還具有絲毫的延安作風?他們與蔣介石還有什么兩樣?更令人難以思意的是，他們竟公然將竭力吹捧蔣介石的人樹為理論標兵。

　　由上所述，我想作這樣的分析：

　　如果說延安作風使陳嘉庚深受感動，從擁蔣派變為擁共派，這是史實;如果說延安作風曾經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創業的大批堅強骨干，并且曾經激勵了中國一代人，這也是史實;但如果說蔣介石被他在延安看到的一幕所震驚，我卻有點不大相信。這是因為，一個人或一批人能否被延安作風所感動、所激勵、所震驚，這是由他們的內在品質所決定的，如果他們的心中還有中國工農大眾的位置，那么，則他們是容易被感動、被激勵、被震驚的，而像蔣介石和一些已經背離工農大眾的高級官員那樣，豈是延安作風所能感動、激勵與震驚得了的?這難道不是已經被歷史所證明、并且又在繼續被現實證明著嗎?誰見過或聽說過上述那些胡作非為的高級官員給人民道過歉?難道還至望在他們心上的延安作風回歸么?連憲法都敢踐踏，連《共產黨宣言》都敢背叛的那些人，難道還可以姑息遷就嗎?然而，奇怪的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這些人的罪惡至今卻并未得到那怕是最起碼的查處。

　　由此，我突然想到，假如蔣介石還活著，他也許會這樣感嘆：還是我的西安作風打敗了毛澤東的延安作風啊!

　　秦川牛

　　200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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