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事件之我見
2008年6月28日貴州省甕安縣因對一名女學生死因鑒定結果不滿，引發不明真相的群眾沖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少數不法分子趁機打砸辦公室，并點火焚燒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 2009年6月20日 湖北省石首市發生了因酒店廚師非正常死亡而導致數萬群眾圍觀、道路被堵塞事件。少數不法分子借機制造事端，在停放尸體的酒店內縱火滋事，并煽動一些圍觀群眾，襲擊前來滅火的消防戰士和公安民警，導致多名警察受傷，多部消防車輛和警車被砸壞。 2009年7月24日 ，吉林通鋼集團通化鋼鐵股份公司發生一起群體性事件。部分職工因不滿企業重組而在通鋼廠區內聚集上訪，反對河北建龍集團對通鋼集團進行增資擴股，一度造成工廠內7個高爐停產，建龍集團派駐通化鋼鐵股份公司總經理陳國軍被毆打，不治身亡。
群起事件近年呈逐年增加的趨勢，據報道這樣性質的群起事件年發案率已達數萬起。為什么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群起事件會頻發呢？為什么往往一件普通小事卻會讓成百、上千甚至逾萬人參入，從而引發這么嚴重的后果呢？令人深思。
一、 信仰問題。過去我們國家理直氣壯的宣稱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的最終目標。宣傳媒體、各級黨政機關都積極宣傳和發動人民群眾學習“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工作重點轉移后，社會主義變成了“特色”的，共產主義是寫在黨章里的，共產主義對于年輕人幾乎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經濟發展、GDP是超越一切的指標。毛澤東思想很少提了，信仰淡化缺失。現在用什么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一些理論本身就沒有自成體系，其中心思想都可以從毛澤東思想那里找到依據，而且表述的遠不及毛澤東精辟。人們現在信什么呢？是不是有點信仰缺失。一個人沒有信仰等于沒有靈魂，一個國家沒有信仰呢？如果一個國家信仰缺失、沒有一種能將全國統一凝聚起來的思想，又會是一種什么后果呢？
二、人民的地位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組成部分。它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的成果，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決定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社會地位，政權的基礎是人民大眾。
改革開放后人民群眾在我們政權中處于什么地位？現在政權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什么？是有產階級還是最廣泛的人民大眾呢？被逐步邊緣化了大眾，還會是依靠力量嗎？政府和人民大眾的關系實際上又是什么關系呢？階級的重新產生會不會引發新的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
三、社會丑惡現象死灰復燃。建國以后，毛澤東采取果斷措施，迅速取締、消滅了娼妓、毒品、社會黑惡勢力。到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時間，這些社會丑惡現象已經絕跡。但現在幾乎一夜之間死灰復燃。這些丑惡的東西，敗壞了社會風氣，毒害了人們的心身健康，破壞了許多家庭的和諧幸福，特別社會黑惡勢力本身就是社會和諧的不穩定因素，許多群起事件都會有黑惡勢力的身影，他們成了推波助瀾的急先鋒。在農村有很多這樣人的在掌權，如果黑惡勢力和權利沆瀣一氣相勾連，它的后果將更加嚴重，普通百姓恐怕只有敢怒而不敢言了。
四、龐大的失地農民和下崗工人。企業改制、私有化造成的幾千萬工人下崗；各類開發區、房地產開發形成的農村“圈地”和城市“拆遷”，致使農民失去了世代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沒有了土地他們怎么生存，土地補償費只能解決當前只需，以后怎么辦？強行拆遷引發的矛盾更是比比皆是。這些失地農民和下崗工人絕不是一個小數目，這些弱勢群體的存在會不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呢？
五、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在理論上講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是為人民服務的，改革開放前，共產黨在努力實踐。那個時候干部和群眾是平等的，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是一條基本的原則，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經濟上也相差不多，毛澤東的工資也只有404元。那個時候生活雖然艱苦，但人們心理平衡，心情舒暢。 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開放也帶來了許多不健康的東西，新產生的有產階級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干部腐敗、司法腐敗等等，干部在處理占地、拆遷等敏感問題的時候往往站在企業（實際是資產階級）一邊，無形中和群眾形成對立。個別司法干部在處理案件時，收受賄賂徇私枉法，致使許多百姓有冤無處訴。這些都腐蝕、侵蝕著原本和諧的黨群、干群關系。人們對政府心存怨恨失去信任，對那些腐敗干部深惡疼絕。這些問題不解決很容易激化矛盾。這可能也是產生群體事件的最重要的原因。
六、 社會財富分配不公。改革開放后，“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等都發生著微妙變化，私人資產、資本，特別是官僚權利資本的產生，更使生產資料公有制名存實亡，資產收益已占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勞動力成為了商品，創造的剩余價值大部成為私有資產。國有企業的老總們年薪動輒幾十萬，甚至百萬以上，還有看不到的灰色收入。一個企業職工的年收入才多少呢？這個差別能體現按勞分配原則嗎？還有一些壟斷和特殊行業的收入，也是高的驚人。電業等行業的職工，就是個收電費的，年薪也10萬左右(包括獎金等)。據報道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的月工資大部分在40萬左右，高的近50萬，有些地方臺的主持人的商業性收入更是多的驚人，湖南臺的李湘商業性年收入竟達3000余萬，善良的人們敢想嗎？這是否也體現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呢？中央電視臺是國有單位，各種收費扣除費用都應該是國有資產收益，員工工資也應該有個工資帽吧，怎么能沒原則的都分掉呢？這和集體私分國有資產還有本質的區別嗎？對于這樣一種分配體制和制度，社會的公平從何談起，我們的理論工作者還能理直氣壯的說“我們的社會是人人平等”的嗎？我們的國家領導人還能對廣大工人說“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嗎？對于這樣的分配制度怎能讓人心里平衡，如果大多數人都心存不滿，這個社會會和諧嗎？
七、政府對基層的控制松散。在農村土地分配到戶以后，過去的最基層單位生產隊已經消亡，特別取消提留和土地稅以后，農戶和村民委員會的關系已相當松散，加上農民工的進城等因素，政府對農村的掌控已經弱化。在城市，企業職工已變成單純的勞動力，思想教育，思想上要求進步等已成為過去，社區居委會沒有強有力的權威，居民小區的業主委員會大多數有名無實。城鄉這樣的基層組織，連信息互通都成為問題，更不用說讓他們化解矛盾，應對突發事件了。矛盾往往平時都隱藏著，遇到誘因就爆發，這是不是也是發生群體事件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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